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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拥抱还是拒绝？ 7杞人忧天者的观点 8现代跨境流动的欣慰现实 9有价值的差异 10服务于服务经济 11冒险性消费 12通过使用制胜 13非破坏性创造 14移民:打气者还是泄气者 15难以捉摸的根基 16先做无害 致谢 附录：表 注释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引言 许多在美国曾盛极一时的制造业公司都已臣服于海外竞争，或者将其大部分活动转至境外。美国公司在国内很少生产日用品，大多数服装和鞋子、家具、儿童玩具、电视机、电话以及计算机，都是由外国公司（通常是美国公司的境外工厂）生产的。将这些商品载入美国的船舶和集装箱，也大多来自海外的造船厂和工厂。 现在，服务业似乎也在重蹈制造业的覆辙。正如制造业的外流始于组装零部件或缝制衣服这样工资较低、技能不高的工作一样，服务业的离岸外包始于数据输入、日常的软件编程和检测，以及回答客户问题的电话银行（其成功度不尽相同）或电话营销。在后一个阶段，海外制造业走向高端，例如生产数控机床、机器人、高性能汽车。同样，离岸服务也已扩展到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所说的“知识性工作”。像微软这样的公司软件设计都外包了，而不再仅仅是外包低端的编程。高学历的境外工作人员在为美国客户分析财务报表、检验贸易策略、设计计算机芯片以及读取X射线图。 在某些人眼中，最重要的是研发外包。根据《商业周刊》的封面文章，当西方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的时候，他们承诺会将“所有重要的研发”留在国内。这种承诺现在已经“过时”。像戴尔和摩托罗拉这样的公司，其“全部设计”都是从亚洲制造商那里购买的。尽管电子产品在外包这条路上“走得最远”，但“寻求离岸帮助”正“扩展至经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因为美国公司发现，它们当前的研发支出“赚不了大钱”。《商业周刊》提醒道，尽管外包在短期内会降低成本，但西方企业可能会“丢掉其技术优势”，因为其亚洲承包商会在创新杆头，更进一步。害怕世界是平的 同制成品的进口相比，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的离岸外包，无论是用金钱和员工数来衡量，仍旧相当渺小。但是，这个现象已经触动了神经。比如路易斯·多布斯的电视节目、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新泽西州立法机关（它试图阻止离岸外包服务进入政府机构）、约翰·克里的总统竞选、2004年《总统经济报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以及几家著名的研究机构都对此问题发表过见解。 服务的离岸外包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媒体对其后果过于敏感。想象一下，他们的工作遭受了离岸劳工的威胁，对于受过大学教育、希望避免长时间非自愿失业并过上好日子的知识工作者（包括那些媒体工作者）而言，外包是一个冲击。知识工作者还可能是看电视网络频道、阅读畅销书和报纸专栏的消费者。电视节目、书籍和专栏理所当然是为了迎合其核心受众的喜好。离岸外包的兴起除了威胁到一个有影响力的阶层之外，它所带来的所谓价值链升级——从电话营销到远程放射医疗，再到尖端研发——也导致了对美国长期繁荣的担忧。许多人担心，随着研发转入低成本地区，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就会遭到损害，而且他们认为，这种领先地位可以缓冲低端制造业职位的消失。哈佛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Freeman）告诫说，“随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数量庞大的低工资劳动大军开始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科学和工程技术”，“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很快就会受到威胁。 对于“繁荣21世纪全球经济委员会”所谓的“聚合风暴”，美国应该做何准备？包括罗斯·佩罗（RossPerot）、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路易斯·多布斯和新泽西州及其他州立法机构成员在内的一帮人给出的答案是：美国率先实施保护主义。历史上，美国平民党人对来自海外威胁的应对措施一直都是消除壁垒，但是这种应对措施在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之后就失宠了。该法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来挤压贸易，人们认为就是该法的出台使本来的一场衰退转变成大萧条。保护主义的变种现在又东山再起，它有时被隐藏在要求公平竞争的幌子之下，据他们说，竞争环境向海外贸易商倾斜。