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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奈保尔最重要杂文集，中文版首次出版
★ 21世纪最无可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游击队员》《大河湾》《半生》等的写作素材来源
★ 1960年至1990年间，奈保尔对世界的全部印象
★ 一旦读过这本文集，就再也无法用从前的视角去看世界了
★ 精彩书摘：
两百年来，没有谁真的想要这个岛，也没有谁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这个地方是一个错误。
人们整天在俱乐部里谈论政治。言论自由，选举也自由；实实在在的权力却遥不可及；政治是人民的鸦片。
他们为古老的、历经劫难而幸存的文明感到骄傲。他们其实是这种文明的牺牲品。
我期望遇见大度、根性与自信，但找到的却是种种自我怀疑的殖民地心态。
政府部门的臃肿始于国家还很富有的时期，掩盖了失业问题和都市生活的无意义。
他们追赶革命的脚步就像追赶剧院的潮流，这些革命者会奔赴风起云涌的革命中心，但兜里都揣着返程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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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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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普世文明》收录的是奈保尔创作40年间在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地带的观察与思考。从出生地特立尼达到祖辈的家乡印度，再到美国和其他更远的地方，他关注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奈保尔式报道。通过描画一个个被历史、经济和文化敌对破坏了的混乱世界，他探究了从印度到美国的各地社会在应对现代化挑战时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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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V.S.奈保尔（V.S.Naipaul）：
英国著名作家。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50年代开始写作，著有《米格尔街》、《斯通与骑士伙伴》、《自由国度》、《游击队员》、《大河湾》、“印度三部曲”、《非洲的假面剧》等。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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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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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门的尸体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七二年四月至六月
像博尔赫斯那样勾勒一个故事：
独裁者被推翻了，过半人民欢欣鼓舞。是他让监狱拥塞，国库空虚。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起初做得不坏。他想让他的国家变得伟大。但他自己并非一个伟大的人；而这个国家大概也无法变得伟大。十七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依然缺少伟大的人；国库依然空虚；人民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开始回想起，独裁者曾经梦想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回想起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经慷慨馈赠穷人。独裁者在流亡。人民开始呼唤他的回归，而独裁者已入暮年。人民又回想起独裁者的夫人。她热爱穷人、憎恶富人，她年轻美丽。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为她死于独裁中期，死时仍然年轻，而她的遗体一直奇迹般地没有腐烂。
博尔赫斯说：“我可永远也写不出这样一个故事。”
在被剥夺公民权利并流亡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胡安庇隆在被称为铁门的马德里郊区向阿根廷军人政权宣布媾和条件。一九四三年，陆军上校庇隆积极鼓吹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阿根廷的一股势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两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掌控阿根廷的独裁者。他的夫人伊娃没有正式职务，却和他一道执掌政权，直到一九五二年。她在那一年死去。庇隆为她花费重金做了防腐处理，现在，她的尸体停放在铁门，和庇隆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在被军队推翻仅一年之后，庇隆在巴拿马写道：“我担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现在，阿根廷在历经八任总统之后（其中六任是军人），正处于一场没有哪个阿根廷人能够完全解释的危机之中。国土像印度一样广阔，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盛产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亚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脉拥有富饶的矿藏，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地迷失了方向。人人都心怀不满，突然间人人又几乎都成了庇隆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过的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年轻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年轻人父母的记忆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窃贼。
比索已经跌入地狱：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兑换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年四百比索，去年①
六月四百二十比索，今年四月九百六十比索，五月一千一百比索。自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现在已跃升至百分之六十。银行的储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当通胀到达这样一种爆发阶段，只有做火灾保险才能赚钱。保费上涨，索赔减少。当物价一周周飞涨，不知为何很少发生火灾。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梦魇。筹措资金几乎不可能；就算筹到了，如果你要买房子，拖延一周就可能让你多支付两三百美元（许多商人更愿意用美元进行交易）。工资、物价和汇率：人人都在谈钱，有经济能力的人都在黑市上购买美元。很快，甚至连游客也感染了这种歇斯底里。两个月内，一间酒店客房的价格从七千比索涨至九千比索，一包烟从六百三十比索涨至八百二十比索。货币只能小额兑换；必须时刻关注市场行情。比索对美元有一天跌至一千二百五十比一。这是公众过度恐慌，还是新的衰退的肇始？在那一天犹豫不决就会损失金钱：比索又反弹到了一千一百。博尔赫斯的翻译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年工作行将结束，“你会觉得”，他说，“你把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消耗在了兑换所里。有些下午，我会像别人逛商店一样去逛兑换所，只是为了看一看汇率。”
