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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纸上的叛乱》是国内著名作家祝勇的最新散文力作，作者戏称自己为“散文叛徒”，以示自己追求散文写作趋于开放化、更接近人性和人心、更接地气的决心。在祝勇的散文中，你找不到那种被时代的大词填充得满满的文章，他摆脱了不管是时代还是散文传统加诸在他身上的层层束缚，自由自在地在文字的世界中调兵遣将。
他说，散文的魅力，不在于万众归一，而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无法重复的独特性和永无休止的创造力。它不是人人皈依的教义，而是纷纭的言水，是趋向不一的行者。因此，他说，纸上的叛乱终将发生，于是，他义无反顾开始他在散文领域的“叛逃”，只为追寻一种自由自在的，有自我有个性有思想的写作。
祝勇，一个散文“叛徒”，《纸上的叛乱》，一个散文“叛徒”的文学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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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散文的魅力，不在于万众归一，而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无法重复的独特性和永无休止的创造力。它不是人人皈依的教义，而是纷纭的言水，是趋向不一的行者。
《纸上的叛乱》是国内著名作家祝勇的最新散文力作，历经几年时间、几番修改完成。作者戏称自己为“散文叛徒”，以示自己追求散文写作趋于开放化、更接近人性和人心、更接地气的决心。
作者说：我的写作已忙不过来，无意再玩评论，但这份态度显然令那些责难“新散文”的人感到失落，把我的谦虚谨慎当成态度傲慢，把沉默不语当成软弱可欺。倒是他们的无知与无畏，让我觉得有了为“新散文”申张的必要。
祝勇说，他想改变那种被时代的大词填充得满满当当的文章，他不想散文写作变成像广播体操一样，规范着散文写作者的动作。他不想中国散文失去想象力变得日益慵懒，因此，他说，纸上的叛乱终将发生。但是，对于一个健全的文学机制而言，“背叛”应是常态而非变态，因为只有“背叛”能使散文呈现某种变化，而不至于像臭水沟一样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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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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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全国青联第十届委员。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选本。获第一、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担任纪录片《辛亥》《历史的拐点》等总撰稿，先后荣获第21届中国电视星光奖，第25、2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香港无线电视台台庆典礼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与《舌尖上的中国》并列获得第18届中国纪录片年度特别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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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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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纸上的叛乱
第一辑：写给散文
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
“新散文”：困囿与突围
散文的新与变
《中国好文章》序
值得一读的散文五十九篇
指纹：鉴别散文的一种方法
——张锐锋、钟鸣、于坚、庞培与新散文写作
三个无法合并的同类项
——杨照、马家辉、胡洪侠的“互文性”写作
散文里的日常时光
“骆驼丛书”总序
2003 年散文札记
2004 年散文札记
2005 年散文札记
2006 年散文札记
2007 年散文札记
2008 年散文札记
2009 年散文札记
《布老虎散文》札记
第二辑
写给作家
我读史铁生
与大地相同的心灵
——纪念苇岸
于坚在现场
写作的庞培
说吧，宁肯
如果能回去，我现在就走
——彭程的散文
快刀蒋蓝
我来了，你走了
——致天堂里的姜威
中国民间的后裔
——凸凹的散文
窗是电影中的角色
——读孙小宁《看得见风景，望不见爱情》
在围困中生活
——闫文盛的散文
路口的邵丹
像风一样，无始无终
——格绒追美的散文
集体记忆中的隐秘回忆
——朱迅的散文
第三辑
写给自己
被忽略的可能性
——《给堕落一个理由》自序
写作是我们的信仰
——于坚、韩东、祝勇谈话录
一个人的远行
——答《新作文》问
在散文中领略西南之韵
——答《成都日报》记者问
寻找自己的飞箭
——《祝勇作品》自序
致有尽岁月
——我的三封公开信
我的寻常之年
历史写作的四个关键词
