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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题 三个维度
七大议题 三十三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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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期下的冷思考
探讨新一轮改革下中国模式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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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14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关键的一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大家关注，要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中国企业的效率，使这个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有七个问题不容忽视，这就是大而不强之痛、房地产之怪、资本市场之困、银行凶猛之罪、金融风险之危、企业变革之惑和经济弱势群体之艰。
作者通过对海峡两岸当前极有影响力的财经意见领袖的采访，以7个议题，33个对话聚焦中国经济转型期下的冷思考，探讨中国模式走向何方。这种布局旨在既把具体问题谈得更深，也希望不丧失对中国经济转型大局的整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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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谭保罗：毕业于复旦大学，《南风窗》杂志社高级记者，致力于观察新时期中国政经走势和金融市场改革。职业生涯始于北京《新京报》，曾任深圳报业集团驻台湾财经记者。
池薇：复旦大学硕士，深圳广电集团《直播港澳台》栏目编导，长期专注于大陆、台湾两岸政经领域的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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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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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前言：中国经济的三块“石头”
第一篇 大而不强之痛
这个世界从未发生过依靠GDP数字来保证经济长久繁荣的事。在乾隆时代，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这一点用都没有。
企业的壮大和产业的发展，这才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崛起的不二法则。
篇章首语：东亚邻国的启示 2
货币、凯恩斯和国家兴衰漫谈 5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 赖建诚
中国历史上的内部动乱有个特点，就是不存在政治和宗教问题，只有温饱问题，简单说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严重化。
日本金融强国“大跃进”的教训 17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立坚
我们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很容易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盲目自大。研究日本的泡沫是如何形成的，你会发现和我们今天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国崛起不靠空话靠产业 25
——台湾新竹科技园管理局前局长 王弓
万一公营的资金赖皮怎么办？高新产业不都变成公营企业了吗？公营企业没效率，高新产业的竞争又比一般产业要激烈，它们怎么去国际上竞争呢？
财团模式为何让后发国家聪明崛起 37
——台湾大学副校长 汤明哲
大陆最终的目标是必须解决生产力的提升问题。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如果让土地变成“第一生产力”，那么经济肯定会出事。
第二篇 房地产之怪
通过投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香港富豪推动了内地经济最初的勃兴，但他们也带来了土地资本化的“香港模式”。
对一座城市的资产价值暴增而言，“香港模式”是个好东西，但对一个大国的长期繁荣来说，这却是一剂毒药。
篇章首语：“香港模式”之弊 52
华人富豪为何都与房地产有关 56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创始人之一 张金鹗
开发商越养越大，它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当局不敢动它，你动它，它就死给你看。台湾要“选举”，“选举”就要政治献金，对不对？
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犯逻辑错误 64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林祖嘉
假如台湾地区也像美国对房屋持有课税，台北市随便一栋房就三五千万台币，课税1%就等于每年交30万、50万，恐怕每一个人都会跳起来反对。
政府没有收取房产税的理由 71
——华东师范大学房地产系主任 华 伟
城市土地为国有，购房者拥有的是70年连续使用权，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没有真正意义的房产，你如何去征房产税呢？
解决楼市问题的根本是金融和税收 74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易宪容
暴利的本质在于利用全国人民公有的土地资源，让住房成了极少数人赚钱谋取暴利的工具，掠夺与损害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应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 78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主任 曾康华
