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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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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出八咏园--问道途中的流年碎影》编著者长北。 作者将自己从女工成长为学者的经历置于百年风云跌宕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以写真笔法深度呈现人生的艰难，坦陈情感的疼痛，揭示人性的缺陷，文笔清淡流美与沉重沉痛交织，其中有对历史的追问，有对现实的反思，更多的是对苍生对亲人对自身命运的悲悯……开卷不能不沉浸于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掩卷又不能不沉思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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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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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出八咏园：问道途中的流年碎影》主要内容包括：大难不死、懵懂童年、小荷露角、风云突变、有志于学、十年飙风、相濡以沫、云开日现、爱上层楼、改业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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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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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北，原名张燕，1944年7月生。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江苏省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聘任专家，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理事、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漆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花甲之年前，著作与文章署本名；花甲之年后，著作与文章自署笔名“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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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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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引 子
一 大难不死
二 懵懂童年
三 小荷露角
四 风云突变
五 有志于学
六 十年飙风
七 相濡以沫
八 云开日现
九 爱上层楼
十 改业研究
十一 编刊转制
十二 绛帐生涯
十三 世有伯乐
十四 人文沐浴
十五 苦行万里
十六 骨肉情深
十七 花甲之搏
十八 转益多师
十九 得道多友
二十二 重证据
二十一 走向世界
二十二 学也无涯
二十三 盘点人生
二十四 亦禅亦仙代结语
附录一 长北年表
附录二 长北历年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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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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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分配到南京工作的父亲，一年只回家一次。那时，从南京到扬州不是一个多钟点车程，而是先火车后轮渡再长途汽车，中转劳顿，要折腾整整一天。父亲每次回家，都会摸着我头问：“几岁了？几年级了？”下次回来，还问一模一样的话。1953年，父亲过了夏天就回来了，每天闷在厢房里读书写字，没有动身迹象。我每天从图书馆回家，会带回一段三分钱以下的炕山芋请父亲吃。一天，父亲突然抓住我手说：“我不走了，天天在家了，你天天请我吃炕山芋吗？”这话让我很是窘迫。我每年只有姨祖母、叔外祖母给的几毛钱压岁钱，请父亲吃十天炕山芋还能挺住，如果请吃一个月，我哪来那么多钱呢？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作为旧职人员被“整编”了。那是1953年，我9岁。至于什么叫“整编”。“整编”的原因是什么，都是大一些才知道的。天知道父亲为什么高中毕业要参加复兴社，天知道复兴社是什么样的学生组织，反正，父亲为自己读书阶段的糊涂，当了近30年政治运动对象。
一家十口的生活重担，落存了母亲一个人肩上。母亲从变卖家具到变卖首饰到变卖衣服，到无可再卖，不得不叫我管账：每天给我三毛钱，由我交给叔祖母买菜。我记得三毛钱能够做出一荤两素三样菜，荤菜是小鱼煮咸菜、百叶炒肉丝或是面拖蟹、昂刺鱼汤—那时，螃蟹、白米虾。昂刺鱼一斤只卖一两毛钱，炒虾仁剩下的虾壳捣出汁水，可以做成非常好吃的瞎闹豆腐汤。七口之家吃三个菜，我从小就接受了“多吃饭少吃菜”、“菜卤子拌饭”的训诫，至今没能改正多吃饭少吃菜的旧习。那时，扬州只有国庆路上一家熏烧店，叔祖母偶尔去买五分钱一串的鹅杂碎——鹅肝鹅心鹅蛋鹅头鹅脖子串在竹签上，奉送一碗鹅卤子，一人一串鹅杂碎，一勺鹅卤子，咸湛湛地够下一顿稀饭。晚上，卖螃蜞的担子叫到家门口来，一人一只一分钱的螃蜞，鲜夺夺地也够下一碗泡饭。现在有钱了，钱有什么用？螃蜞白米虾都被污染，鲜夺夺的原生态滋味，尝不到了。当天没花完的钱归我存着，积攒到星期天，够吃一次烧肉或是肉汤。每年入冬，母亲架起门板请薛裁缝来家，把她的、父亲的乃至祖父母的旧衣服翻检出来，改给四兄妹穿。靠着母亲打理，一家人日子紧紧巴巴，却从来没有像周围同学那样，冬天穿不上棉鞋，一双脚冻得乌紫，“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父亲在家自学完了扬州师院中文系函授课程，1956年，母亲出面找人，送父亲进了扬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语文。初中的我跟着父亲，读完了大学函授教材中的文学作品。
1957年秋天，“禁闭学习”一个暑假的母亲回到家中，面无人色，瘦骨嶙峋，样子十分可怕。晚上，母亲把三兄妹（大哥参军在青岛）叫到大床的蚊帐里，盘腿坐下，眼泪从她脸上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说：“我成了右派分子。”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右派分子”。母亲的语调从平静变为声嘶力竭，她扯开脖子上的扣子叫喊着：“你们看我瘦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让我睡觉，硬逼我承认反党！我反什么党！我为什么要反党！”看着母亲疯一般的模样，我害怕得哭了起来。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个改变一家人命运的恐怖夜晚。事后，班主任老师对我说，母亲向全校教工传达市政协会议精神，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她在传达报告中“错误”地加进了自己观点，比如“我们学校学生也吃不饱”、“外行确实不能领导内行”等等。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母亲已经是阶级敌人了，你要与她划清界线。”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事情真相：“大鸣大放”是党引蛇出洞的策略，母亲是响应党的号召才被倒打一耙定为“反党”的。
反右结论公布以后，母亲被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降级，下放到她根本不懂的生物解剖室去制标本。凭着不服输的性格，母亲学会并且做出许多生物标本。班主任和老师们还像以前一样呵护我，1958年初，仍派我参加市少先队员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一晃又到了暑假，母亲发了疯似的趴在桌子上，一边哭一边写信，写给市教育局，写给她认识的市领导，写给已经被党内批评为“右倾”的北师大教务长姑姑，写给因批评大跃进后来被降职为云南省电力学校副校长的叔叔：“一人有罪，该杀该剐，孩子无辜！”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眼泪流了一回又一回。她的信，只能使她罪加一等。母亲的失控，原来因为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报考高中名落孙山。那时的报章，把“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把黑五类子女称为“可教育子女”，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前途可选择”。然而，说的和做的并不一样，右派子女被排斥在了“教育”对象之外，学校门都不让进，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往哪里去？从我的落榜，母亲预感到这个家庭即将发生的一切。P2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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