政府不时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大使夫人说：“这段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计算出涨薪的间隔和涨价的间隔。”大家都在兼职，有时还会做三份工作。每个人都沉迷于赚更多的钱，同时又会赶快把钱花出去。大家都在赌博。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保守城镇门多萨，赌场也是顾客盈门；赌客多是来自工人阶级，月薪一般只相当于五十美元。周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有人排队等着兑现足球彩票。足彩每周开一次奖，是全国瞩目的大事。
四月中旬，一名巴拉圭的劳工赢得三亿三千万比索的巨奖，消解了一次政治危机。在门多萨曾经发生多起骚乱，军队被迫逃离。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支游击队杀死了他们在十天之前绑架的一个菲亚特公司的经理。就在同一天，游击队在附近的工业城市罗萨里奥设下埋伏，杀死了第二军军长桑切斯将军—这位将军有着好施酷刑的恶名。血债血偿：军队中有一伙人因此想要撕毁与庇隆的协定，并阻止定于来年举行的选举。但是巴拉圭人的幸运让所有会谈的氛围都变得明朗起来，乐观的态度重又出现，人们的神经也松弛了。小小的危机过去了。
游击队仍在实施袭击、抢劫和爆炸；他们偶尔仍会进行绑架，偶尔也会杀人。游击队员是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些是庇隆主义者，有些是共产主义者。抢劫了那么多银行之后，各个组织变得富有起来。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去年在科尔多瓦，一个学生加入庇隆主义游击队，每个月可以获得相当于七十美元的报酬；律师则可获得三百五十美元。“你可以通过他们的摩托车、他们的嚣张、他们的炫耀来认出那些年轻的庇隆主义游击队队员。就像詹姆斯迪恩①
那种类型。非常潇洒。”另一个独立见证人这样描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的游击队员，“他们反对美国。但其中一个在一家美国公司任高层。他们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漫画书上的英雄。白天是办公室里的克拉克肯特②
，晚上是带枪的超人。”
一旦做出决定（三十一岁的女人说），你的感觉就会好起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支持革命，他们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有时他们就像小孩，看不见太多未来。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看电影。他差不多三十三岁。我们看的是《萨科和万泽提》。结束时他说：“我为自己没有成为游击队员而感到羞耻。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我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谋。”我说：“但你没有暴力倾向。游击队员必须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丰富。你必须唯命是从。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条。”而他又说：“你不觉得羞耻吗？”
电影制片人说：
我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民对历史充满了自觉。殖民主义的衰退、第三世界的崛起，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担当了某种角色。这和完全没有历史观同样危险。人民因此而变得非常虚荣。他们生活在一种智识的蚕茧中。从他们那里拿掉行话和革命理念，大多数人的头脑将变得空空如也。
游击队向着北方去寻求灵感。自一九六八年巴黎运动以来，有人一直梦想把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击败“人民”的敌人。游击队简化了阿根廷的种种问题。和北方的校园与沙龙里的革命者一样，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敌人：警察。于是在智识水平不那么稳定的南方，北方的社会－智识游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数十名警察被杀害。警察则以恐怖来回应恐怖。他们和游击队一样实施绑架和杀戮；他们实施酷刑，主要针对生殖器官。一个被警察关押的囚犯从窗口跳了出来，媒体只用了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报道这件事情。一些人被捕，随后又被正式“释放”；他们有时会再度出现，有时则不会。一天早晨，街上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厢式货车，里面有两具炭化的尸体，他们是两天前从家里被强行抓走的。“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其中一个人的遗孀问道。但是第二天她变平静了，撤回了对警察的指控。有人“拜访”过她。
“朋友的朋友告诉我这些暴行，”诺曼迪乔瓦尼说，“这让人恶心。但这里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我妻子的表兄是游击队，”一位外省商人在午餐时说，“他在罗萨里奥①
杀了一个警察。八个月前，他失踪了。他死了。”关于这件事，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谈起了别的事。
傍晚时分，在商业步行街上，有时会有穿着长筒靴和黑色皮夹克的士兵牵着阿尔萨斯犬巡逻：狗的尾巴贴近腿部，肩部隆起，耳朵后掠。雪佛兰警车在霓虹闪耀的街上不停游弋。到处都有带着机枪的警察。还有身着瓦灰色制服的骑警，戴着蓝色头盔的反游击队摩托车队，以及那些穿着裁剪精良的西装、突然出现的年轻人—他们从没有牌照的车里跳将出来，他们是便衣警察。再加上军队的AMX坦克和云雀直升机，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武装力量，也真的发挥了威慑作用。
就好像政权的力量现在只被用于维系政权的存在，法律与秩序自身变成了目的：这是阿根廷贫瘠与荒芜的一部分。人民非常勇敢；他们实施酷刑，也被酷刑折磨；他们死去。但这些都是分散的、不为人知的事件，媒体的报道让它们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这些媒体虽然自由，但却并不能胜任其职责，似乎无法从它们所报道的事件中找到规律。也许媒体是对的，在阿根廷几乎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新闻，因为国家并没有发展，也没有什么事情得到了解决。这个国家似乎在和自己玩游戏；阿根廷的政治生活和蚁群或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种种事件，充满了危机和死亡，但生活只是在原地打转，一年的结束总是和开头一模一样。即使是桑切斯将军的死也没有引发危机。他徒劳地实施酷刑，徒劳地死去。他只是如此活了五十三年，地位如此之高，却没有在身后留下痕迹。事件总是比人更重要。现在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能力改变历史，就像他过去那样。而他正在铁门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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