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或对“困难对话论”的“批判”
所做的“批判”此处副标题参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之标题体例，谨表纪念。
一、问题的存在——“困难对话论”
民族主义是近现代最强有力的思潮、意识形态和运动之一，也是备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全球性实践议题。伴随着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充满流变与争鸣的各种民族主义研究方兴未艾，纷纷借其诠释历史与现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族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范畴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由于各具立场、背景的思想流派尤其是各大主流思潮的涉入，民族主义研究学派纷然群起，不一而足。在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论析中，同样位居近现代影响最为深远思潮之列的马克思主义，本应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丰富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笔者根据目前国内较常用的版本统计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三大全集”中“民族主义”直接出现的次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全50卷），约49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全60卷），约844次；《斯大林全集》（全13卷），约210次。如果算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间接使用的在内涵与外延上同属“民族主义”范畴的用词（如“民族的利己主义”、“大俄罗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更显丰富。而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派。在人类文明史上，同一时空的思想碰撞是常见现象，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近现代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潮，似乎理应如此，能够避免“孔子未遇亚里士多德”式的遗憾，也无需后人臆想各种“关公战秦琼”式的结局。然而，由于在认识上普遍受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存在明显差异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持批判的基本立场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间关系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时，不免产生了“困难对话论”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认识。换言之，广为存在的“困难对话论”凸显了问题的存在。
确切地说，“困难对话论”不是某一具体学派的理论，而是泛指那些通过各种方式放大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间差异，忽视其思想碰撞和交集，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回避、揶揄甚至否定与批判的观点和现象的总称。在西方学者中，罗纳尔多·蒙克（Ronaldo Munck）在其《困难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以醒目的标题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此书标题也无形中成为了“困难对话论”的名号。蒙克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宣称要为人类的解放找出新的道路）在理解民族主义上始终觉得异常困难”，“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没有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仅仅能被描述为一种误撞的关系”。Ronaldo Munck，The Difficult Dialogue：Marxism and Nationalism，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NJ：Zed Books Ltd，1986，pp1，2，162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则认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低估了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这是他的伟大体系中的主要弱点之一。”\[英\]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走向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的作者阿维纳日（Shlomo Avineri）同样认为：“在卡尔·马克思讨论的所有历史现象中，他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的考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Shlomo Avineri，“Toward to a Social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Dissent，Fall 1990，p447转引自童世骏：《1989年以后的欧洲人文思想界》，《欧洲》1995年第1期。此外，柯逢（Craig Calhoun）、吉本诺（Montserrat Guibernau）、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等学者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中国，虽然王希恩等学者明确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进行再认识的相关观点，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又如，郭树勇先生在《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一书中也呈现出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颇具争鸣性的看法。参见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但不可否认的是，“困难对话论”仍是一个广为存在的现实问题。民族理论学界似乎普遍难于逾越“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和“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这类提法的思想界线，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38页；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如考虑到非此即彼“二选一”式的立场选择的话，此处引文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国际主义”的基本立场，这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基本导向。但这种导向同时也导致许多学者习惯于或难于超越从排他性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忽视了从具体语境和全面（包容性）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而作为民族主义研究主阵地之一的国际政治学界似乎仍处在“西风劲吹”的状态，仍处在引介和消化西方民族主义研究成果的阶段，在介析民族主义理论派别时对马克思主义学派几乎视而不见。其间缘由，或是思维惯性，或是讳莫如深，抑或是黑格尔在《思想现象学》（1807年）中颇具韵味的哲学警句所述：“通常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是众所周知而不为人所知。”［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可见，“困难对话论”现象的广泛存在，说明了我们在厘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方面仍需进一步努力，而非讳莫如深，陷于窠臼。
