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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新时代的旧读者。葛兆光教授在学问上求新求变，不断开辟新领域；读书习惯却多少显得有些“保守”，还在遵循三十多年前所受的学术训练，在日记本和电脑上做笔记和摘抄。在这些读书笔记中，我们既能发现他一些学术观点的萌芽，也会看到专业论文里无法容纳的思考成果。
2、优秀学者的同情心和理解力。真正的历史学家“既要有学理的训练，又要有对人生万花筒的体验”。在葛兆光教授的眼中，每个学科的成果都能为思想史提供独特的启发，而今人的视角也可以拿来观照历史上被忽略的角落。
3、专业史家如何读“闲书”。面对日趋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日趋浮躁的读书心态，葛兆光教授读“闲书”的启发还在于，他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读书，是为了让视野变得更开阔，而不是让心智变得更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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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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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读书时一直注重用纸笔做文摘、札记和提要，并记录心得。本书是他在1994年到2011年间泛览“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思想史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敏锐地从其他学术领域发现问题线索的能力。作者自谦要借此到专业之外透一口气，实际上却在不经意间打开了一扇窗，让读者得以窥见他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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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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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原籍福建，1950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至2013年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获选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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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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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1994】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趋势》泽田瑞穗《地狱变》等四种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1995】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沈曾植《沈曾植诗集》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郑孝胥《郑孝胥日记》殷海光与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林传甲《筹笔轩读书日记》
【199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97】埃里亚德《世界宗教史》福山《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傅柯《规训与惩罚》
【1998】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华琛与罗友枝《中国死亡礼仪》高延《中国宗教系统》弗里德曼《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戴思博《女のタオイスム：中国女性道教史》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孔飞力《盗魂者：1768年的中国妖术恐怖》刘潞、崔永华 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诺夫乔伊《存在的大链条》林毓生《思想与人物》鄂兰《极权主义》酒井直树《日本思想という问题》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以赛亚·柏林《哲学与人生：以赛亚·伯林访谈录》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剖析》
【1999】
H. Stuart Hughes《意识与社会》利奥塔《后现代的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S.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渡边浩《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1）》
【2000】哈维尔《哈维尔选集》
【2001】萨义德《东方学》池田秀三《自然宗教の力》
【2002】陈毓贤《洪业传》寇克《新疆地理宝藏记》芭芭拉·塔克曼《从史著论史学》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梅奎尔《傅柯》劳弗《伊朗与中国——古代伊朗与中国之文化交流》丹尼尔·布尔斯丁《隐藏的历史》周质平《胡适丛论》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鲍默《西方近代思想史》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
【200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简繁《刘海粟传》李汉林《百苗图校释》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13册《明·清》Morris Rossabi 编China among Equals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许烺光《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克利弗德·纪尔兹《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J.B.Harley、David Woodward编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第二卷伊佩霞《帝制中国的儒家与家礼》卜正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贾志扬《宋代中国进学的荆棘之门》黄才贵编《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汪荣祖《史学九章》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中研院史语所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太虚《东瀛采真录》、《寰游记》赫维茨达拉《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2004】孙本文等编著《中国战时学术》佐伯富、羽田明、山田信夫、布目潮渢合编《东洋史》