一些地方政府有时会出来辟谣，但我认为房产税推行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地方政府的财力总要找个途径去填补。
第三篇 资本市场之困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国家政权会积极保护自耕农不被大地主兼并，只要他们有独立的财产（土地），就可以直接向国家交税，从而确保王朝的繁荣。
在现代的中国，监管部门却很难保护好普通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财产，所以中国人都去买楼，而置“国家号召”于不顾。
篇章首语：股市不应再做“小三” 84
百部法律为何管不好股市 88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证监会发审委委员 李曙光
一些案件不但判罚轻，而且缓刑也用得太多。你想想，坐一年牢就能出来了，还怕什么？
资本市场的边缘地位应改变 94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证监会发审委前委员 吴晓求
寻租者成了股东，并不一定能使企业上市，他们常说有打通关系的能力，实际上并非如此。但他们的确有能力让企业上不了市。
中国人距离价值投资还有距离 99
——台湾元大宝来投信总经理 刘宗圣
在大陆，上市企业老板在外面有公司，然后和上市公司有业务往来，这再正常不过。但在台湾，可能要蹲好多年监狱。
大中华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在哪里 108
——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理事长 黄齐元
大陆的机构法人不发达，根本没人去捧你的蓝筹股。小股民的兴趣是创业板，因为那里有暴富的希望，买蓝筹股还不如买楼，对不对？
第四篇 银行凶猛之罪
局部试点，然后全面推广，这似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宝贵经验。尤其对那些用常识就能解决的简单变革来说，这种循序渐进的模式非常有效，可以把阻力减少到最小。
但世易时移，金融市场的改革却很难通过这个模式去解决。让农民承包土地安心种地和改革金融市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篇章首语：金融改革没有“小岗村” 118
企业的钱为什么让银行赚了 122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对银行来说，只要能海量放贷，外加利差保护，它就能赚个够，自然也没有改变的动力。因此，如果宏观融资结构不改变，银行转型就是天方夜谭。
银行改革的方向是主体多元化 126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有一位地方银监局的官员问我，20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我告诉他，20年前，到银行借钱不一定要还，但现在，借钱不还已经不行了。
推进利率市场化不要再搞“双轨制” 13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不同市场主体如果面对不同的资金价格，则意味着不公平的市场环境。部分主体可以在管制的利率条件下获得低成本资金，比如一些大型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另一些主体，比如中小企业，则不得不承受较高资金价格。
过分城市化不如力推金融改革 134
——海通证券副总经理 李迅雷
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也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原因。比如，在很多人看来“银行是国家的”，这就很容易想到民企高杠杆率的背后，必然有银行内部人员拿了“好处”。
终结银行暴利的“台湾经验” 143
——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黄达业
大陆银行业的利润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什么要把钱让外国人赚呢？你居然给外国人，你卖给台湾嘛，至少利润还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己赚了。对不对？
第五篇 金融风险之危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金融风险，但热钱、坏账、影子银行和债务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
最大的风险在人心，即社会的信用基础。
篇章首语：最大的风险是信用风险 154
中国不可忽略“僵尸银行”的风险 158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 陆 磊
为什么我们发了这么多货币，但却没有出现危机？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外部保险，那就是人民币有一个升值预期。
“中国特色”债务问题的危险和契机 165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朱 宁
中国的债券交易其实就是银行之间互相买卖对方的贷款，风险最终仍然停留在银行系统里面，没有分散和传递出去。
热钱，你想把中国怎么样 170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 黎友焕
还有人把人民币升值和房价上涨的双重收益作为诱惑，来鼓励一些境外热钱投机房地产市场。
富人的钱为何时常危害经济 174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中心主任 翟立宏
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中国信托业除了信托业务不做之外，其他什么都做。
第六篇 企业变革之惑
中国的企业为何不如它的GDP那样出色？很多人必然会说到产权问题。
但除开产权问题，针对商业本身的探讨更具有操作层面的价值。
篇章首语：中国企业的“后发劣势” 180
“中国制造”为何撑不起“中国内需” 185
——首都经贸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 陈立平
在美国西尔斯百货只要200美金的普通西服，在中国的售价高达2500元。如果按购买力计算，这个价格大约是美国的10倍。
钱多了为何让企业做“傻事” 191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系主任 丁 远
作为北京、广东当地的明星企业，遇到很多问题，政府会主动给你“熨平”。问题在于，把跟政府的默契当成核心竞争力，到了国外必然“两眼一抹黑”。
