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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型民国社会调查史料汇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系列
◎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民国社会学田野调查史料最完备汇集
◎民国社会生存图景最全面客观的记录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谱系构建的基础
这是继《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之后更大规模的一批民国社会调查史料的汇集，编者在查阅了1400多种民国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精选出500余篇编入本续编。因此，选入《二编》中的，不少都是各领域中非常经典、但一般读者又不易查找使用的调查资料。
本书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民国社会的鲜活材料，对我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学术系谱的记录，对现代学科、学术流派的兴起史和现行教育都有着宝贵的参考价值。
--张永钦（丛书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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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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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四册，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社会调查篇目共142篇，涉及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有普通教育、民众教育、宗教教育、社会教育与文化事业、师资状况与教师生活、课程与教材、教学方法、测验与考试、学生与学习状况、毕业与就业、学生生活、课外活动与休闲、学生组织、阅读与读物、学生心理与兴趣等。该书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教育各个方面的现实状况，是研究民国教育十分难得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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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李文海，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副主编：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现任所长，教授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他们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皆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为我国人文社科界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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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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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调查记 女子师范校长 周树桢编
成都市学校调查后一个简短的报告 杨效春
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 廖泰初
广州市私塾调查报告 李琬冰
广州市小学调查报告 张海鳌
天津市小学教育之研究 李建勋编辑
我国小学现状之检讨 谭挺生
北平各大学的状况 新晨报丛书处编辑
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调查报告 李建勋
江浙两省各县地方教育经费的调查和比较 杜佐周 杨思杰
琼崖教育调查记 陈献荣
上海市不识字民众调查报告 卢海珊
一点儿旧的调查统计材料与中国北部乡村平民教育概况的推断 傅葆琛
中国盲哑教育状况 朱冲涛
中国劳工成人教育实施之考察 陈表
工人夜校草草的一个报告 青年会工人服务组
华东各中学最近宗教事业实施概况 缪秋笙
青年会教育事业调查报告 教育调查团编
上海小书摊之调查 徐旭
上海小报摊之调查 徐旭
广州七大图书馆考察报告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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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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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场"真正的革命"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前言
两年前，由我们主编的十卷本《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甫经出版，即刻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纷纷建议我们要将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作为编者，我们自然倍受鼓舞，但也深知这样的情况，与其是对编者的鼓励，莫如说是对那一时代倡行社会调查之众多先驱者的赞誉。正是这些先驱者们不畏艰难、不辞劳苦、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和不厌烦琐、脚踏实地的严谨学风，才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纷扰不已的乱世硝烟散尽之后，仍然给我们留下如许丰富的数据、如许多彩的文字，让一个已然逝去的时代以及生存在那个时代的各阶层人物，如许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这大约也是今日矢志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共同的心声吧。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但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的福利。哪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倒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的革命虚无主义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用李景汉的话来说，那就是"孔子打倒，礼教打倒，旧年迷信打倒，马褂打倒，反动打倒，知识阶级打倒，总之，古传的大半及目下见到之事物少有不在打倒之列者，有大刀阔斧一扫而光之势"。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以往对于"革命"的狭隘定义，这样的社会调查运动，理所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发生于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何况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革命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也是很早就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后来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革命过程中，这些绝大多数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革命领导者，更是把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和中国革命道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致国外有学者把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这些调查，称为国内外最大规模的人类学调查。