朱自清散文奖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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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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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
一、问题：散文的价值由谁决定
严重阻碍着我们时代的文学进展的，不是前方的荒漠与空无，而是身后的那些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以大多数人代表自居的庸人。庸人总是成批地产生出来，任何时代都如此；先锋却总是罕见的，任何时代也都如此。
这是一位思想者的话。我在此复述，是因为它完全道出了文学的真理（散文自然也不例外）。从这个真理出发，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很多事情就会一目了然，比如那些十分畅销、到处转载、被反复提到、极具知名度的作品，可能是很糟糕的作品。人文精神和俗世利益在当下差不多成了天然的死敌，文学也由此分出两个不同的方向——追求空间的覆盖，还是时间的绵延。
文学史是在时间向度上对文学作出的裁决，裁判者理应成为时间的代言人，因而自当远离喧哗的人群，回到文学的身边。伯尔说：“如果说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一定要填补水银柱上的空白，要使人为的，或者是基于自我蒙骗的，似乎是现实的燥热冷却下来，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创造新的比例。”但现
在的情况是，文学史以及各种文学选本，不过是所谓“有反响的作品”的罗列，而真正保持着写作独立性的作品，可能被永远遮蔽。所谓“反响”，可能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新闻事件、明星效应、流行时尚，都可能促成所谓的“反响”，而它们的文学含量，却少有人关心、有人质疑。空间的获胜者企图同时获得时间上的特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散文领域，而且，在散文领域尤为严重。如果说杰出的文学作品体现着语言才华的最高值，那么，由大多数人的智慧平均值对它们作出裁决，显然是可笑的。现在的评论家和编选家大多听命于大众的口味——他们把艺术当成了商品，实际上是在使用空间的尺度，排斥了时间的尺度。这是空间向时间的侵略，也是向文学本身的侵略。
……
我来了，你走了
——致天堂里的姜威
姜威兄：
你好。好久不见——准确地说，是一年不见了。自从2011 年11 月7 日收到大侠从医院发来的你辞世的短信，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了。前几天我问大侠，最近见过你没有，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他说你那边儿他不熟。我觉得他有点谦虚，因为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你的官方发言人，所有关于你的消息，他没有不知道的。你们俩就像连体婴儿一样不离不弃，后来想想，这也怪不得他，你现在呆的那个地方挺远的——我在北京，它比深圳还远；我在深圳，它就比北京还远。你来不了，没飞机票；我们也去不了，或者说一时还没有去的计划。这问题就无解了。
回想起来，我们似乎还没有分别这么久过。上世纪末（一说上世纪，就好像是一百年前的事），我史上第一次来深圳，借出版社公差机会，到深圳这个大城市旅旅游。初来深圳的那个晚上，你和大侠、康延在景明达酒店为我接风。一个读书人，就这样在遥远的城市里找到了“组织”，那份高兴，无以言表。高兴的后果相当的严重，我醉得一塌糊涂。我这七尺男儿，居然变得柔弱无骨，后来你和大侠不耐烦了，以老鹰抓小鸡的豪迈，联袂把我架回酒店。这一事件和辛亥革命一样，都是上世纪的历史，但仿佛就在昨天。就在前几天，我又来深圳，又是和大侠喝酒。去酒店的路上，下着微雨，地面上的路灯反光，看上去很幽魅，我突然想起来，十几年前那个景明达之夜，竟然是一模一样。那一刻我的心动了一下，我在想，这个晚上，你会不会来呢？
没有姜威的酒宴，还叫酒宴吗？没有姜威的深圳，还叫深圳吗？这话有点过分，全深圳一千万人民，少一个人，当然算不上重大事件。但这话分对谁讲，至少对我而言，没有了姜威的深圳，绝对是一个不完整的深圳。这是因为你的收藏、你的文字、你的学识，还有你的性情，在这座城市里绝难找出第二人，在全中国也屈指可数。只是你藏而不述，述而不作，作而不印，所以上面的话，有点像说大话，只有了解你的人知道，这不是大话，而是常识，是多余的话。
我最早见过的你的书，是广东人民版的《老肖像新打量》，纸是上世纪末流行的浆黄色，有怀旧感，是你的风格，你当年编《心香泪酒祭吴宓》，就用的这种纸。更重要的，是你剑走偏锋的胆
魄。在那本书序言中，你说：
本书所收百名历史人物，都曾被各式各样的历史刀笔，使用种种整容技术装修过。他们的被装修与时下人们主动往自己脸上涂胭抹粉式割双眼皮之类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被动的。尤其不能让人容忍的是：原本奇丑无比的，却被美容得像人样儿；原本风神俊朗的，却被涂抹得人不人鬼不鬼。我弄这本影集的主要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看看这些历史人物的面目，他们原本如此，并不像我们原来间接了解到的那副模样。