二、“主义”的思想碰撞：以普适性为视角
“困难对话论”之所以持有此见，关键在于放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大人类重要思潮之间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性理解为难于产生交集和对话的双轨式平行状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确有诸多差异。“由于人类沿着横向线划分为阶级，又沿着纵向线划分为民族”，\[澳大利亚\]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在对同时代人类群体的划分上，马克思主义主要采取阶级分析法，将阶级社会的人类群体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则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族主义则采取民族（国家）视角，以民族共同体（最高层次为国家）的不同来区分“自者”和“他者”。相应的，在基本主张和诉求方面，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本准则，以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民族主义以维护本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其最高政治诉求即为取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及相应的政权。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种差异性是受众和拥众众多的人类两大思潮之间的差异性。作为两种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同为人类某一特定群体诉求利益、探寻进步和求索解放的思想路径。马克思主义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适性思想武器，代表的是无产阶级这一人类群体。民族主义则为众多具有典型“民族归属感”的人类群体在情感上奉为圭臬，这些人类群体的民族主义虽然忠诚对象不一，但总体上几乎涵盖了近现代人类群体的全部，民族主义对他们而言同样具有显见的普适性。本书所指的“普适性”主要是从“思想普遍适用于拥众（或被拥众接纳）”角度而言的，后文提到的“普遍主义”、“普世化”也基于此角度。本书主要是借助其工具性色彩以助论述，主要目的不在于其哲学意义上的论辩。据此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同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思想具有穿透力，拥众众多，均具有普遍主义色彩，只是分别适用于以阶级（无产阶级）和民族（国家）来划分的人类群体。
“普适性”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或称“普世主义”）的基本特征，指的是某一事物特别是观点、制度和规律普遍地适用于某一人类群体和事物。“普遍主义”程度不一地存在于各种文化传统中，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体。普遍主义的出现与广泛存在反映了人类思维和意识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尤其是在哲人、政治精英、宗教领袖等“克里斯玛”（charisma）型人物的提炼和推动下，普适性的观点或理念逐渐占据受众的精神世界，往往使其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着某种普适性的世界观、价值观而运转，并成为这些观点和理念的拥护者。应该说，但凡在人类文明史这幅历史长卷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精华，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思想内核的普遍主义色彩都难以隐去。柏拉图的“理想国”如此，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如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如此，各种形式的宗教与“主义”同样如此。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对此则以历史学家为例，认为“历史学家不论属于哪一个微观世界，他们都有着普世主义的义务”。EJHobsbawm，“Identity History is not Enough”，in Below ed，On History，New York：The News Press，1997，p277
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适应于一切民族、阶级和人类群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主义”。如从严格的哲学思辨和逻辑推理来看，“普世价值”甚至是一个伪命题，“普遍主义”同样有适用范围宽窄、人数多寡之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采用普遍主义的普适性这一视角，充分借助其工具性特征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特定人类群体中的普遍主义色彩。换言之，如从“观点或理念的被接纳”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同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思想具有穿透力，受众和拥护者众多，均具有典型的普遍主义色彩，只是分别适用于以阶级（无产阶级）和民族（国家）来划分的特定人类群体。
霍布斯鲍姆曾乐观地认为：“带来智慧的密涅瓦之鹰已经起飞，如今正盘旋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上空，这显然是个吉兆。”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92霍布斯鲍姆是位新左派史学家，他对民族主义的消亡持乐观态度，甚至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式微，揭橥民族主义逐渐消失的“密涅瓦之鹰”已经起飞。然而，“只有通过艰难的想象，我们才能设想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世界”、Isaiah 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91，p243“民族主义结束的时代至今仍然遥遥无期”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91，p3之类的感慨应该更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感知，这也体现了民族主义生命力和普遍主义色彩的客观存在。不论是从本体普遍主义、价值普遍主义还是规范普遍主义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均以“本民族”为基础和轴心，塑造了自己的忠诚对象、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基于“民族”同各种普世因素相结合，“首先发生的是普世因素被民族化，而民族因素被普世化，国家被民族化，民族被政治化”。\[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3页。如此等等的结合使民族主义焕发出强烈的普遍主义色彩。例如，通过同政治、经济、文化等普世因素的结合嬗变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契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人们关注的普适性领域。又如，通过拥有“政治正确性”“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意即“拥有契合主流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道义及情感上的普适合法性和正义性”。譬如，爱国主义因其强烈的褒义色彩，固然拥有政治正确性；民族主义因易被理解为爱国主义或有时确实也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而同样拥有政治正确性。而彰显了价值普遍主义，引领了受众和拥护者的价值取向。这也可以解释汉斯·科恩（Hans Kohn）为什么认为“作为1789年两大遗产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到处传播，而且民族主义比自由主义又更为强劲”Hans Kohn，The Age of Nationalism，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New York：Harper＆Brother，1962，p12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毛泽东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指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之意，而非他意。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具有显见的普适性。
