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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

書城自編碼: 2451541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戴隆斌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22294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8-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00/28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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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用文献法、个案法和比较研究法,对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学术界研究较少或者研究不深入的领域,课题参与者使用的是俄文、英文及其外文网络提供的最新材料,加上各个专题的作者本身就是我国该领域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们提供的研究成果本身就代表了国内在该问题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因此,其学术价值应当是比较高的。目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也就是说,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换句话说,在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我们也必须突破斯大林模式,因此,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內容簡介:
《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选取了有关斯大林模式方面的五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所以本项目的结构共分五章,加上一个比较长的前言,由六个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前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的不足,选取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理由,并对各个研究的问题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述,同时,花了比较多的笔墨,对我国学术界有些人认为的目前俄罗斯存在所谓“斯大林热”、在重评斯大林这样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我从当前俄罗斯主要领导人的观点、普通民众的总体看法以及各个年龄层次的看法、俄罗斯各个政党对斯大林的评价等方面。第一章,斯大林模式辨析。本章对斯大林模式这个命题是否是假命题进行了辩驳。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其在理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对外政策方面的特点和斯大林模式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做了专门的论述。第二章,斯大林模式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第三章,斯大林时期的宗教管理体制。第四章,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第五章,斯大林模式与中国改革。
關於作者:
戴隆斌,湖南省新化县人。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国际共运史研究处处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导师。1981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免试攻读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专业研究生,1988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6月进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主要从事苏联史、俄罗斯当代问题、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史的研究。1995年被评为副研究员;2002年被评为研究员;担任大型工具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60余卷的常务副主编。先后出版《斯大林传》、《苏联历史档案》第15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30、31、32、40、45、46、47、48卷等各类著作20余部,主持或参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近20项,发表论文80余篇。
目錄
目 录
前 言 2
第一章 斯大林模式辨析 19
第一节 真命题:斯大林模式 19
第二节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21
第三节 斯大林模式的特点 34
一、理论上的庸俗化和唯意志论 34
二、政治体制上的高度集权 39
三、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 54
四、文化体制、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专制主义 58
五、在民族问题上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62
六、在对外政策上推行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65
第四节 斯大林模式的功过评说 66
一、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 66
二、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 68
第二章 列宁和斯大林主义问题 75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的“认错” 75
第二节 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 83
第三节 农民——妥协让步还是剥夺消灭 90
第四节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95
一、从“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到个人独裁 95
二、从“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到“阶级斗争尖锐化” 101
第五节 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圣剑骑士团” 108
一、集中制的争论 108
二、党内民主与派别 110
三、共产党是“圣剑骑士团” 113
四、开保存共产党领袖遗体之先河 115
五、假列宁之名招兵买马 116
六、职务名册的制定与“在册权贵”的诞生 118
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19
第三章 斯大林时期的宗教管理体制 121
第一节 斯大林执政时期宗教管理体制的确立
及其宗教政策 121
第二节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 129
一、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宗教政策 129
二、苏联宗教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其表现 141
第三节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的“十年繁荣” 146
一、战后初期苏联严重的社会危机 146
二、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 150
第四章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152
第一节 战后欧洲的政治分裂与斯大林的安全观 152
第二节 苏联对战后秩序的设计与东欧的
“苏维埃化”进程 167
第三节 从土耳其危机、伊朗危机到希腊内战:
苏联的行动和美英的反应 190
第四节 盟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
苏联的政策和德国的分裂 211
第五节 结论 220
第五章 斯大林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22
第一节 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放弃 222
第二节 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 225
第三节 “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连续不断的
思想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227
第四节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提供的
经济思想、经济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229
第五节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231
