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事情变得无聊？可预测性、单调、约束都是关键。任何情况一成不变地存在太久就会变得无聊。公路旅行、园艺工作（我的克星）、东方宗教仪式都可能成为培育无聊的沃土。这三件事曾百般折磨我的青春：我不得不无聊地坐着，困顿而躁动不安，反反复复地穿梭在这三者之间。无聊的人通常重三叠四，接下来要干什么尽在预料之中，他们说话的时候尤其如此。无聊的演讲者的文辞连篇累牍，那如凄切寒蝉般的声音一直萦绕着，久久不曾散去。他们重复的讨论将你困入一个无聊的言语世界里，时间就此凝固。威廉·奥尔彭（William Orpen）的作品《一个布卢姆斯伯里的家庭》（A Bloomsbury Family，1907年）画出了因受约束而饱受煎熬的无聊感觉。画中的家庭颇有名气：父亲威廉·尼克尔森（William Nicholson）是艺术家，其妻玛佩尔·普芮德（Mabel Pryde）是画家，他们的孩子从右到左依次为：南希（Nancy），嫁给了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托尼（Tony），死于1918年世界大战；本（Ben），英国有名的抽象艺术家；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一位建筑师。尽管画中人物头顶闪耀着光环，你仍会在他们之中嗅出无聊的气息。威廉·尼克尔森以校长式的倦怠和冷漠的态度坐在桌前主持讲话，其他人要么看着前方，要么像小克里斯多夫一样，睁大眼睛凝视着，似乎在向旁观者求救，而托尼双肘放在桌上，托着疲惫的脑袋（他的无聊暴露无遗），他俩一左一右坐在父亲和本的旁边。实际上，这幅画有很多独特设计，如墙上挂着的那些意味深长的图片；贯穿整幅画中硬邦邦的线条和棱角；连奥尔彭自己的形象也反射在画中壁炉的凸面镜——画中的第四面墙——上面，突出如陷囹圄般的感觉。正如奥尔彭一样，我们对这样无聊、沉闷、令人昏昏欲睡的画面深恶痛绝。无论在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或是其他地方，即使被给予天大的好处，你也不会想要坐在画中那样的餐桌前。无聊源自于沉闷的家庭。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是19世纪末俄罗斯的短篇小说巨匠、著名剧作家，在我所遇作家中，他最常提到无聊（或许作为一位内科医生，他本应对人体内部其他方面更感兴趣）。他的作品注重描写压抑的乡村家庭。其1900年的作品《万尼亚舅舅》（Uncle Vanya），在威廉·奥尔彭的画展出不久后出版。这幅画秉承契诃夫小说和戏剧的一贯作风，建构了无聊的主题。剧中年轻貌美的叶莲娜无精打采，她煞有介事地说：“我快无聊死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她的话说出了剧中众多角色的心声——他们每晚围坐在餐桌前，面对着同一张苍老的面孔，感觉十分无聊。19世纪俄罗斯漫长的冬季，那些乡村庄园中的无聊夜晚深深地束缚了小资产阶级。此类无聊始于困境和单调。幸而这种情况通常持续时间不长，溜走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叶莲娜和她年老的丈夫谢列布利雅可夫教授，逃离了乡村庄园前往城镇。这类“简单性无聊”与小孩子息息相关：在威廉·奥尔彭的画中，属小托尼·尼克尔森最无聊了；而叶莲娜在《万尼亚舅舅》中不仅年纪最轻，而且最孩子气。小孩子们在抱怨自己很无聊时不会羞于启齿、忸怩不安。然而，尽管大人也经常无以自遣，但他们会急切撇清与无聊的干系——因为他们已长大成人。大人们之所以很少怨天怨地，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作为成年人应该有能力用自我激励来摆脱无聊。很多人甚至吹嘘他们从不无聊，这些人大多是信口开河。我相信无论哪个成年人在沿着图片《无聊大道》（The Bore Track）中的路前进时，都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无聊。斯切莱茨基沙漠（Strzelecki Desert）周边的景象千篇一律，穿过沙漠离开其边际，要花上好几个小时。试想一下，要是让小孩子把这段沙漠之旅当成他们的假期旅程，他们会是怎样的反应。单看这张图片也许就让人忍不住打哈欠。不难想象，总会有某些倒霉司机偶尔行驶在世界各地最无聊的路上。他在大白天驶入这样一条路后肯定也会大打瞌睡。哈欠是无聊和疲倦的“亲密好友”。安德鲁·盖洛普（AndrewGallup）和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一对父子心理学家。他们曾写道，打哈欠能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大脑兴奋，因为大脑在冷静的时候能最高效地运转。他们说：“根据我们的假设，哈欠只会打消睡意，而不是促进睡眠。”而走在这条路上不是正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来帮忙缓解瞌睡吗？我们有时候把这种由“无聊大道”和尼克尔森的餐厅引发的无聊称为“情景式无聊”［situational boredom，德国社会学家马丁·杜勒曼首次提出］。另一种无聊产生于过量和重复，某一种经历不停重复，直到你忍无可忍而产生的无聊，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称之为“餍足性无聊”（boredom of surfeit）。