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精巧的解释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该解释由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扩展，他认为贫穷的国家是主要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生产者，在与工业国家的贸易中遭受持续的痛苦。农业和原材料产业产生出超出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劳动驱逐（labor-expelling）。制造业及类似行业产生的劳动者比他们要求的要少——这就是劳动吸收（labor-absorbing）。因此，作为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者的贫穷国家，有一个持久的劳动剩余。工资以及相关的价格，被劳动剩余和相关的将劳动驱逐到工业中的需要压低了。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的工资，成本和价格因为吸纳劳动的需要——从农业和其他初级生产中吸纳——而被抬高了。 此处是普雷维什博士的论文的节略形式。想知道详细的陈述，请看他的著作Towards a Dynamic Development Policy for Latin America New York: The United Nations，1963,第78页。针对这些情况，人们可能还会加入市场结构的差异化因素——在众多的、不同的、弱的农业工序同源于通用汽车、壳牌、杜邦、雀巢的地位和其他工业国家特有的强大的寡头垄断力量的差异。 这是我在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书中第9章提出的理由。这些差异因素解释和延续了贫穷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
这一总体上范围更广的理由有其优点，笔者稍后会指出。被贫穷制造的人群维持着贫穷的均衡。任何部分的逃避导致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这就阻止了进一步的改善。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是没有理由认为基本食品及原材料的生产者会处于劣势，注定是贫困的。证据可以再次显示这一点。作为初级产品（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煤炭、木浆）生产者，美国和加拿大是超群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是非常突出的。正是这些富裕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占据了食品和同类产品的国际贸易的最大份额。如果因为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一个伐木国或者淡水输送国——而将该国归属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美国，正如我经常主张的，在很大程度上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典型的一个。
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可能有点极端——贫穷是人类最有影响且最巨大的苦难。它是更多的痛苦的起源——包括饥饿、疾病、国内冲突和战争本身。过去30年，在富裕国家内部和富裕国家之间，一直处于极为和平的状态。在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富裕国家中，极少有人死于国内冲突。根本没有人死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富裕国家之间的冲突，或这些国家和那些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贫穷国家内部和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普遍和广泛致命的，而且这种冲突还在继续。
然而，对于引起冲突的贫困，我们看到目前还没有给出什么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有过多的解释，每个解释表面上是有说服力的，每个解释都显得自信满满，它们因为解释不了的问题而令人注目。在司空见惯的解释中，例外通常胜过了规则。如果疟疾、天花、肺结核、梅毒这种种疾病被诊断为贫困的原因，那么人们将不会愿意冒险治疗。我们必须看到，如果我们能找到贫困的解释——看起来更合理的，前后一致的一组解释——这些解释比目前如此随意提出的这些解释更说得通，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进一步仔细观察智力的和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塑造了目前我们得出过的与原因有关的假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人类社会贫困原因的讨论相对较少，补救的办法也非常之少。因为殖民地世界无权要求自治，因此在其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它也没有很高的要求。独立，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个令人专注得多的问题。诸如国家领导人圣雄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通常认为：一旦独立目标达成后，其他的一切都将按部就班地进行。而贫困，则一如既往地否认人民的话语权。穷人和文盲，通常会保持沉默，也适于保持沉默。
确实，列宁以及后来的J A霍布森，看到了印度、中国和非洲的贫困，是富裕的先进工业国家的对照。发达国家的人民，包括贸易联盟的成员，骑在殖民地或附属世界的贫困群众的背上。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公认的经济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态度和指导所认可。马尔萨斯谈到了人口增长的贫困压力，但他主要关注的是欧洲的情况。人们完全同意，一些国家自然就是贫困的，另一些国家自然就是不健康的。当然也有例外，我在后文将会谈到，这些例外是为了将问题排除在外。但它们只是总体趋势的唯一例外。
在哈里S 杜鲁门总统新任期开始的1949年，他承诺美国现在到了实施他的第四点提案（Point IV）的时候，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许诺用美国的技术资源和成果向世界上不富裕的人民提供帮助。这是马歇尔计划的一个直接的结果，该计划此时慷慨许诺帮助恢复欧洲的经济。这里有一项改进，有别于资本援助，技术援助看起来以廉价得多的方式保证技术的进步。在1949年的最初几周，我在美国国务院委员会（State Department Committee）任职。该委员会试图使总统的承诺令人满意，因为往往之前和之后，有关意向的言辞会超过行动设计的规划。很少有商业意见比这更松散的了。当时，并没有相关官员或外部专家，对于贫穷国家引进某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技术援助能够取得成效持有相反的或者强烈的看法。我们也几乎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对贫困的委婉说法，例如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那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保罗 H 尼采（Paul H Nitze）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赢得了有影响力的和有预见的“冷战斗士”的声誉）转而认为，在用公共行动的方式以切实可行的办法减轻贫穷国家的贫困这一点上，他们给总统提供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建议。更多墨守成规的官员则用得体的方式很快同意他的观点。我那时感到，若不是因为总统坚定的承诺，以及此时公众更多的自发性反应，这些持负面意见的人将会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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