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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真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其中很多谈话都是在只有几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能够记录下来实在珍贵！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这本书以绝对忠于原貌的、极具现场感的、第一手的记录材料，为一部党史诞生的整个历程提供了最为客观生动、具体而微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价值绝对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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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
中共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延安整风、七大、三年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八九……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
这是一本绝对忠于原貌的、极具现场感的、第一手的珍贵记录材料，也是一本佐证文章和注释丰富的综合性著作。看完此书，编者不禁一叹：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往日所熟习的党史观点是这样讨论成形的，具体而微。相信读者诸君读完后亦会大有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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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金冲及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主编图书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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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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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1
一 编写任务的提出 001
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 023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上） 041
四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下） 115
五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本书出版 169
六 举行出版座谈会 201
附录 211
附录一 胡乔木：写党史要有三个新的态度 213
胡乔木：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党史的若干问题 237
胡乔木：关于《毛泽东思想概论》 247
附录二 胡绳：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 253
附录三 金冲及：忆胡绳同志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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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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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
3月8日的会议以后，胡乔木抓得很紧，立刻要党史研究室先草拟出一个比较简明的党史编写大纲来。4月20日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送给他。他先是边看边提了些具体意见。看完后，谈了一段比较长的话。
胡乔木：写这本书，事情比较大，最好请力群、胡绳同志一起开个会。现在的提纲，好些提法值得推敲。要提出一个能够贯穿 70 年的思想。考虑到当前要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抄老本子就可以做到。不要想得太简单了，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你看这个提纲，脉络线索怎么贯穿得下来？在八、九章之间，什么反对苏联大国主义、文艺问题，接下来就是“文革”，怎么接得下来呢？经络不通，怎么能写得下去？事情就这么多，但是要把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不容易。不仅思想上要理出个头绪，写出来要使人读得下去。写得有条有理，不容易。实际上在八大以后，党内是有两个指导方针（注：从他前后多次讲话来看，他不是指领导集体内有两批人，各有一个方针。而是指领导集体内、甚至同一个人头脑里存在着两个思路、两种趋向，起伏不定。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一会儿正确，一会儿错误。胡绳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到“文革”时错误的思想占了上风，就出了大漏子。）当然话怎么说，要考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写这本书不容易，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不行。就拿对现在的十年来说，提纲中也缺少一个清醒的客观的看法，比如为什么经济过热的问题搞了这么久？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没有一个说法，那为什么要搞治理整顿呢？提纲里一点暗示也没有。各章都有一个从何说起的问题。
对历史要有一个观察点。你发表评论，要有一个思路。当然，历史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很曲折。你回顾的时候，要找到一个脉络，才能笼罩全书，才有这么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这不是一个人能够简单说清楚的。对问题的认识，要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改革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处理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在探索中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发生过什么问题？新的体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拿出个完整的东西来，总是会有许多矛盾。要有研究，有探讨的气氛。
这个提纲的前面（注：指建国前部分），还比较容易写。下篇，我不一定能在离开北京以前谈，有些还要反复考虑。70 年要贯穿一个思想，就是中国要搞革命，要搞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怎么结合起来要进行探索，要靠中国人自己来了解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下正确的决心。这中间会碰到各种挫折，但是我们党还是总结了教训。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部书要有这么一个思路。