他以一位新锐哲学家的角度记录了无聊。“餍足性无聊”不同于“情景式无聊”之处在于，它的约束性降低了。有一幅图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耶稣遭受最后的刑罚与折磨之前，基督徒在客西马尼园里做祷告。可否推断图中圣徒彼得、詹姆斯和约翰遭受了“餍足性无聊”呢？《圣经》（The Good Book）（14章32—42节）对这个结论的判定含混不清，但至少证明这一场景不是凭空捏造的。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Lo Spagna［原名乔瓦尼·迪·皮特（Giovanni di Pietro）］所画的《花园里的苦恼》（The Agony in the Garden）中可以看出，以上的推测也许属实。Lo Spagna描绘了三个耷拉着脑袋直打瞌睡的圣徒，他们的头靠在手臂上（一个圣徒手撑着头，另两个侧靠在手腕上）。这种姿势——后文会提到——正是无聊的迹象。这三个圣徒本不应该觉得无聊、昏昏欲睡，而应全神贯注、虔诚地祷告。但是，他们受够了这个无趣的花园和重复的仪式。他们的懈怠构成了罪过，背弃了救世主的苦痛，犯了“无聊”之罪。Lo Spagna敏锐的观察力体现在在对客西马尼圣徒沉睡的日常描绘中，巧妙地融入了无聊的感觉。然而，日常生活中的“餍足式无聊”通常更加乏味无趣。我的一个朋友决定，在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听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槌子键琴奏鸣曲》（The Hammerklavier），听了两个月后她居然发现这实在是无聊之极。她没有受困于奏鸣曲，至少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她是有选择性的，完全可以随时中断（尽管可能有些上瘾一般的惯性在作祟）。她对奏鸣曲的餍足真真切切地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厌恶感。她说这奏鸣曲最后竟让她恶心作呕。这可能有些许夸张，但的确说明了，厌恶是无聊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产生于可预测和重复。 威廉·伊恩·米勒（William Ian Miller）在他所写的《剖析厌恶感》（The Anatomy of Disgust）中含混地提到：“无聊是厌恶较温和的一种表现方式，无聊之于厌恶，正如生气之于愤怒。”虽然无聊和厌恶的关系在本书中举足轻重，其间因果关系似乎是直观可见的，但我对他们的描述暂时告一段落。无聊与厌腻息息相关，厌腻——尤其是饮食过度引起的最为明显——常常表现为厌恶，甚至呕吐，产生一种身体不适一样的恶心感。仔细想想众所周知的那句“我受够了”（I''m so fed up）：它意味着说话者已经对某事厌腻，甚至到了恶心作呕的程度了。据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句话常用于人们在物质上过于满足时，表达一种无以复加的无聊。从词源学角度探究，“tedium”（单调乏味）这个词源于拉丁语里的“taedium”，它与无聊之间的关系也是奥妙无穷。据普林斯顿大学的拉丁语学者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Kaster）所说，这个词包含了疲倦、无聊，甚至厌恶的意思。这个古老的复合意思的痕迹似乎在拉丁语的短语taediumvita（厌倦感）中得到印证，它暗示了生活中的疲倦、无聊和厌恶。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把这类厌世作为小说《恶心》（Nausea）的主题，之后还做了很多的相关研究。一些文字花招远远描述不了无聊和厌恶之间的联系。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于1890年写的最后一部小说《我们的心》（Alien Hearts），将无聊和厌恶之间的直观联系表现得淋漓尽致。莫泊桑如此谈到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百无聊赖又风情万种的沙龙女老板德·比尔娜夫人——“可是她很无聊。她在这个社会有着自己的避风港，却无法真正地悠然自得。哈欠令人窒息，眼皮止不住打架，就这样她度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她却对这样的生活十分依恋，并没有轻易地厌恶她曾喜欢羡慕的生活……她生活中的沉闷如灯光般摇曳着。”心理学家罗伯特·普拉切克（Robert Plutchik）为无聊和恶心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基础。他认为情绪有自适性作用，帮助人们适应环境所提供的各种生存状态。例如，厌恶感也许能使动物和人类避免有毒物质。2004年，来自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Medicine）的相关研究人员证实了这种想法。他们用一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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