第六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突破 232
文献索引 243
人名索引 254
內容試閱
斯大林这个人物是20世纪影响极大、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现在的俄国也是如此,为斯大林辩护者、唱赞歌者有之,把斯大林称作暴君的人也有之。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莫不是如此。这就证明,对斯大林这个人物以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的研究,还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编译局就曾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项目具体研究的问题就是斯大林模式。当时参加这个项目的都是我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包括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北京大学教授徐天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肇龙、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许可成等,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则是已故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宗禹。我那会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一到编译局,我就有幸参加了这个课题组,协助课题主持人做些辅助性的服务工作,但是,我从那些著名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课题成果以《斯大林模式研究》书名于1999年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斯大林与一国社会主义、农民问题、苏联工业化、民族问题、斯大林个人集权制的形成和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斯大林与东欧等几个方面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仍然是研究苏联问题、斯大林问题一本极其重要的参考书。这本书出版后到现在已经13年了,期间我国也出版了有关斯大林问题的很多论著,但是,我觉得,在关于斯大林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问题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进行研究,或者研究的还很不够,因此,确有进行研究之必要。这也就是本选题的由来。
然而,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中那些没有进行过研究或者研究还很不深入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不可能一一涉及。本书只选择了斯大林模式与列宁主义、斯大林时期的宗教体制、斯大林与冷战以及斯大林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对斯大林模式本身做了一个总体的分析评价。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根源。斯大林模式也不例外。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争论还是比较大的。不管怎么说,我既不赞同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创的模式的观点,也不赞同斯大林本人所说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列宁主义来的、是不折不扣的列宁的好学生的说法。斯大林模式本身是一个混合物,它其中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也有斯大林本身独创的理论和实践,还有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坚持但经过研究或实践后抛弃了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比如,斯大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搞的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大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个不是斯大林的创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在苏俄实践过。当时在土地改革中,尽管实行了土地社会化的政策,把大部分土地平均分给了农民,但他认为,“平分土地是荒谬的”,农民要根本改变受剥削和奴役、贫困、愚昧的状况,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公社、劳动组合耕种制、农民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经济的弊病的出路,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以及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 只要从这种分散的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农业和人类生产活动中人的劳动就会节省一半以至三分之二。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列宁在和苏维埃政府将一些土地尤其是没收的大庄园、大地主的土地整合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不过列宁的做法与斯大林的做法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列宁主张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斯大林则采取行政命令的高压手段。列宁深知: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一场触及千百万人生活方式最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现;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要党的工作人员注意恩格斯在这方面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要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不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对于小农,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们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只能许诺他们说,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当时这类经济形式老百姓不喜欢,建设起来也就非常缓慢。集体农庄1918年建了1600个,1919年为6200个,1920年达到10500个,国营农场1918年建了3101个,1919年为3988个,1920年5365个。 集体农庄参加的农户数1918年只占全部农户的0.1%,1919年为0.3%,1920年0.5%,1920年在国营农场工作时工人为14.5万人。 斯大林则不同,在农村采用行政手段乃至恐怖血腥的方法强制推行集体化运动,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完全消灭个体经济。因此推进速度极快,1927年底,全国只有20万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占全部农户的0.8%;全国也只有14800个集体农庄,到1929年11月初为止,全国也只成立67400个集体农庄,集体化的农户只有约192万户,占全部农户的7.6%。到1930年7月1日,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全部农户的23.6%。到1932年底,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总农户数达到62.4%,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0%。1932年被宣布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一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后的1937年底,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数达93%,播种面积达到99.1%。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1924年的1.5%猛增到1937年的98.1%。
第二,列宁根据实际情况即使调整政策,大力发展小农经济,而斯大林却固守陈规,僵化甚至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在苏俄搞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发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美好,老百姓不喜欢,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如愿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甚至成了一些懒汉的栖身之所。因此,列宁认识到,“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国营农场有时起了很坏作用,“现在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必须依靠个体农民,……因此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 。在1920年底至1921年苏俄全国出现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推动下,列宁毅然放缓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改行新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小农经济。而斯大林却不同,对大规模集体化运动中老百姓的抵抗视而不见,对30年代初全国因集体化而出现的大饥饿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地继续推进集体化。