传统民企模式搞不成现代化 196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史晋川
从国务院这个层面来看，发展民营经济是大原则和方向，问题在于部分掌握“生杀大权”的部门并未严格执行。
索尼盛衰留给中国企业的管理学七问 199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 苏 勇
在信息化时代，很多行业物理意义上的“核心技术”概念正在消亡，因为技术在被标准化和模块化之后，很容易从市场上买到。技术的壁垒正在不断地降低，这对企业竞争提出了新要求。
华人企业给世界带来什么 206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吉仁
有些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和政府的手终究会慢慢抽出来，关键是在抽出的过程里不断保持平衡。
第七篇 经济弱势群体之艰
中国经济领域的弱势群体一是中小企业，二是农民阶层，他们时常因无法享受“国民待遇”而赢得同情。
实际上，他们本身的力量却并未得到发挥，根本原因是他们都缺乏足够的“社群化”。
篇章首语：弱势群体需“社群化”发展 220
中小企业需要的不是“官话” 224
——台湾中小企业总会副理事长 张大为
在台湾，最具成长力的产业并没有被公营企业占据，而是给了民营企业。如果不是这样，台湾当年也一定不会成为“四小龙”。
中小企业为何要敢于对权力说“不” 232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周德文
很多人买了绿卡准备长期居留，但不是加入外籍，说白了就是“脚踏两只船”，因为他们很担心国内的政策会变化，财产会受到损害。
大陆不应忽视农村和粮食安全 237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徐世勋
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地方，农业越是重要，因为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必须要提高生产力和效率，才能满足需求。
台湾农民为什么比大陆有钱 243
——台湾省农会总干事 张永成
台湾的农村社会其实可以看做“两套系统”在平行运行，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叫乡镇公所，没有村委会，与此平行，每个乡镇都会有一个农会。
中国式小额贷款为何“挂羊头卖狗肉” 249
——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
目前的情况是，农村的金融服务供给不充分，同时政府又抑制地方自发的金融活动。国家一直有扶贫开发计划和政府贴息贷款，但很多没有真正到户，容易被基层有权势的少数人占用。
中国人的商业文化应从家庭餐桌开始 254
——台湾《商业周刊》创办者 金惟纯
政治上制约很多，但必须在商业上松绑。那些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充满约束的地方，不但商业无法进步，政权也很容易崩溃，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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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最近这些年，中国人从未如此自信过，也从未如此迷茫过。
过去的30多年，中国人的自信来自好看的经济数据，也来自对方向和路径的笃定，知道自己朝哪里走，怎么走。
回溯大约20年，那是朱镕基的改革。政府和银行分离，中国人开始懂得“财政”和“金融”的差别；推行两税制，让中央和地方明白在财政上应该如何互惠互利；改革国企，让国有部门“龟缩”到利润丰厚的上游，把下游的赚钱机会放给民间。
再回溯30多年，那是邓小平的改革。小岗村、经济特区、温州模式横空出世，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创造新的财富远比反复分配那点仅有的财富重要。
两次改革都让中国人得到了好处，但在方向上却截然相反。邓小平的改革是从上到下“放权”，金融财政大权向地方下放；朱镕基的改革则是从下到上的“收权”，金融财政大权向中央积聚。“收”和“放”并无对错之判，但“一收一放”则衍生出当今中国经济诸多“迷局”。
一直以来，我们在思考经济问题的时候，习惯从国际大势、国家竞争这类宏大背景去横向思考，容易忽视纵向的“经济史”。本书旨在打通中国经济的“横轴”和“纵轴”，把问题放置在30多年经济衍变的历史脉络中，和海峡两岸的财经意见领袖激辩中国经济最受关注的7个议题，从而寻找解开迷局的“密码”。
前言
中国经济的三块“石头”
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论语》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一本。可以说，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治国安邦和修身立德的法则。和“四书五经”中的其他几本较为典范的编排方式不同，《论语》只是一部孔子及其弟子对话的辑录。这种形式上的简洁和通俗，提高了这本智慧之书的传播效率，也决定了它影响的深远。
笔者比不上孔门先贤们的万分之一，但对这种“约其辞文，去其繁重”的表达风格却一直高山仰止。于是，从2011年至今，经过3年多的采访和修改，笔者也效颦而编著了这样一本对话集——一本关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大白话”。
什么是“大白话”？除了简洁易读的对话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不绕弯子，直指问题的病灶；同时，力求站在多数人利益的立场之上，不为尊者讳，把那些悄悄拿走普通人财富的“隐形集团”昭告天下。在这方面，台湾经济学家那种特有的直率，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很多有关大陆金融问题的迷惑，全都被软软的“台北腔”一枪打烂。
当然，这并不是本书的全部。
从内容上看，全书有7个篇章，每篇只谈1个议题，7个议题基本涵盖了当前金融、经济领域最热门的内容。每篇之下的几个对话则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这个议题，全书共有33场对话。这种布局旨在既把具体问题谈得更深，也希望不丧失对中国经济转型大局的整体把握。
转型大局，势必要以改革来推动。在2014年的中国，“改革”几乎成为一种举国范围内的“政治正确”（politiccorrect）。所有人都在高呼“改革”，这两个字既成为了利益受损者的安慰剂，也成为了利益既得者的护身符。不过，对改革的激情歌唱和对改革的理性认知，两者往往存在着不匹配。