前些日子读杨天石关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文章，又回想起你要通过自己的文字“拨乱反正”的执拗与可爱。大侠送我一部可以砸死人的砖头书《真相》，真相可以砸死人，也可以让死人复活。你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也一定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大象出版社出的那本《一枕书声》中，陈石遗、郑孝胥、王闿运、梁鸿志、江淑海、费行简这些被时间遮蔽的面孔，都一一复活了，在信息时代里露出一张张苦涩的面孔。藏书也罢，写书也罢，编书也罢，印书也罢，不过是你挑战时间的一种方式。你爱书，实际上是爱真相，痛恨时间的化妆和伪饰。你爱书的真、书的善，更爱书的美，但你最爱的，首先是真，最恨的，首先是伪。如果伪和美相结合，那就是大恶，你会为之撕破脸皮，撕破外衣，总之把能撕破的全都撕破。你有爱憎分明的立场，在生活中，在文字里，都是如此。我最敬重你的，就是这一点。我的性格里少了你的这点鲜明，所以就喜欢狐假虎威，这个威，就是姜威的威。
你收藏古今性文物，是因为你真，不装孙子，也不装圣人，装孙子和装圣人是一回事，都是装，都是大尾巴狼，所以你才是上流，不是下流。你把性当作学问，也当作情趣，所以你有性情。你谈
“亵语”，即古代的黄话，从经史子集里找线索，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还堂而皇之写进书里，那是《一枕书声》里最好的一篇——《亵语琐记》，是探究中国人文化潜意识的一篇绝妙文章，胆大、
心细、手狠，在全深圳、全中国、全世界、全银河系，只有你姜威写得出来。
从那时起，我不知来了多少次深圳，即使没有上百次，起码不下几十次，以至于我下一次来，有人还以为我上一次没走呢。
后来，你病了，我更是每月都去深圳看你。我们就坐在你长长的书架下面，饮茶，闲聊。你的虚弱，于谈话间依稀可见，这却是你化疗后精神最好的时候。大侠说，每次化疗后，你都像脱了形，
但这副形象，你秘不示人，除了亲人，只有大侠知道。你以文字挑战时间，让时间有些不爽了，准备报复你，于是开始克扣本属于你的时间。后来看到你的微博，心中无尽感伤，你是这样写的：“二十年前的今天，我从故乡哈尔滨出发道经天津转火车赴广州，出广州站是早六点，没出站即转广深火车，开了一上午才到深圳。身上背三个破包，裤衩缝一个钱包，里边巨款两千，是安家立命之本。二十年后的今天早晨，专程去香港化疗，两千元只够包往返专车费了。躺在化疗椅上，半梦半醒之间，写下这些。”
我不能表现得过于关心你，就说这病没事，我一个朋友癌了20 年，屁事没有，等你好了我们北京见，我请你喝冰啤酒。我们像平常一样胡侃，实在倦了，你就说：“我累了，先靠会儿，你自己看书。”你的书房，就变成了我的书房——当然，是临时性的。你的藏书，多为珍稀品种，我去看你，自己也开了不少眼界。梁众异《爰居阁脞谈》等日伪珍贵史料，都是在你那里第一次见到的，当然，不是公开出版，而是你自编自印的线装书，带藏蓝色函套，比公开出版的多了十倍的精致。你见我读得入神，就索性送我一套。回京后因为瞎忙，也因这套书装帧考究，没有顾得上、也没有舍得打开来翻看。你过世后，这套书是我手边仅有的你的遗物，便小心翼翼地打开，顿时大惊——每本书的扉页上，你居然都手写了一篇题记，每篇都有几百字，繁体竖写，一丝不苟，专门为我讲明该书的来龙去脉和史料价值，其中一卷还写了这样的话：“辛卯四月，老友祝勇兄自京飞深，探视余病。时余患肺腺癌晚期，正化疗期间，药石有效，日渐康复，诸友皆喜。余拟认真疗病，愈后去京，与勇兄饮冰冻啤酒也。色香味居主人记于第五园寓居。”从这段话中，我读出两层意思：第一，你有点相信了我的话，认为这病能好，还记着我们在北京喝冰冻啤酒的约定，所以这句话让我眼睛潮湿；第二，你病中还惦记着兄弟，把四段长长的题记，一丝不苟地写在卷首，这对病中的你，是何等艰难！这句话，更让我泪腺失禁，泪雨滂沱。我还真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让我感到温暖和辛酸。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呢？我仔细搜索记忆的边边角角，一点也想不起来。不是你太有心，而是我太粗心。此刻，我更愿把这段文字视为你自天堂发来的信息，在你过世之后，神秘地降临在书卷的纸页上，这样，我就可以向大侠庄严宣告，我打探到了你的最新消息。
我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旷日持久、死皮赖脸地耗在深圳，耗在你的书房。就算你想躲清静吧，也不至于躲得这么远啊，连见个面都很困难。我见过你笑、你醉、你哭，也见过你怒、你骂、你砸，唯独没见过你死。即使最了解你的人，也没有心理准备。
你这个性情中人、性中情人，我行我素惯了，但这一次断然离去，还是太极端，太任性了。你过世那天，2011 年11 月7 日，我远在北京，盯着大侠发来的短信，久久发呆。我相信像往常一样，这只是你的一个玩笑，只要过了这一晚，只要我拨通你的手机，耳机另一端还会响起你带着东北口音的深圳话：“哎，哥们儿……”
长久以来，我都怀藏着来深圳的冲动，就是因为有你、大侠这一班狐朋狗友、亲兄热弟，有彼此间海阔天空、痛快淋漓的畅谈，这座城市才变得生动。如果一个城市连“诗意”这东东都没有，怎么好意思叫人“栖居”下去啊？我一直渴望着有朝一日，我们能在这座城市里朝夕相处、朝思暮想，只要不是朝不保夕就好。现在，我终于可以正式通知你，我来深圳了。不是像往常那样匆匆来去，而是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深圳大学祝勇文化创意中心。从此将在北京故宫和深圳大学之间两头奔走——在故宫搞研究，在深大教学生、搞创研。人生就是这样奇妙，早在景明达狂醉那一夜，我就知道我与这座城市有故事，只是这故事的酝酿期过于漫长，等它真正发生的时候，你这个急性子已经等不及了。我不知道如何通知你才算正式，想派信使，没有人愿意去。
本月下旬，深圳大学祝勇文化创意中心揭牌仪式那一天，如果你还在，必然又是一顿豪饮，可惜这样的如果，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代我向上帝他老人家问好。
祝勇顿首
2011 年11 月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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