当我们借助普适性这一视角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时，确实较易得出“困难对话论”的印象。在吸引受众和拥护者方面，二者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人们在面对“国际主义vs民族主义”这对非此即彼的选项时，情况更是如此，自然也就产生了区分人类群体的两种相异的划分法。在这点上，民族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遇到的天然和强劲的对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因为民族主义抹杀阶级性、麻痹民众的特征而对其总体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列宁更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倒向本国政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民族主义行径甚为气愤，直言第二国际已“破产”。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存在竞争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等印象逐渐为“困难对话论”所凝固，并成为其基本论据。
然而，“困难对话论”并未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在基本立场上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批判态度外，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和发展特色，即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借助和吸纳。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这种借助和吸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看似处于平行与对立状态的思潮的碰撞。这种有着诸多交集的思想碰撞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常言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可谓是世界主义的“孪生姊妹”，二者相对相伴，相辅相成。这种状况甚至可追溯到以但丁这位被恩格斯称作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意大利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恩格斯对但丁和意大利的高度评价出自于1893年他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但丁在其《论世界帝国》（另译《帝制论》这篇名著中体现了典型的世界主义思想，但这种世界主义思想又是融合了以罗马人（意大利人）为镜像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了罗马人（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笔者认为，虽然当时的民族意识尚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但难于否认的是这种民族意义已初具民族主义雏形。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革命的浸润，民族主义伴随着18世纪世界主义的勃兴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在“人们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世性的宣言响彻欧美大地并掀起独立战争和革命运动的同时，实际上也造就了全新的民族国家。18世纪的欧洲，处于理性主义狂飙突进和世界主义流行的时代。当时思想家们普遍主张超越狭隘心理，热衷于世界公民意识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诉求。英国学者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曾指出：“在法国革命的前夕，欧洲一些卓越的思想家——莱辛、康德、歌德、卢梭、拉法捷尔、康多塞、普利斯特列、吉本、富兰克林——与其说是某一个别国家的公民，不如说是世界的公民。”彭卓吾主编：《列宁的历程：一个国际伟人震撼人类的一生》（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于是，追求全人类共同进步的进程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体现为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伟大实践。肇始于欧美的这种追求民族平等“自然法则”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主义被海斯（Carlton Hayes）称为“最早的民族主义”、“人道民族主义”，被科恩称为“公民民族主义”，成为了思想先驱们探寻进步、求索解放的又一途径，“它们对全人类的幸福抱着极大的慈心，对其他民族的权利具有极动人的尊重，对侵略主义与不容异教的观念抱有极愤恨的态度。”\[美\]海斯著，帕米尔等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对此也认为：“世界主义并不是民族国家产生的障碍，相反，它还是19世纪民族国家理念崛起的内在动力与冲击力。”汉斯·赫兹菲尔德为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所作的编者导论，\[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页。
在追求人类进步和解放方面，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显见的“世界主义”情怀。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为庆祝法兰西共和国成立而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上就强调了“世界主义”的原则。这里所指的“世界主义”一词不应当理解为被批判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而应当理解为它的第二个意义，即“没有民族局限性和民族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注释，第68页。后来为区别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国际主义”一词取代“世界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世界主义追求人类进步和解放这一属性的理解。也有人认为，当时还没有国际主义的提法，它是国际主义思想的萌芽。参见何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导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可以肯定，恩格斯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公民，并且在他的政治词汇中‘世界主义’一词与国际主义相近。”莫·勒维著，黄文前译：《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世界主义》，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可见，从思想溯源来看，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非绝然对立，二者在本源上同为人类文明成果，都有追求人类进步和解放的内在属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吸纳有民族主义的成分。
从现实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数量众多的受众和拥护者之间，实际上存有大面积的重合。这又是一个被“困难对话论”忽视的现象。换言之，这些人类群体，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受众和拥护者，又不排斥民族主义的合理诉求和理念，往往体现为所谓的“阶级—民族”。在中国，李大钊就曾以阶级的语言来想象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称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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