要使人看了觉得有新意，要说清楚发展的脉络。不是像搭七巧板那样，拼起来就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要克服当面的敌人，又受到很多的压力。70 年后还是如此，压力的中心有变化。但党没有屈服过。革命的理论，建设的理论，总要在实践中发展的。我们今天搞的社会主义和 70 年前建党时想的很不一样。那时，也不可能什么都想清楚。实际上，马、列想的前后也有很大改变。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为什么能够搞成功，站得住？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罗列事实，没有思想。一直到现在，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别的路可走。
是不是送力群、胡绳同志看看。可以先送。条理显得不清楚，看不出主要要写什么。问题主要在后面。
小平同志讲 1957 年以前，毛主席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20 年犯了“左”的错误。一方面是“左”倾，一方面又有抵制“左”倾。“文革”前有一个时期，发生严重困难，毛主席认识到有错误。八字方针（注：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执行了一段，经济有恢复；另外一面，七千人大会以后的十中全会又强调阶级斗争。虽然说不要妨碍工作，但慢慢地还是没有法子。到 1966 年初就搞不下去了。到“文革”中，叙述里有“斗、批、改”，“批林批孔”，不能就这样做标题。要有一个分析性的叙述。
十年改革开放，正面的是一步步地发展。中间又发生过哪些问题？改革是艰巨的事情，是一次革命，需要探索。经济过热与体制有关。急于求成的思想也有体制方面的问题。权力分散了，地方企业都搞短期行为，觉得这里有利可图。政治上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有反对反自由化的。改革是坚定不移的，当然里面同革命时一样，也有些曲折。我们坚持改革，同时治理整顿，才经得住去年那样的风浪。现在的提纲还看不出这个思路。写党史 70 年，是要统一全党思想，这是个很大的事。
当天下午胡乔木向胡绳说：眼看写《七十年》时间很紧张，我很着急。《历史决议》的叙述比较简单。看了提纲，觉得要写好这本书很不容易。书要写得有分量，要照顾大局，还要有点分析。要使人看了后觉得是内行人说的，是懂得情况的人说的。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胡乔木又找了几个人去（我也去了），比较系统地谈了他的意见。
胡乔木：商量一件事，明年是党的 70 周年，党史研究室准备写一本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昨天，沙健孙送来提纲。写出提纲来，不等于把书写好。从提纲中可以看出，由六个同志集体讨论，搞了两天。我看完以后，从提纲的题目看，感觉思路不清楚，条理不清楚。
思路不清楚，比如“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一波同志的书里说了，这是人为的高潮。1955 年下半年，从组织原则上讲就不合适。三次会议，第一次决定放慢，第二次会议就批判了。（注：指批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右倾”）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情况怎么能几个月就忽然变了？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也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这是举例来说。
1957 年以前，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批判邓子恢，就很难说是集体决定的。这样的事情，以前还有。比如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没有任何调查、讨论，就定他是反革命。毛主席写按语，把胡风所说三年后文艺界的状况可以改变，说成胡风是在讲三年后蒋介石会反攻大陆。这件事的过程，我没有参与。周扬原来送去的按语，毛主席重写了。要周扬研究，交中央讨论。我提出过这个问题，说这类问题究竟怎样论述。还有潘汉年的问题也没有讨论，说是内奸。发展到 1955 年，形成了影响全党、全国人民。合作化本来决定要放慢，一下变成要加快。这么大的变化，是影响几万万人的大事。
这个提纲中，“文革”中间的“斗、批、改”运动呀，“批林批孔”运动呀，不能这样写。是有这么回事，但是不能照用这个提法。再就是要结合老干部，提是“犯走资派错误的人”，这是可以的。实际上是在一月夺权后不同的造反派集团发展成武斗，破坏得很厉害，所以认为还是要结合老干部，成立革委会，这是真正的转变，有实质性的。
以后林彪事件发生了，本来应该批极左，批林扯上了批孔，就莫名其妙。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是滑稽的，把林彪和孔子并列是荒谬的。这时毛主席批孔是怎么扯出来的？还是江青他们利用他从前的几句话？本来林彪叛逃事件可以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转机，像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前本来也是一个转机。但毛主席不肯放弃他原来的想法。本来林彪事件的发生说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问题。他那么信任的“副统帅”，立在党章上的，这样的人反对毛主席，彻底暴露了“文革”毫无意义。这本来是一个转机，而说林彪是极右。事实上说林彪“左”也好，右也好，是没有意义的，他完全是一个阴谋家。
毛主席不是后来才发现“四人帮”也是阴谋家，所以才提出“三要三不要”（注：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已经感到这个党经过“文化大革命”，党“分裂”了，“阴谋诡计”盛行了，所谓反修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毛主席没有那么糊涂，还是要依靠老干部、国务院、邓小平，但他仍陷于不可解脱的矛盾中。既然要用邓小平，就是承认“文革”这一套不行了。可是，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到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党哪怕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党内真正革命的力量、健康的力量，经受住了艰苦条件的考验，还是坚持下来了。党的历史，就是要写明这个东西。当然，毛主席仍有他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虽然有“文革”，党没有垮，因为有毛主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毛主席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遇到最根本的问题，无论在外交问题上，包括是否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上，他还是明白的。
从提纲看起来，这是一方面。对于历史上一些说法，不能全盘接受。那样，写不出党的历史。另外方面，1966 年前这一段，提纲上在“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底下接着写“文化领域的‘左’倾发展”。这两件事怎么能摆在一起？书怎么能这样写？下面又是“四个现代化”。这样的写法，使人看不懂。就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面是“政治思想文化的调整”，这方面有什么好说的？“八字方针”作为通俗用语是可以的，在正式的著作中最好少用这种很难懂的话。