再比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化,查遍列宁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类似的言论,这是斯大林的首创。
所以说,对斯大林模式根源的研究,必须做到实事求是,细致客观地厘清哪些是其独创的,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哪些是马列主义的真正继承和发展。我认为,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还不深入,我们本书的研究也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在本课题中,我们还选取了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宗教体制这个题目,这个方面的问题国内学术界也很少涉及。实际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与宗教管理体制是紧密相连的。对教会土地及其财产的没收与集体化、工业化运动紧密相连,对神职人员的镇压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与大清洗运动也密切相关。在苏联时期,政府对宗教态度,始终是基于宗教是精神鸦片、是唯心主义的理念,因此,尽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限制很多。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本专题的研究还是很肤浅的,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正确,提出这个问题来,只是想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期待有份量的成果。
本书还专门对斯大林模式与冷战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个题目国内研究的也很少。实际上,斯大林在二战前就表现出了对领土、国家安全、往东欧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移植其模式的兴趣,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态度强硬。从国内政治看,这种强硬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的手段,以应对被斯大林认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同西方的对抗,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个人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决定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在二战中,随着对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苏联军队大举越过其边界向西挺进,相继解放了东欧各国。在解放东欧各国的过程中,斯大林也把其模式移植到了东欧,这一方面是出于传统的世界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区,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与他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这一点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为英美所承认,以此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也源自于苏联同英美合作可能面临的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走得太远,最终损害了同西方的关系,从而产生了与他所冀望获取的相反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的过度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民主、自决”的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而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做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则毫不妥协。尽管斯大林表现出有节制的意愿,但他所使用的手段,或者是他所允许东欧共产党人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使美英决策者和公众舆论相信,同时也使西欧国家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极权主义的政权,将对欧洲国家的独立和民主体制构成根本性的威胁。而苏联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则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冷战。冷战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两种模式、两个阵营、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最终,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因为其僵化、封闭、专制、腐败等等败下阵来,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解体。
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它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都受到斯大林模式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可以说,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改的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希图突破斯大林模式,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但是改革的道路是艰辛的,任重而道远,改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方面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这其中有思想观念的,也有政治、文化体制等等方面的。正是因为在我们一些人的观念中,还固守斯大林模式的老路,所以,在改革的过程,时常会遇到阻力,遇到杂音,尤其是当改革走到关键路口的时候,这些人尤其活跃,甚至还说什么当今俄罗斯有股“斯大林热”,在重评斯大林,大多数人向往斯大林时代,崇拜斯大林。
实际上,这是胡说八道,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我想在这里,还有必要对此多说几句。
我们首先来看当今俄罗斯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他们的评价尽管略有差异,但是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普京对斯大林的评价,既有肯定的方面,也有否定的方面,具体可以概括为:第一,对斯大林在二战中打败德国法西斯,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给予肯定,但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大镇压予以否定。2002年1月15日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回答有关斯大林功过时,毫不含糊地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在2009年12月3日现场直播节目中,普京回答由俄罗斯观众、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主要谈了俄内政、俄罗斯是否走出了危机、经济发展形势、工资、就业等民众关心的问题。当有观众提出的问题:“您在总体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活动,肯定还是否定?”普京回答说:“在我看来,不应该进行总体评价。很显然,从1924年到1953年(斯大林是领导者)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诚然,农民没被保留,我们大家都明白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期,由于农业(落后),我们为买到食品必须排队。”“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不管是谁都会承认,我们取得了胜利。甚至当我们计算损失的时候,你们应该明白,现在谁也不能向那些组织并领导赢得这场胜利的人扔石头。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那么我们的国家面临的将是更大的灾难。