这种新保护主义得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群体的共鸣：《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2007年9月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相信，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不利。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立医学研究所成立的“繁荣21世纪全球经济委员会”给出了另一个更为激进的答案。它开出的药方是：加大科学和技术上的支出。其具体建议包括：在未来7年中，将长期基础研发的联邦支出每年提高10%；对资历较浅的优秀专业研究人员给予新的研发补贴；成立全国科研基础设施协调办公室；给美国的科学、工程和数学研究机构新增本科奖学金名额25000名；新增研究生奖学金名额5000名；新增10000名科学和数学在校教师；向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继续教育的雇主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对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自动给予工作许可。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多数团体都拥护这种“科技迷信和科技国家主义”（这两个词是从奥斯特雷和纳尔逊那里借用来的）。其倡导者声称，要保持繁荣就需要保持在尖端科技上的持续领先地位。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人们有了“在任何地方竞争、联系和合作”的工具。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美国必须“首先尽其所能。重要的是，谷歌就诞生在这里”。弗里德曼循循善诱地宣称：“总会有人在某地去做要做的事。唯一的问题是，它是由你来做，还是给你做。” 尽管只是在最近才占据主流，但科技国家主义者的诊断和药方却并不新颖。正如悲观的预言者对今天的服务业外迁痛心疾首一样，上一代人也曾对制造业发出类似呼吁，并开出了类似的止痛剂。例如，1984年，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说，美国有沦为汉堡包之国的危险。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获奖文章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1983年的总统委员会宣称：“我们的国家岌岌可危。我们在工商业、科学以及技术创新上曾经拥有不可撼动的支配地位，现在正被来自全球的竞争者赶超。”委员会注意到：日本人在汽车制造方面比美国人更有效率；韩国人在建造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钢铁厂；美国的机床，“一度是世界的骄傲”，现在正被德国产品取代。就如何挽回这方面的损失，委员会的建议包括，在中学课程中开设三年数学课、三年科学课和一年半的计算机课。与此类似，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将美国经济的落后表现归因于律师太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太少，认为日本和德国的职业比例更合理。 碰巧的是，美国繁荣之时正是日本和德国经济放缓之日。而且，这并不是因为警告起了作用。在高中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也并没有多大改善。法学院的入学人数依然强劲，管理人员继续加大法学专业人士在员工总数中的比重。美国的科学论文占比、理工科博士占比以及专利占比持续下降。服务行业（包括汉堡包连锁店）继续扩张，制造业的员工数继续裹足不前。 一直以来，新的畅销书继续“警告美国公众失去21世纪的‘竞赛’将会有多么可怕”。而这时，日本和欧洲大陆的经济在减速，中国经济的腾飞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 当然，美国不能指望在丧失领导地位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相同的结局。中国和印度融入全球经济是一个积极的进展，其规模也是空前的。这一次会有什么不同吗？美国最终会遭受技术飓风的打击吗？在我看来，对研发的离岸外包及中国和印度科学能力提升的担忧，源于不能理解现代创新体系的复杂本质及其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我认为，关于创新以及创新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科技国家主义的认识是狭隘的。对复杂现实不做那么简单化的分析，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诊断。 