但是要将这样一种在西方近代社会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查移植到当时的中国来，却又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一种悖论，也就是说在一个基本上不具备社会调查土壤的传统社会搞调查，搞得不好，或许同样也会像其所批评的全盘西化论者或革命虚无主义者一样，陷入"穿洋靴于缠足"的困境之中。胡适曾经写过一篇叫《差不多先生传》的寓言式传记，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不求精确、不讲效率、马马虎虎的行为习惯给予辛辣的嘲讽，然而这样一种在西洋镜透视下的"懒人"，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说，恰好又是一位"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的有德行的人，是一位"样样事情想得通、看得破"的"圆通大师"。（见叶圣陶著：《文章例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1页）而李景汉先生之所以在大学课堂上"跼蹐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由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者之后"，那又是他在美国读书时的感受；一旦回到国内，他所要遭遇的恰是那些不具备这种起码的普通公民常识的民众，是一个不具备"近代国家资格"的"有民国而无国民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度，事实上并不缺乏调查这样的信息采集活动，只是这样的调查最终的目的无非服务于统治者的征赋加徭，故而当一种服务于民生改善和社会改良的新型的现代社会调查出现在国人面前时，反过来却要遭遇这些预想中的受益者种种似乎不可理喻的误解、抵制或敌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从事社会调查，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从而获取被调查者的信赖，另一方面往往又要对被调查者进行一番改造。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序言中写道，从事社会调查，"调查者底技术，固须训练；被调查者也同样的须受技术的训练。譬如我们为调查农民家庭岁入和岁出的情形，而要它们记帐，便须先训练它们能写、能算，就是说，它们信仰你，而愿意帮助你，但是帮助你的能力，还须你先替它们培养起来"。他还以建房子做比喻："本来招工购料，就可开始，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啊，正是工料全无。我们须得先栽树，烧砖，训练工人。" 就此而论，作为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之产物的社会调查运动，反过来又成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真正通道，使这些知识分子在深入传统社会关系内部的同时，又悄然改变着这一社会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民众观念的变革。至少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例如定县实验区，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
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叙述；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
其二是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这就涉及到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演进过程之中所谓"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演进方向与趋势，即从统计型的 "社会调查"到民族志式的"社会学的调查"（实即人类学调查）的转变。
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的导论中回顾自己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时，对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认为那个时候"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结果不仅"埋没了许多颇有意义的发现"，而且因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经过这两次实地研究的磨练，费孝通吸取教训，幡然改辙，按照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的指引，舍弃那种"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的"社会调查"，而走向"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即"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事实上，此处既是费孝通对自身学术道路的反省，也是对当时以李景汉、陈达、卜凯等代表的注重数据统计的调查风格的批评。费的导师吴文藻也曾尖锐地指出，对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注重，"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测量''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商务印书馆《社会学丛刊》总序）。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位燕大学者赵承信，则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不仅视为 "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社会调查"，因此并非像调查者声称的那样仅是呈现"赤裸裸的事实"，不加任何解释，而实际上是以平教会（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认定的所谓中国乡村 "愚"、"穷"、"弱"、"私"四大病为出发点的，是"结论先于调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调查"。随着这样一种社会调查运动的扩散和由此促进的社会统计行为的"机关化"（即由政府机关接收最初由学者们倡导的搜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结束。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对片段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社会整体、社会变迁或社会过程的探讨，"去发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参见《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年）
······