这是很难想象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事实,取得成就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代价:镇压,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几百万公民因此蒙难。这种领导国家的方式、这样的后果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不允许的。确实这一时期我们不仅有个人崇拜,还有反对人民的大规模犯罪。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对任何历史事件都应该做综合分析。这就是我想说的。”从中我们看到,普京并没有大赞斯大林,而是既指出了成绩,也指出了其罪行。 第二,对斯大林的强国主义予以肯定,但对斯大林模式予以否定。普京在2000年5月7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 应该始终记住, 是谁建立了俄罗斯, 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 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而强盛的国家。我们应该保持这些记忆和时代的连续性, 将我们历史上最优秀的传统传给我们的后辈。 从这里,我们丝毫也看不出普京指的就是斯大林一个人。从俄国漫长的历史来看,显然应当包括所有为俄罗斯带来强盛和尊严的伟大人物,当然也包括带领苏联人民打败法西斯、为俄罗斯版图扩大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斯大林。在四处扩张包括对中国的扩张和权益索取方面,斯大林对中国一点也不比沙俄时期差。黑瞎子岛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卫国战争前苏联利用盛世才在新疆驻兵开矿,卫国战争开始后才不得不转移注意力。1944年苏联又趁中国忙于抗日战争而苏德战争出现转折之机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二战胜利前夕,苏、美、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背着中国政府干的,苏联按这个协定从中国攫取了很多权益: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等。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不愿放弃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极不情愿废除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对中方让步,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港的协定。面对即将失去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实现其远东战略利益,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离开安理会,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供了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尔德解释此事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 这正是斯大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列宁曾经对此大加鞭笞,这也正是我们应该予以坚决否定的。但是,普京对苏联模式或者说斯大林模式,则是基本上持否定立场的。他在1999年12月30日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说:“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梅德韦杰夫同样对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坚决否定的。2009年10月30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的一个视频博客里写道:“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实际上消灭了哥萨克。使农民大伤元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会代表都遭受了迫害。”“数百万人因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然有人试图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国家的崇高目标而牺牲的。”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追求都绝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重要的是,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那些消灭自己人民的人辩护。” 至于斯大林在二战中的作用,梅德韦杰夫的评价和普京略有不同。梅德韦杰夫没有把胜利的光环全部戴在斯大林身上,而是把二战的胜利归功于苏联人民。2010年5月7日,他在回答《消息报》记者提问时说:“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伟大卫国战争是人民赢得的,而并不是斯大林,也不是那些军方高官,无论他们所从事的事情多么重要。”他说,对于斯大林的作用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斯大林的作用非常大,有人认为并非如此。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从总体上评价斯大林本身。“如果说国家如何评价斯大林后来的统治,从新的俄罗斯国家出现以来,这个评价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他做了很多工作,尽管在他的统治下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是无法饶恕的。这是第一。第二,那些热爱或者憎恨斯大林的人有权保留自己的观点。很多老战士、那一代胜利者对斯大林好,这是不奇怪的。我认为他们有这个权利。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评价。另一个问题是,各种个人的评价都不应当去影响国家的评价”。他同时坚决驳斥了关于斯大林主义在俄罗斯正在死灰复燃的看法。梅德韦杰夫说:“如果谈及针对斯大林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态度,在90年代有不少人崇拜他,但没有人谈及斯大林主义的复兴。而现在突然开始谈及这个事情。的确,历史人物可能被奉若神明和成为崇拜的对象。有的时候年轻人在这样做,特别是那些‘左倾’的年轻人。但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事情。尽管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而言,斯大林这个人物显然无法引起他们的良好情绪。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斯大林主义正在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能说我们在恢复其象征,准备使用某些招贴画,以及还要做些什么。这我们现在不做,将来也不会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说的话,现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我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评价就是如此。所以在这里,要把国家的评价和个人的评价分开。” 我想,梅德韦杰夫的这番话已经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无须解释。2010年的胜利日,莫斯科没有悬挂任何斯大林的图像和招贴画!一句话,从俄罗斯国家层面来看,绝对没有要重评斯大林、为斯大林全面平反的任何迹象。
至于俄罗斯的普通民众,从俄罗斯几个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来看,则大体是这种情况:
第一,经过普京当总统后八年、梅德韦杰夫四年的治理,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民收入迅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绝大部分人对俄罗斯的现状表示满意。调查数据表明,俄罗斯民众绝大部分人愿意生活在现在的俄罗斯,大部分人不认可斯大林模式,也表示不需要斯大林式的政治家。如,2007年5月,全俄社会舆论基金会进行的调查表明,有52%的人认为,现在俄罗斯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资料表明,45%的受访者希望,未来俄罗斯社会经济体制中的市场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能够结合起来,但赞成恢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只占国内居民的18%。 2008年3月5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表明,有48%的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发展方向是不正确的,只有37%的受访者认为是正确的。相隔仅仅8个月,到11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另一个调查数据,选择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受访者只有3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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