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亨利·阿尔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处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科学的发展使这个时代的物质现实与之前的时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试图为这个时代的崭新的物质现实创造出合适的外交思想。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指出，科学和思想的进步实际上是范式（Paradigm）的替换过程,当旧的范式不能解释新的事实时,那些更有解释力的范式就取而代之。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在人类发展上，科学的进步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多的物质能力，而思想的发展则帮助我们了解如何驾驭这些物质能力。但科学与思想并不总是同步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它们往往交替领先。在有些历史时期，人类思想的进步超越了科学的发展，于是人们苦于物质的匮乏；而在另一些时候，科学的进步超过了思想的发展，于是人们困于过剩物质力量带来的纷争。无论是科学落后还是思想落后，都会造成世界的动荡。比如印刷术导致的信息与知识的传播速度与广度的革命，“就导致了两个世纪的动荡岁月，因为人类的观念以及政治和宗教机构需要时间来吸收由此产生的变化”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imon Schuster Inc,1970p327。在我们所处的人类历史的这个短暂片段上，科学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理论，突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科学的这一进步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并第一次拥有了“过剩的能源”。从此，外交思想的核心不再是追求更多的物质力量，而是“如何巧妙审慎地利用它们”\[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而与此同时，人类技术能力的另一个侧面——通讯技术，又将人类交换思想的物理障碍一一清除。基辛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知识和政治开始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相比印刷术的发明，范围更广泛，演变更迅速”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imon Schuster Inc,2001p328。旧的思想范式已不能解释原子能和现代通讯技术下新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基本变量已经改变，无论是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实的国际政治理论，这些发生在核武器与新通讯技术时代之前的理论对今天的国际政治的解释能力和借鉴意义都是有限的。于是，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应运而生。基辛格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从一个外围的学者，得以走向战略决策的中心地带，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他以《核武器与外交政策》、《选择的必要》、《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等理论著作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基于核时代新的人类社会现实的外交思想。
但是，目前国内外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将基辛格视作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却鲜有学术文章论述或证明为什么将基辛格外交思想视为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完全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认知框架来理解基辛格的外交思想。这种认知方法一直面对着三个方面的困境：
第一，仅用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框架是否合适。基辛格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一位国际政治学者，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研讨班的组织者、《融合》（Confluence）季刊编辑（1952年）；195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历任讲师（1954年）、终身副教授（1959年）和终身教授（1962年）。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实践者。1969年1月—1975年11月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9月—1977年1月任美国第56任国务卿。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美国陆军970反情报部队中士，在德国执行任务。鉴于基辛格学者与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与罗伯特·基欧汉、肯尼思·沃尔兹等职业教授不同，基辛格的志趣并不在于形成精致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而是指导外交实践。他的外交思想虽然缺乏学术意义上的系统化，却也从未囿于纯学术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之内。更进一步，基辛格深刻认识到，增加绝对实力是政治家的任务，不是外交家的特长。外交的本质就是发挥对对方意志的影响。作为一个外交实践者，他无法改变短期内美国的物质性实力，只能在观念层面发挥创造力（不论是在自身还是在对手身上）。鉴于以上基辛格身份的复杂性，用纯学术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解读基辛格，是否会遗漏甚至误读他的外交思想的某些重要部分？
第二，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仅用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分析基辛格的外交思想，那么其思想是否囿于物质本体论。国际关系理论界几次著名的论战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硬核是其物质性本体论。而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囿于物质权力内核的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这就凸显出一种内在的矛盾——为何基辛格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都突破了物质本体论，而更加注重观念的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并展现出某些观念本体论思想的特点（如建构主义）。
第三，再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将基辛格视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那么为什么他的外交实践却并不追求现实主义强调的物质权力的优势——基辛格在任职期间着力推动美苏缓和。又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推动从越南撤军……他的诸多外交行动的重点并不在于削弱对手的物质能力，而在于建构新的博弈规则或是改变对手的意志。离开政府后，基辛格又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做出了与典型的现实主义学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截然不同的判断。
基于以上困惑，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基辛格撰写的战略理论的原始著作中，重新阅读并分析他的观点，对基辛格外交思想的许多现有评价进行再思考，试图完成三个任务：
第一，对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在国际关系理论光谱中的相对位置进行更为精确的校准；
第二，尝试着寻找基辛格宏大的战略构想中贯穿始终的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主线，以此编织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有机体系；
第三，将以上结论带入基辛格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加以检验。
通过完成以上三个任务，本书尝试着探索基辛格外交思想中无法完全用现实主义理论概括的更为复杂和深刻的一面。
本书的现实意义：本书虽然是侧重于对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理论层面的研究，却对今天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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