【2005】勒华拉杜里《新历史（历史人类学入门）》小岛祐马《中国思想史》、《古代中国研究》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大久保良峻等编《日本佛教の研究法》罗兹·墨菲《亚洲史》费正清《中国新史》许烺光《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
【2006】石田干之助《东亚文化史丛考》福井文雅《汉字文化圈の思想と宗教》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桑原骘藏《桑原骘藏全集》林满红《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秋山谦藏《东亚交涉史论》哈罗德·伊萨克《族群》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本田实信《蒙古时代史研究》玛利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陈智超 编《陈垣来往书信集》和田清《东亚史论薮》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中研院史语所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
【2007】姜在彦译注《申维翰〈海游录〉》松浦章《江户时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Hilde De Weerdt：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2008】宫崎市定《谜の七支刀》韩明士《道与庶道》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宫纪子《蒙古帝国所出之世界地图》卜正民《为权力祈祷》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自跋集》季镇淮《司马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
【2009】沈刚伯等《汤因比与历史》沟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岛毅《中国思想史》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艾尔哈特·艾普勒《重返政治》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2010】连清吉《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学家：内藤湖南》陈冠中《盛世》陈学霖《宋史论集》樱井清彦、菊池诚一编《近世日越交流史——日本町、陶瓷器》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众思想》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书信）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野间潜龙《明代文化史研究》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
【2011】埃里亚德《世界宗教理念史》姚从吾《历史方法论》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李静旻《一个中国，两种威胁》南博《日本人论》李则芬《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德里克《毛泽东思想における近代と反近代》窪寺紘一《东洋学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时代》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鲍绍霖《文明的憧憬》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任青、马忠文 整理《张荫桓日记》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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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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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重读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本，1991）。这部书不仅文笔清晰，而且结构很完整。第一部分“以前关于地方氏族或望族的作品”，宛如一篇研究史或学术史概说；第二部分“此种作品的评论”，谈及氏族谱牒记载血缘而忽略婚姻的缺陷，说明自己的方法，这是方法论的一节；第三部分“本篇的资料由来与作法”，是理论与文献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嘉兴的望族”，则是本书的中心，占了五分之四以上篇幅；第五部分是“余论”，其实是结论；最后附上“参看作品”。几乎是一份极标准的学位论文，如果现在的硕士可以这样写论文，就很可以放心了。老辈人学问的规范、文字的清通和论理的明晰，真是有不可及处。
在我看来，潘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世家”意义的阐发，其“余论”部分说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不确的，因为嘉兴望族有长达二十一世者，平均则为七八代，每代二十六年。他指出的历史现象中有两点十分值得深思，一是传统中国中，血缘网络往往是人才产生的渊薮，二是望族兴衰的原因之一在于遗传和教育，而原因之二在于移徙、婚姻和寿夭等因素。
需要讨论的是，文化品味的高下、学术修养的厚薄、道德精神的强弱，是否也需要这种遗传加上教育，并且保证望族延续的社会秩序条件？近百年来社会动荡、血缘解纽、阶层流动、人口迁徙，加上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上流社会的摧毁和打压，快餐文化和流行时尚占据主流，已经使望族如初盛唐之贵族一样逐渐消失，需要几代的修养和文化亦不能积累。潘氏在全书之末提到，江浙大族之多，“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一带在历史期内太平的日子比较多些，而并不因为大族中的人物有过甚么特别的自觉的努力”（136—137页），他似乎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门第和阶级决定论。
（1995年5月9日）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
晨起，读《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前二册所记晚清事，深有感触。
一百年的事件真是不短，说到前清的人事，仿佛已经遥远得很，有时候想起来，不由得会把它当了“古代”。可是读这本日记，却又颇为恍惚，好些事情和场景好像就在前天或大前天。就说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出使日本（他先任筑地副领事，后二年充神坂领事）到二十年（1894）归国这一段时间里写的东瀛日记罢，提到的好些地方、事情和话语，就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让我想起去年日本旧游之地，如东京的后乐园：“园极林壑之胜，有小屋祀夷、齐，明王孙朱舜水于鼎革时避地日本所创也”（1891年7月10日，第一册，216页）。如镰仓的神社和大佛 “（八幡宫）有三石并列，大如栲栳，云时治则突出土，乱则没入地也，复有一石，高二尺许，绕以栏楯”，“（大佛）高五丈，建长四年上总国大野五郎右卫门铸造之”（1891年10月29日，第一册，243页）。又如京都的四条，“四条桥浪花楼……楼对圆山，前临河，河水湍急，多碎石，汹涌有声。地颇喧闹，车轮屐齿如沸”（1894年2月12日，第一册，396页），仿佛都和我看到的相同，特别是里面不断提到的高岛屋、三菱公司、“帝国伙蝶儿”（帝国Hotel），直让人恍惚中觉得历史好像并没有走过百年似的。