比如说，不少朋友都会认为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扩大“民营资本”的准入，但这种想法很可能忽略了中国已经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当今中国，所谓“民营资本”其实早已被“异化”。“你懂的”儿子周滨投到石油行业的钱，不是“民营资本”吗？“房姐”在煤矿的投资，同样也是“民营资本”，对不对？实际上，与其让作为权贵阶层代理人的“伪民资”获得特许经营的权力，倒不如研究如何完善国企利润上缴和充实国家社保基金这些问题。
当然，笔者也同意：要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中国企业的效率，一场产权改革在所难免。但改革也必须考虑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内部，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利益格局，而这个格局又将如何影响今后的改革。很多时候，改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继往开来”。回头审视在“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摸到了哪些“石头”，往往比规划未来的蓝图更为重要。
在转型的节点，我们应该把这些“石头”亮出来，推敲它们的品质，探寻其对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意义，敲敲打打，有所扬弃，然后逐步完善。唯有如此，才能推演出更有操作价值的改革策略，也才能把改革的成本最小化，成果最大化。那么，“石头”在哪里？
简而言之，就经济层面的改革而言，这30多年来，我们其实主要摸到了三块“石头”。
“石头”之一：充分就业
2014年，两件大事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一是美联储对QE规模的调整，二是中国把GDP增速的目标从“保8”调至“7.5%”。两件事其实共同指向了同一个议题，即充分就业的问题。
自从美联储建立以来，降低失业率便是其“法定职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国家就业问题的解决靠的是两个系统，一是美联储，另一个则是全球最发达的监狱体系。就中国而言，地方官对GDP的崇拜，其背后根源也是中央政府对就业问题的担忧。而“挖坑填坑”的GDP即是创造就业的最便捷方式。
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1980年代，中国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生产力之后，之前放纵生育导致的“婴儿潮”又开始让农村出现了新的危机，即剩余劳动力不断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家喻户晓的“治安严打”，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城乡隐性失业的加剧，一度影响了社会治安。随后，中国选择了新的战略，即全面接收被亚洲“四小龙”淘汰的加工业，同时加入WTO。于是，中国第二次解决了“吃饭问题”。
但如今，加工业或者说制造业的根基正在被侵蚀，“饭碗”可能不保。一直以来，全球金融海啸被认为是“制造业危机”的首要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内因”比“外因”更为重要：长期的金融抑制和利率体系的扭曲，正从根本上瓦解“中国制造”的金融基础。
“中国制造”始于70年代末，浙江人“鸡毛换糖”和香港人北上广东建厂是开端。这些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绝大多数都没有和银行发生过借贷关系，民间借贷才是其融资的主流渠道。但这个渠道，正被冲毁。
一方面是楼市的疯狂，让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行业逐利，很多制造业企业关厂炒房。同时，这种行业“错配”，也使得提供给制造业的民间借贷资金供给减少，资金价格必然上升。
另一方面，权力逐渐让民间借贷体系长出了毒瘤。在很多地方，民间借贷的债主都有权力背景，它们其实可以称为“伪民资”，比如那些借钱给吴英的公职人员。权力的介入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资金在权力帮助下从银行体系流出，几经转手，必然层层加价，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权力使得借贷关系的约束机制逐渐“黑社会化”，负债企业家从“跑路”变成“跳楼”。
从以上这个金融运行体系的截面可以看出，重振“中国制造”，必须要改革，但改革并不仅仅是放宽民营银行准入这么简单。对那些“伪民资”放宽准入，必然导致更严重的寻租行为，并形成新的“食利集团”。最终，钱还会在虚拟的投机领域空转。要重振实体经济，让“充分就业”这个改革成果坚如磐石，我们既要对金融体系“动手术”，同时还必须把改革引入“更深层面”。
“石头”之二：中央集权
如果说解决“吃饭问题”是目标，那么中央集权便是快速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在秦朝之后，中国社会产生太平盛世的前提，一定是国家拥有稳定的中央集权体系。而所有王朝崩塌的根源，无不是因为中央权威的丧失，导致了国家的衰弱，最终被来自底层的怒火烧成灰烬或被异族攻灭。几千年来，中央集权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远远胜过所有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流行词汇”。
中央集权的形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内部不均衡”最严重的大国。比如，在明朝末年，陕西饥民已经“易子而食”，而江南却莺歌燕舞，东林党坐而论道。更严重的是，江南富商富得流油，而国家却财政困窘，只能向西北的贫苦大众摊派“三饷”，酿成民变。再看清末，华北平原的饥馑从未中断，这是义和团兴起的重要因素。而在工商业勃兴的东南地区，各省早已不听中央号令，八国联军入侵，竟抛弃慈禧太后搞“东南自保”。最终，清朝亡于地方独立。
对古代中国来说，“内部不均衡”的缓解有赖于中央来调配资源，而伦理和民心的稳固，也要依靠中央集权的支撑；同样，现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也离不开中央集权的推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物价飞涨、地产泡沫和银行坏账等多重困境，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正是通过90年代中期那次财税和金融领域的中央集权来完成的。但这次改革的影响也是双面的。