“国民经济调整”这是一大段，然后“左”倾的东西又来干扰了。八大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它，犯了错误，要纠正，又犯错误，错误更大。然后试图回到八大来，当然历史已经变化了。总是这么个趋势，在党内还是很强有力的。两种趋势，结果“左”的倾向还是要起来。这根本上可以说是历史的、盲目的惯性，还是要靠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先是要搞“大跃进”，不行了，又抓阶级斗争，但还是用搞群众运动那套做法。开始的时候，抓阶级斗争还说不要干扰调整经济；后来又变了。这一部分是历史原因，还有林彪、江青之类在乘机制造矛盾。这段历史相当错综复杂。怎么写？得理出一个头绪来，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的十年，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的提纲，最大的关键在 1984 年至 1985 年。这里面没有表现。这样的思路怎么能写好《七十年》？ 1984 年已经发现了问题，又来软着陆。写提纲的人，对党的历史没有清楚的认识，就匆忙地堆上一些名词和表面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思路。这个水平都没有，怎么能写好呢？
对党的历史的脉络，胡绳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这些错误，一方面是要搞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像《哥达纲领批判》设想的两个阶段。实践证明那还差得很远。《哥达纲领批判》得出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权利”，列宁也讲得很模糊，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社会主义要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个认识过程是很困难的。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这样想过，斯大林还是这样。赫鲁晓夫尽管批了斯大林，还是说是要很快搞成共产主义。毛主席也说中国可能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思想然后发展到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
改革开放十年来，这一点肯定下来了。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怎么搞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怎么结合，还是个很困难的题目。尽管有这么多困难，但是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在发展，国家整个经济情况还是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都是革命的成果。不是革命，不可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
所以一本书要理出一个思路，很不容易。我今天和你们商量，要用很大力量写这个东西。明年非拿出来不可。这里会有很多困难。这件事怎么安排？这本书宁可篇幅不那么大，但它的思想要是清楚的，条理是读者能接受的。要把这样繁难复杂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不能满足于历史问题决议。那是个骨架。现在写要有很多的历史事实，具体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经济的变化，来充分地证明它。书怎么结构，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有了提纲，可以议论、批评、修改，比一无所有好。
薄老讲，文献研究室和党史研究室还是要通力合作。还可以有什么人参加这个工作？跟胡绳研究一下。现在只能重新安排，哪些工作可以推迟、放慢。现在也很难从什么地方找出些天兵天将来，也许还有没有发现的写作力量。
1990年8月27日，胡乔木又找几个人谈了一次，胡绳、邓力群也参加了。
胡乔木前几次的谈话，主要是讲为什么需要编写一部简明的中共党史，以及看了党史研究室初拟《提纲》后的意见。后来已经写出一部分初稿。这一次，他比较系统地谈了应该怎样
来写一部简明中共党史。
我当时的印象，胡乔木本来是准备由他自己来主持编写这部书的。多次有关会议和谈话都由他主持；编写提纲的初稿先是送给他看，他再嘱咐也送给邓力群、胡绳看。胡绳最初并没有为此找我们谈过写这本书的事。我的记录中，他第一次召集我们谈这件事，是这年11月9日，并且一开始就说：写这本书，我有点力不从心。看来，那时才刚刚明确要他担任《七十年》的主编。
后来看到胡绳写的《胡乔木和党史工作》中有一段话：“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0年下半年集中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准备把它作为党史简本，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70周年。胡乔木同志很支持这个做法，还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为此他在1990年8月27日约了几位有关的同志讨论这事。但是，由于健康状况，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这里说得很清楚，胡乔木本来“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胡乔木是在这年9月确诊患有前列腺癌的。那正是他“约了几位有关的同志讨论此事”后没有多久。而胡绳日记中，10月30日前没有提到过《七十年》的事，以后就详细记录了《七十年》的编写过程。这也说明他是在此时才明确要任《七十年》的主编了。
胡乔木：要写一部 70 年的历史，如果平铺直叙，像老的党史写法一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因为这个稿子一方面要对党的历史做总结性的回顾，有所肯定，有评价，有批评；另一方面，要答复青年中间一些重要的跟党史有关的思想上的问题和一些错误的、歪曲的看法。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像讲课一样，讲一堂，灌一堂。写一本小册子，要使人看了，对中国党的历史有一个新的理解。今天回顾起来，70 年以前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同时成立的党有很多，在亚洲有日本、印尼等，都比较大。亚洲其他国家还有。但以后有些国家遭受了较大的挫折。在 70 年后回顾起来，更可以看出，中国党当年为什么能够成功？成功中也经过种种曲折，在沉重的打击下，能够存在、发展到胜利。胜利以后，又有许多曲折。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不一样。要写出我们党的特点，这是最主要的。让人看了以后，感到确实有说服力。70 年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一个党。
希望写的时候，这个稿子能对思想界澄清一些混乱，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写起来很不一样。要有五分之一篇幅带议论，才有话可说。一方面是自我认识，做出什么评价。对老同志，回顾有哪些根本的经验教训和根本的传统；对普通读者，要能够答复一些疑问。如果整个都是叙事，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一部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不可避免地带有论战性；等于一个党史的演说家在演说，不是一个教员在课堂上讲课。要引起广泛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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