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无小事”，外交活动事关国家利益、荣誉和尊严，甚至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经历了百年屈辱历史的中国人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也因此极为重视外交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已出版了杨振先的《外交学原理》、刘达仁的《外交科学概论》等现代外交学研究著作。1949年1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更是明确指出了中国外交研究的任务——“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从作品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先后出版了杨公素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鲁毅等编著的《外交学概论》、黄金祺的《概说外交》、金正昆的《现代外交学概论》等外交学理论专著；在中国外交史研究方面，退休的外交官纷纷著书立说，描绘了新中国外交的一幅幅生动画面。然而，尽管如此，中国外交学研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外交学具有与生俱来的重实践、轻理论的原罪。在外交官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倾向：一个好的外交官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外交活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公元前4世纪古代印度考提亚写了《政事论》，1436年法国图卢兹市的市长伯纳德·杜·罗伊斯尔（Bernard du Rosier）编写了第一本欧洲外交实践的教材——《大使的小故事》Short Treatise About Ambassadors，1620年西班牙学者、宫廷侍臣兼外交官唐·璜·安东尼奥·德·薇拉Don Juan Antonio De Vera出版了《大使》El Embajador一书，荷兰外交官亚拉伯罕·威克福写作了《大使的职责》LAmbassadeur et ses fonctions一书，英国外交官萨道义1917年出版了《外交实践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一书。这些理论研究遵循着固定的模式，几个世纪很少有本质的变化。在当代国际关系学不断发展完善后，外交与国际关系如何分野，外交能否建立严谨学科体系和研究规范，都成为外交学研究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二，外交的参与主体数量增加，形式日益多样化。一是主权国家数量的增多。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就一直处在不断的扩张之中：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还不到100个，但是到1985年这一数值就上涨到159个，而到2011年已增加到193个。二是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影响日益扩大。以国际组织为例：一战前，大约只有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7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到1940年这个数目分别增长到80和500个；而20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国际组织已经增至近500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约30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约4600个。See,Charles WKegley，Jrand Eugene RW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 and Transforma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155从活动范围来看，国际组织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各个领域，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国际组织的活动。此外，从影响力方面来看，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这些都是外交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三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片面的国家利益受到了相互依存的挑战，“相互依存”、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的潮流。
第三，网状外交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新格局下外交发展的新趋势。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国家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同时权力也发生了世界范围的转移和弥散。具体来说，一是在国际关系中，权力从近代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家转移；二是在国家中，权力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弥散。在上述条件的相互作用下，外交作为国家之间关系的纽带，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各国中央政府主导外交事务的同时，联系一国政府与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联系一国民众与他国民众的“民间外交”，联系不同国家地方政府的“城市外交”等等，不断兴起。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单一线性联系变成了多层次、多轨道的网状联系，即国际政治从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变成了网状政治（Politics among Networks）。其次，国际相互依存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国家间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国际体系的完善呼吁建立新的机制。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不再是冷战时代的非敌即友模式，而是呈现出亦敌亦友的新格局。一方面在经济上一些国家往来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彼此怀疑也有所增强。以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为例，两国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并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全球层面的多边关系方面，近年来中国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拓展了与欧洲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积极发展了同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等美欧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关系。中国旨在通过网状外交化敌为友，在国际事务中建立更多合作伙伴。“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印外长会晤机制”等机制，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开展的广泛的战略对话，都已成为网状外交的灵活范例。
第四，中国的崛起使当代外交的发展增添了中国元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从地理和文化上颠覆了“欧洲中心论”，改变了国际政治东西、南北关系严重失衡的格局。就本质而言，当代中国的崛起将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体系发展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中国的崛起必然带动中国理念、中国范式的世界扩展，这也将为新世界秩序的构建提供新的动力。
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李渤同志多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经验丰富。本书详细梳理当代外交发展脉络，并把实践发展和外交理论建设巧妙结合。在2005年《新编外交学》的基础上，本书吸纳了当代国际外交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融汇了中国外交中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做法，体现了作者对外交学研究的新思考。
中国外交学研究的进步与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是一致的，中国的外交学将与中国一同走向世界。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外交学研究中来，对于推动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促进中国外交实践的成熟与进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飞
于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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