首先，财税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资金分配的界限，建立了“地方竞争”格局，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架构。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国GDP增速再也没有低于7%。但改革遗留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一方面，财政资源高度集中，增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但也使政府容易形成以财政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变成“公司”，“土地财政”成为主营业务，而由此衍生的高地价、高房价问题既拉大了各阶层的经济差距，也不断撕裂着各阶层的社会认同。
其次，该轮金融改革的正面意义重大，可以说为中国构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体系。但金融资源通过巨型国有银行过度向上收拢，其后果必然是向下分配时的效率失衡和不公平。巨型央企坐享低廉的银行贷款，银行本身也有可观的利差收益，而留给普通储户和中小企业的则是财富的贬值和融资空间的逼仄。“影子银行”体系便由此而生。
此外，在直接融资领域，金融审批权也实现了向上的集中，股票发行“核准制”即是典型。“核准制”的本质，是把“决定谁上市”的权力从地方交易所收归中央部委。在这个制度之下，股市的市场机制被严重削弱。当“场外利率”飙升，股市的钱便会被迅速抽空，任何拉抬股市的努力都会徒劳无功。
因此，完全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改革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审视的时候。资源的集中可以提高体系的安全性，但也会降低体系的效率，最终再次危及体系的安全。“过犹不及”，这句老话一点也不过时。
“石头”之三：海外资源
除了内部的两块“石头”之外，我们还摸到了另一块外部的“石头”，即对外部资源的获取。
中国对国外资源的引进，远远早于对外资的引进。改革开放之前，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和华润这样的驻港“窗口央企”便开始为解决内地的资源短缺而努力着。埃及、巴基斯坦的棉花，泰国的大米，新马的橡胶，中东的石油多数都通过这些特定渠道流入内地，缓解中国人的资源之困。
可以看一个数据。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不到20%。但从2008金融海啸到2013年这几年，这个数字已在50%～60%之间浮动，超过60%也指日可待。而中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早已超过60%。大宗商品超高的对外依存度，其实折射了中国经济的另一种风险：海外资源的可得性。
不难发现，中国并不缺钱，关键问题是能否用适当的价格买到该买的东西。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和更深层面的因素相关。不妨举个日本的例子。日本是出名的资源穷国，70年前和美国开战的原因很大程度便是后者的资源封锁，而其不到4年就迅速战败的原因，同样是因为资源的短缺。战后的经济发展中，日本找到了出路。当制造业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后，日本人迅速在全球下单，四处买矿山，买农田，如今已成为“海外资源大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在买资源时遇到的阻力远比如今的中国小。比如，就在各大资源类央企对海外矿商的并购频频受阻之时，我们却蓦然发现这些目标公司早已有着强大的日资股权背景。澳大利亚人曾抵抗过日本人的侵略，为什么他们的铁矿还会让日本人入股？很多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事实上，日本人对自我形象的革新历程被我们忽略了。
“一个日本兵，看上去活像用牛皮纸胡乱卷起来的包裹，又脏又皱，随时有可能散开来。他的绑腿不整，军衣肥大，裤筒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这样描述欧美人眼中的日本人。在他们眼中，日本人丑陋、奸诈、残暴，而且不守信用，只会偷袭。但战后呢？日本人似乎成为了各国人民心中的谦谦君子，包括很多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BBC近年的一项调查中，日本的国际形象甚至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德国。
日本怎么做到的？美国日裔学者涩泽尚子认为，战后初期，出于政治需要，美国政府开始在民众心中重塑日本形象。盟军统帅部抓住了两点，一是日本人的女性气质，二是日本人的孩童形象。于是，美国传媒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温柔的“蝴蝶夫人”和“追逐美军吉普车索取糖果的小孩”这类形象。另一方面，则号召美国人对日本表现出负责任的“丈夫”态度和宽容大度的“慈父”作风。宣传上的独辟蹊径，效果好极了。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更懂得主动迎合国际社会的需要。比方说，在“日本制造”横扫世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文化输出也主要是“阴性的”，艺伎、奥特曼、阿童木……这些形象或温柔，或可爱。几十年来，通过这种一以贯之的形象强化，日本“好战者”和“侵略者”的本性被掩盖，留给人们的此种印象似乎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女子般温柔”和“孩童般单纯”的国家气质表象。这种气质，是海外资源获取过程中最好的“政治通行证”。
对中国来说，作为一个能源、矿产乃至水资源都不充裕的大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必定也越来越离不开对海外资源的依赖。要让资源的“买卖”更顺畅，我们也必须考虑“形象问题”了。
而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形象经营主要是零散、自发的企业或民间行为，而其营造的多是“山寨仿冒者”和“土豪”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既会殃及中国企业的品牌打造之路，也会让中国变成跨国交易的“冤大头”。台湾著名投资银行家黄齐元说，国际并购领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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