复杂的多方博弈 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技术创新在维持繁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也很少有人否认全球化的重要性，或质疑技术创新对全球化的影响，反之亦然。但是，技术创新和全球化都很复杂，而且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这种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弄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对一国繁荣的影响。我们必须审慎制定促进而非损害经济繁荣的政策，例如支持某种而非另一种形式的创新活动。 我们很难给技术创新下确切的定义，这就说明了创新形式是极其多样化的。为了揭示这种多样性的本质并理解其内涵，首先要对其加以简化。于是，我将多种形式的创新归结为两类：新产品和新专有技术，并进一步将专有技术和产品细分为三个层次，我将在下文详细说明。 对于任何新产品，其背后的专有技术，范围从高层次的一般原理，到中等层次的技术，再到低层次的特定情形下的试错法或经验法则。例如，对于微处理器，高层次专有技术包括固态物理学定律；中等层次的是电路设计和芯片布局；而最低层次的是，在某一具体的半导体加工厂创造生产条件，使所生产的微处理器的质量和产出最好。 类似的，新产品的范围则从高层次的构件或原材料（微处理器，或用于制造微处理器的硅），到中等层次的中间产品（笔记本电脑的主板，主板中有微处理器），再到低层次的最终产品（笔记本电脑）。如图1所示，每一层次的产品都受到多层次专有技术的支持。 即使这九类专有技术和三类产品，也是大大地简化了。首先，并不存在三个不同的层次，实际上专有技术和产品构成了从高层次到低层次的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其次，层次上的差异并不是区分新的专有技术和产品的唯一方式。创新也可以因新颖程度、突破程度、“通用”而非“专用”程度、专有或开源程度等等，而有所不同。换而言之，创新的形式是多维的，而不是两维的。 图1中划分了高层次的咖啡豆、中等层次的咖啡烘焙设备以及低层次的特浓咖啡所需要的专有技术。显然，多层次的技术创新“搅动”这种历史悠久的饮料，正如它“搅动”新型计算机一样。 单一形式的技术创新，特别是高层次的技术创新，通常其经济或商业价值非常有限，除非它们获得低层次创新的补充，才能充分发挥其商业价值。只有伴随着新型微处理器设计的发展，固态物理学的某项突破才会在半导体行业具有价值；而如果微处理器的规模生产没有取得进展，新型设计也毫无用处。同样，要想实现新型高层次微处理器的价值，可能需要在新的中等层次的主板和低层次的计算机方面取得进展。与此同时，高层次的创新经常为较低层次的创新提供构件和理由。例如，固态物理学的突破为研发新型微处理器提供动力和手段，而新的微处理器反过来又会刺激对新主板和新型计算机的研发。换而言之，不同形式的创新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而且，正是这种多层次的相互作用创造了经济价值。 相互联系的多层次创新（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同样是实现新专有技术和产品的价值所必需的。例如，一种新型“无盘”（或“瘦客户机”）计算机，只有在生产商进行有效地营销且被用户恰当使用时，才会为生产商带来收入，为用户带来价值。营销和组织创新也是必要的，例如，无盘计算机的生产商可能不得不开发新的销售渠道和新客户群，而用户也不得不重新组织其IT部门。这些营销和组织创新也可以划分为我所称为的“三个层次”。例如，在营销方面，供应商必须规划出一个“独特的卖点”（高层次），一套营销策略（中等层次）和个人的电话销售计划（低层次）。 从事创新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专业化和相关性，使得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考虑的因素更加复杂。众多不同的参与者研发新的专有技术和产品，或进行与之互补的营销和组织创新。他们可能是单独的发明家或设计师，小型“创业型”企业、特大型企业、大学实验室或独立的研究中心，不同的个人和组织在从事不同层次的专业化或不同种类的创新。例如，有些小企业专门做中等层次的产品设计，有的企业则为工厂提供技术服务，另有一些企业为新产品设计广告宣传活动。大型企业，如IBM，从事着范围相对广泛的创新，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下属单位层面上的专业化。例如，在IBM公司，研发实验室从事高层次的材料科学研究或半导体研发。公司的其他部门研发特定的市场细分系统及其应用。反过来，这种专业化意味着，个人、实验室、小企业或大企业的下属单位，都不能仅凭自己的力量研发出创造经济价值所必需的全部创新。 在我看来，争论哪类创新或创新者对经济的繁荣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毫无意义的。相反，不同类型的创新和创新者经常扮演着互补的角色。若用网络空间的术语来说，就是“维持现代繁荣的创新具有多种形式，而且，其开发和应用是通过一个巨大的多方参与、多层次和多时期的博弈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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