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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沈从文精读 上下册(文本细读,重新认识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实践,重新认识沈从文和二十世纪的中国)

書城自編碼: 2439267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名家作品
作者: 张新颖
國際書號(ISBN): 9787537841559
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700/68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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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沈从文精读》通过对沈从文不同人生阶段代表作品的解读,勾勒出作者一生的三种形象,并揭示这三种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让读者认识沈从文,以及20世纪的中国。
我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曾出版全国唯一一版《沈从文全集》,在此基础上,我社出版了《沈从文精读》,让读者通过这一本书,读懂他的作品,读懂沈从文!
本书作者为研究当代文学名家。本书制作精良,分上下两册。
內容簡介:
《沈从文精读》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一方面把注意力引向作品本身,发掘和探讨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却并不孤立地看待作品,而是在写作活动的接续和变化中,勾勒出沈从文一生三个阶段的三种形象:“得其自”的文学家、痛苦的思想者和处在时代边缘却进入历史深处的实践者。通过作品的分析,揭示出这三种形象之间的过渡、转换和内在关联。
作者立意不在重复和固化已有的关于沈从文的叙述模式,而试图拓展阐释的空间,重新认识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实践,重新认识沈从文和二十世纪的中国。
關於作者:
张新颖,男,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著作:《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读书这么好的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编著:《储安平文集》(上、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內容試閱
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说法适用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转折的人,包括与沈从文同代的很多作家。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裂变,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大多数只能随着这个巨大的、根本性裂变而发生重要的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向。
但是,即使很多人都处在分水岭上,沈从文仍然显得非常特殊。他是以精神的极端痛苦和紧张而孤立在分水岭上的,其孤立的程度,在他觉得是惟一的一个;其极端的程度,竟至于发展到“精神失常”和自杀。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崩溃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情况有扼要说明:“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九月中下旬,病情渐趋缓和。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长诗反映这个过程,以及音乐对于自己的特殊作用。但精神上的康复还待漫长岁月,且时有反复。” 《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在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中说,“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这个“恢复”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个“恢复”,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我们先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一月初《题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一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应朋友的邀请前往清华园休息调养,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星期。一月二十九日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在一九四八年底,沈从文就把对自己命运的预感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这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悲剧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
然而,到一九四九年,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并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不会顺时应变,可是一切都在顺应趋变。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而此时他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又写道,“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我不向南行”,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政府派陈雪屏来到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陈雪屏是沈从文旧识,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时的上司,曾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
三月十三日致张兆和堂兄之女、革命干部张以瑛信,说自己“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最后一句话又用笔划掉。
二月至三月,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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