与此相关的，便是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调查学的建立与发展。当时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无不深知，对社会进行调查要取得圆满的结果，是与被调查的社会本身有一个圆满的良性运行状态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举办全国性的国情调查或人口普查--这也正是当时学者的最高目标，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杂税之免除，土匪之肃清，不良军队之裁汰"，即令勉强实施，也是徒劳无益。但他们也同样明白，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又绝非一点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选择某一村落或县份从事小范围的地区调查，是为"实验调查"。其目的，一则为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为局部地区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更重要的则是在调查的组织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调查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体系，也为更大范围的国情普查或人口调查奠定方法论的基础。所以，翻阅当时的调查报告，我们往往会发现作者一般都在其开篇或结论处对整个调查过程作一番细致的交代，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更无论那些专门探讨调查理论、介绍实地调查经验的专著了。于是，我们发现，这些往往出于反对革命或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社会调查，最终并没有通过其所服务的社会改良活动，营造出一个适合社会调查的社会，但是在其所反对或质疑的革命终于打倒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它们的成果又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费孝通先生在质疑土地革命的理论时运用社会调查提出的"乡村工业化"主张，不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之路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
节选2|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廖泰初）
序 言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似乎觉得只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国自门户开放、贸易接触以后，国内的一切，发生了空前的剧变：自军事外交失败算起来到机关制度的建立，派人出洋学习造船、陆军、工商业，同文馆、国内水师、电报、武备、船政、学堂的应运产生，一直数到意识形态的表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这些都是剧变中显著的事件。
如以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算作一个起点，这次的冲突一直继续了近百年的样子。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年湮代远的历史，有古代社会组织思想习俗的传留，良好美德的积聚，对环境的适应已栽培好了力量；一方面是门户早已洞开，已是不能不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欧美工业革命以后因各种关系传入的学术思想，在这种疑惧参半的状态下，东闯西撞了几十年，还是得不到一个公认的解决方法。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工具，在整个文化系统不曾找着出路的时候，教育是没有出路的；文化不知往那里走，教育也就不知往那里走，地位和方向都是在风雨飘摇怒浪排空中。统观鸦片战后教育改革的过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观点。
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派学生出洋，取消出洋，差遣回国；由变法而压抑变法，而又重新感到变法的急需；废八股，又倡八股；设学校办洋学，废科举，后又给洋学毕业的以举人贡生的旧名目；给外人以办学的一切自由权，又极力主张收回教育权；某时候认为万恶的儒道教，另一时候又提倡读经尊孔；由文言文而语体文，而取消汉字，而二者兼用，而文言文的重复抬头；由人才教育，乡试县试，而民主主义的教育，又回复到中小学会考，高等文官考试。这些种种正代表了动变中的中国教育，彷徨于十字街头，不知往"东"还是往"西"。外来文化使中国教育失了均衡，在这失去均衡的动变中，外来文化是继续的输入，原有的又挣扎着求生存，二者冲突的结果，产生了复古和维新两种运动，后者的产生又加强了外来文化的输入，是以情形日见复杂，切不断，理还乱，举足轻重，又不知如何举足。中国"新教育"的迟迟走不上轨道，以我们见到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互让点，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
汶上县教育的研究正显露了整个问题的所在，中西文化冲突的事件，给我们看了一个饱。在研究的进行中，起始就发现有三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是私塾的组织，第二是洋学的组织，第三是学田的纷扰。后者是近乎社会经济的结构，前二者正代表了徘徊十字街头的中国农村教育，全盘西化，折衷，或是中国本位文化的活现？事实的发见使我们十分惊异，在渐趋"西化"近代化的城市见不到的问题，不显著的问题，在农村社会里还是光彩夺目的。
从欧西文化，特别是工业文化在中国发展的路线看，外来的影响是发自城市的。内地交通的不发达，古代文化的根深蒂固，使这种影响迟滞在城市中，在城市里有一部分人已无疑问的全部接受"西化"的时候，乡间的老百姓却仍然在原本的思想生活中度日，没有意思也没有机会去接受"西化"。回到教育的问题来说，由城市几个留学生从外国抄来的教育制度，要好好的培植到乡间，解组的现象，格格不相入的设施自然是少不了的。
老百姓们的无意无准备接受西洋文化，正如他们无意无准备接受"洋学"一样，他们的家族组织、经济机构还不容许他们那么办。频年的革命只是及于几个城市，内地仍然在换汤不换药的境况中。然而只这换汤式的政府严令下，已足使旧有的思想习惯日在破坏损毁，新的思想生活方式又不曾因"换汤"的政策建立起来，是以乡间的问题比城市的来得更复杂可怕。
这里得及先解释的是什么叫"洋学"。"洋学"又一名"官学"，其对称是"汉学"和"民学"，"洋"是对"汉"，"官"是对"民"的。进一步去分释，一种是"西洋文化"的产物，一种是"本位文化"的产物，这样学校和私塾保持着二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互相对立冲突的两种组织。
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假如有功能相近的两种组织同时发现，结果不是合作就是不合作或是竞争，竞争、不合作的结果必是一方占优势，一方被忽视；一方繁盛，一方衰败，一方受淘汰被吞并；再不然就是互相对立，各不相容。汶上县的两种教育组织正代表了不合作的现象，洋学是在政府的严令下挣扎维持着，私塾则在百姓们的拱托里枝叶繁生。没有政府，洋学早是"寿终正寝"，叫私塾压死了。
洋学和私塾各有各的文化立脚点，谁是谁非的问题涉及到整个文化的机构，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作者的目的只限于明了事理，分析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发现问题之所在，及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这里更不是去替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去找一条出路，只想把原野field得到的事实，摆在我们跟前，看看到底中西不同点有什么，是什么，事理的真谛在那里。只空谈"全盘西化"、"本位文化"，到底全无结果，更不知应该走那一条路。洋学和私塾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是西洋文化的产物，从外抄袭而来，再用人工方法栽树到乡间的；一种是根据乡间社会需要演变而成的。要评判这个，就得牵涉到整个国家教育制度问题、哲学问题、文化方向问题，这里不便多所论列。
汶上县的乡间，你找不到学校学堂的说法，这不是日常用语，那里知道的只有洋学。洋学正和洋人洋货一样，给予老百姓们一种古怪的观念。老百姓们对念书识字已是感不到兴趣，穷苦一点的更是如此，"能者劳而智者忧，反不若无知无识无所求"，"一天不吃饭不可以，一天不念书大可以"，"不缺吃，不缺喝，念书干什么的"，对读书识字已停留着这样的见解。在已臻完美的私塾系统里，又突然加入了一种功能相近、方向步骤有别的组织，加以文化的其他各部门，受到了城市的压迫，正在喘气对付的时候，洋学的不为老百姓们所赞同自是意中事。科举的废止破坏了旧有整个的教育观念，洋学的成立又不曾把新观念建筑起来，"洋学也认识中国字么，也是孔圣人的字么"，"洋学反正不拿钱，到那里玩玩不碍事"，"花钱不念洋书，念洋书不花钱"，这几句乡间流行的话语，已叫我们明白洋学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处在什么样的环境。这其中必有文章，必有把戏，为什么洋学打不进老百姓们的队伍里？为什么以西洋文化为背景产生的洋学不为老百姓们所欢迎？这是本书研究的问题，本书研究的目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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