不过，有的世风人情在这百年还是变化很快，那时中国文人的出洋生活，现在是全然不见了，日本人的旧时风俗，如今也没了踪影。郑氏在日本似乎主要是在读书，读的还是《说文》和《通鉴》，也读宋人笔记，偶尔学两句英文，读一读《明治时势史》、《明治开化史》（见1891年6月20日），还对日本的新政大为不屑，像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因为日本之乱而幸灾乐祸，说“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戒”（261页），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因了《日本新闻》讽刺伊藤“变法以来，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盖伊藤始终学西法也”（第一册，311页）。所以尽管身处变法的日本，仍然长袍马褂，过着如同国内士大夫的生活，狎妓听戏，吃茶饮酒，似乎乐不可支。一天到了浴室，见到“裸体赤立者右男而左女，俯仰自如”，倒也觉得怡然（第一册，211页），这大概是甲午之前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风习？他批评日本人森大来肆意贬低中国的诗歌，则说到日本明治学西法以来虽然富强，但“汉学益衰”，所以搞得风俗日下，敦厚之本已亡（第一册，334页）。要到了甲午一战之后，他才在日记中有震惊和愤怒，“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1895年4月18日，第一册，482页）。次日日记中还抄录了唐景崧自台北来电，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第一册，483页）。看来，不变的是山川，常变的是人情，更容易变的是时势，难怪古人说“秦时明月汉时关”。
（1995年5月24日）
赫维茨达拉《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
《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佚名译，台北：倾向出版社，2003）的是卡雷尔·赫维茨达拉（Karel Huizdala）对哈维尔（Vaclav Havel）若干次访问记录，并不是一份严格的自传，只是多处涉及了哈维尔的生平而已。在回答关于政治观点的问题时，哈维尔说：“我摒弃‘社会主义’这个词，完全是因为我一直反对过分固定的词汇，从语义上讲也就是失去意义的词汇。我反对空洞的意识形态术语和咒语，它把思想僵化在一种观念不变的封闭结构里，而且越封闭就离实际生活越远。”（16页）他觉得现在世界的危机在于非人力量越来越大，造成一种心境即失落感：“对形上学的掌握的失落，对先验论经验的失落，对一切超人的道德权威的失落，对一切更高的境界的失落。这虽然很奇怪却又非常符合逻辑：一旦人类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高意义的源泉及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时，这个世界便失去其人情味，人类也就开始失去对世界的控制。”（18页）而在关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讨论中，他又说，他希望的体制多元化，应该是“以分散的、结构不同的和最好是以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为基础，这些公司应该考虑各地的特点和不同的传统，应该透过保持公司体制内的多元化和决策来抗衡单一化的压力”（23页）。在谈到他作为异议者的生活时，他曾经相当恳切地指出，“不要和中央进行臃长的一般性的思想争论，那样会使许多具体的事成为中央的牺牲品，‘只’需要为那些具体的事而斗争，并为之做好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躲在密室里进行斗争，而要把斗争公开化”（93页）。在谈到知识分子时，他说：“我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它的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们所写的历史。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属于任何地方，他不管在哪里都应该做为一个刺激物，他不应该有固定的位置。”（177页）给我的感觉，哈维尔虽然在反对专制集权上是相当令人尊敬的斗士，但仍然是文学家从政，他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犹豫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多元与一元之间、批判性与保守性之间，拒绝使用标签，但是又无所归属。
（2003年11月3日）
陈冠中《盛世》
陈冠中的《盛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很畅销，香港这边评论很多，包括哈佛的王德威教授也写了很长的评论。陈以“盛世主义”对中国现状作如下概括：（一）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二）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三）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四）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五）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六）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七）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八）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九）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十）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这个概括相当有趣而且准确。
《盛世》中处处穿插、虚虚实实的当代中国，使得景象仿佛镜像，像《读书》、《南方周末》、万圣书园、家庭教会，以及不时出现的反右、“文革”、“八九六四”，使它不太像小说更像是政论。里面反复出现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间的二十八天”，其实是关键词。他说，“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论述中，甚少提到一九八九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为免惹事，民间的论述往往也避而不谈整个八九年，连追忆八十年代的话题，也是到八八年就嘎然而止。所以有人说笑，说在中国，一九八八年过后，就到一九九○年了”，下面接着说“一年不见了，失踪了”，这一年的失踪，和二十八天的失踪，其实是一回事儿（208页）。
追寻失踪的时间，是为了“打捞”记忆，而处在“盛世”的官方和民间，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忘记”历史，当人们忘记了这个本应是刻骨铭心的“二十八天”或“一年”的时候，人们很愿意接受“新盛世主义”的十条。陈冠中选择了“愿意遗忘”的各种人，包括“六四”以后进入政治界的何东生、与“八九”并无直接关系的韦国，特别是在盛世看似得到现实利益的种种人，偏偏只有要嗑药的和精神偏执的方草地、张逗和小希，这是屈原式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抑或是佛教所谓的“狂泉”故事中的国王？
当历史被遗忘，连续性便不再存在，于是合理性不需要“前尘往事”的证明，人们如何理解这个国家当下的政治？当记忆被删减，罪恶总是不被惩罚，合法性也不再被“连带责任”所牵累，政权如何会有反省和内疚的可能？中国始终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权力永远有“治外”的“豁免权”，一切进退左右、合纵连横，都由政治决定，尽管在某种国际背景下它可以超越全球波澜，可以免于金融海啸、逃脱国际舆论，但一旦有国家政治的优先需要，什么宪政、制度、法律、民意，就全无分量，如此，民众如何能够有民主、自由和尊严？
我曾经写过思想史上“盛世的平庸”，也写过思想史上的“减法”，似乎都可以与此映证。
（2010年2月3日，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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