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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由汤一介主编，主要内容：2011年成立的什刹海书院以“秉承五千年中华人文传统之大道，弘扬儒释道三教圆融益世之精神，包容诸子与百家探索求新之学说，肩负新时代人类济世和谐之使命，培育重道德自信自觉自强之英才”为宗旨，努力在传承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汇集学术英才等方面发挥作用。
《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作为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共收论文24篇，分设“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书院与中国传统教育”六大专栏，试图从各个不同侧面全面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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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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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0年获加拿大McMaster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儒学十论及外五篇》、《返本开新》、《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Confucianism，Taoism，BuddhismandChristianity（英文版）、《生死》（中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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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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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1
儒家礼乐教化楼宇烈3
对《论语》中“道”的理解钱逊24
社会德教——儒家的过去和未来牟钟鉴33
利玛窦——开启儒耶对话的先驱王殿卿46
论礼法合制雷原57
礼治与法治：中西方制度的基础研究方朝晖86
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109
净土法门的历史传承、思想基础与修正枚举根通长老111
中国佛教伦理及其现实意义方立天121
南诏、大理时期的滇密阿叱力教研究兼论中印文明在云南的交锋
张广保130
道信禅师《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禅法解读定明162
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177
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陈鼓应179
老子与养生黄信阳198
老子的沉思金春峰208
论性命功夫戈国龙219
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243
周易的家庭伦理思想余敦康245
《周易》经、传与纬书周桂钿258
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269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三字精髓”
——对话知名国学研究专家解思忠271
儒释道解析中国文化于丹277
书院与中国传统教育289
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师德观林崇德291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
——普及儒学二十年王殿卿306
书院历史与中国本土的大学传统（4～9讲）程方平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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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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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十年前，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教授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战争？而其他国家、民族、地区在历史和现实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这种或那种的宗教战争？对这个问题，我是从来没有研究过的。当时，我只能靠所知的历史知识说，也许因为在中国儒、道两家的排他性较少，而包容性较大；自秦汉以来，政府（皇权）对社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政府可以用政策和制度来调节三教关系。这样的回答当然是太笼统，也无深意。前年，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时，学校要求上报研究院的研究课题，我就想到施舟人教授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我注意到在海外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宗教战争，例如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打了近两百年，毫无结果，今日在中东、北非仍然有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立和战争；甚至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宗教间也常诉诸武力，在印度就常有印度教与锡克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和战争；在中东、北非地区伊斯兰教的不同教派也时有对抗性的暴力。我国历史上虽有因政治和经济原因灭佛的“三武一宗之祸”“三武一宗之祸”，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曾因政治、经济等原因而排佛。但几乎没有过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发生过战争。儒、释、道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能共存共荣，而不发生宗教战争，并提出“三教归一”、“万善同归”等思想以协调三教关系。我们如果能对此根据史料总结出有意义的理论观点，它或对治今日世界的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引起种种战争的乱象有所贡献。为此，我们研究院把“儒、道、佛三教关系史”定为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对这个课题，我考虑也许有三个方面可以为我们研究所注意：儒释道“三教归一”观念的理论基础；儒释道“三教归一”朝廷的政策基础；儒释道“三教归一”民间的信仰基础。
一、儒释道“三教归一”观念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儒、道两家在思想观念上虽多有不同，但排他性较少，而包容性、调和性较大，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能力较强。《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话体现着儒学的包容性。孔子“述而不作”，以《诗》、《书》、《礼》、《乐》教。这说明孔子恪守传统之经典体系，自觉地传承着夏、商、周三代经典之精神，开创中国上古“六经”的儒家化，并问礼于老子，且大赞管仲之治国方略，奠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精神的世界观。自此以后，儒家无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代，还是在以后的各朝各代，大都是在与各派学说（学派）的争论、冲突中不断吸收着其他文化以自养。战国晚期儒家的大师荀子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法家、名家的思想；《易传》则有机地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等的理论，为儒家开创了哲学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先河。汉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更是把阴阳五行学说、道家黄老学说容纳于其体系之中，而汉朝家法实为“王霸杂用”。
先秦道家的老庄以“容乃公”的理念，统合了春秋战国的各流派，以自然而无为的思想开创了另一支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思想体系。老子的“道论”成为中国智慧学之源泉。《庄子天下篇》首次提出“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理想，虽对先秦各家思想有褒有贬，评论长短，并以道家思想为最高，但未排斥其他学说，由此也充分体现了道家之包容性。杂家之《吕氏春秋》、《淮南子》实以道家思想为主，统合先秦各家，体现着有容乃大之精神，此或与秦汉之黄老道家颇有关系。魏晋玄学实以在道家思想基础上融合儒道讨论“本末有无”、“自然名教”问题，并吸收“形名”家言以成体系，而把中国哲学思想推向一新阶段。
佛教自汉传入中国，初依附于汉之道术，后依附于玄学，至南北朝佛儒、儒道之间的相互批评与问难颇为激烈，（见《弘明集》，但中国之士大夫多有信奉佛教或赞同佛教者，甚至有梁武帝欲舍身入佛门，但仍设五经博士，并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梁书武帝纪》。可见儒、佛并非不能相容。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渐兴，佛道之争渐起。刘宋时有顾欢作《夷夏论》辨二教，执夷夏之界，崇道而抑佛，以印土俗恶、华风本善立论，但仍以孔老释同为圣人，“（佛、道）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综观六朝两三百年间，儒、释、道三教相互辩难、攻击、诋毁虽甚激烈，但多以三教“均善”，孔、老、释均为圣人之三教调和论为开端矣。如僧绍《正二教论》谓：“经世之深，孔老之极”，“神功之正，佛教之弘。”刘勰《灭惑论》：“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张融《门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这类调和之分工论实在牟子《理惑论》已有，如说：“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他甚至说儒佛之道同，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此说谓佛教在“治国”、“事亲”和“治身”上与儒家并无不同。而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则论证佛教与儒学在“出世”和“入世”上虽有功能上的不同，但在为社会所需要上终归是相同的，“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慧远弟子宗炳《明佛论》中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这说明，佛教进入中国，为适应华夏文化之需要，不得不以此种调和论来寻得一立足点。同时，由于佛教在南北朝时因其宗教信仰之理论日渐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对当时之士大夫影响颇大，儒家学者也颇多持三教调和之论者，如北齐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中说：“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此种比附实有利于佛教之传播。至隋，三教调和论更进一步，而有“万善同归”之说，隋文帝崇佛甚深，开皇元年闰三月诏书中说：“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依此观之，盖三教可以“同归”则均在“导民向善”，故唐高祖李渊谓：“三教虽异，善归一揆。”这就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多注意到宗教有益于“治化”。
儒家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主张“有容乃大”，中国化的佛教同样主张不同宗教思想之间有着包容性，如唐宗密《华严原人论序》中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为何中国佛教主张三教同归？这和当时中国佛教宗派流行的“判教”有关。盖隋唐以来，中国佛教如天台、华严、禅宗等均有判教之说，即把佛教中各派或各种学说按高下排列，以分高低，这本是佛教宗派内部之问题，但宗密则扩而大之，将儒、道两家也排入其“判教”系列，以示其教义的博大包容。此或为使在中国儒、道、释各派之间虽可争高下，可讨论功能之异同，甚至诋毁中伤，但终能以“文”相交，而可不诉诸暴力，不至发动宗教战争。
总之，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在思想理论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包容性、调和性，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在思想观念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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