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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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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殷都区可作为新时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鲜活样本供各地参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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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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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创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及其取得的成效，安阳市殷都区可作为新时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鲜活样本供各地参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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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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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远，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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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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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依靠群众参与”，创建“十大员”组织
一、“依靠群众参与”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二、“十大员”群众组织
三、政治文明“三大举措”推动“十大员”群众组织的快速发展
四、发展“十大员”群众组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第二章 城管人成为群众眼里“最可爱的人”
一、城管窘境何其多
二、对城管执法的思考
三、设不设、在哪设摊群点，群众说了算
四、爱民如伤，真情执法
五、寓“群众路线”于“3+N”城管工作新机制
六、“刁民”和“土匪”的转变
七、回归人民公仆
第三章 “政联－合作”模式破解征地拆迁困局
一、探究各地征地拆迁困局之根源
二、“政联－合作”模式的基本原则
三、“政联－合作”模式的具体做法
四、“政联－合作”模式的经济意义
第四章 依靠群众参与处置非法集资案
一、“全民集资”狂热后的危机
二、各地频频出招喜忧各半
三、“双线工作法”：群众委员会和政府工作组一道工作
四、集资户代表全程参与非法集资案的处置
五、政府的“服务、帮助与落实”
六、依靠群众参与处置非法集资所取得的成效
第五章 诚信殷都建设
一、诚信体系的建立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二、诚信殷都建设的实施步骤
三、政务诚信建设
四、行业诚信建设
五、公民诚信建设
六、诚信殷都建设在政治文明三大举措中的地位
第六章 创新计划生育群众自治机制
一、行政推动型计生工作模式
二、依靠群众参与计生工作的早期探索
三、“两推一落实”新机制
四、诚信计生
五、计划生育社会监督员
六、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三级工作机制
七、殷都计划生育群众自治基本经验
第七章 打造群众满意的低保
一、低保领域怪现象
二、低保工作监督员
三、低保工作监督员的全程参与
四、对低保工作监督员牛天明和任志芳的访谈
五、营造风清气正、健康诚信的低保氛围
六、低保新气象
第八章 以群众路线统揽信访工作
一、严防死赌，积案成堆
二、相信群众与依靠群众
三、“321信访工作法”
四、信访工作“十大员”全程参与
五、息诉罢访和信访工作“翻身仗”
六、信访工作长效机制的创建
七、干群一体的信访工作基本经验
第九章 主体多元教育改革
一、应试教育的弊病
二、“主体多元”教育新理念
三、“双向五环”教学法
四、“我的校园我做主”与社会实践大课堂
五、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孩子的乐园
第十章 群众路线指引殷都春晚
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春晚
二、群众参与办春晚的体制和运行方式
三、“我要上殷都春晚”
四、节目评选规则的一改再改
五、精心打造春晚节目
六、市场运作与对资本的利用
七、党政干部倾力春晚
第十一章 党领导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一、片面民主观下的村委会换届选举
二、变放任不管为大胆领导
三、“先谋事，后定人”
四、强化群众参与，表达民主意愿
五、三诺合一
六、加强换届选举中的纪律约束
七、有益的启示
第十二章 群众参与民主政治建设
一、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
二、“十大员”参与的大党建
三、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
四、从群众中选拔优秀人才
五、“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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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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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依靠群众参与”，创建“十大员”组织
殷都贯彻群众路线的内核是“依靠群众参与”，它是指引各项改革的绝对精神。“十大员”群众组织是这个精神的载体，又是各项改革的主体力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这里开始。
殷都贯彻群众路线伊始，新一届区委区政府班子就深刻认识到，当前党的领导方式、基层工作方式存在着严重脱离群众的巨大危险，已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持续不断的群体性事件，过去的基层工作方式本身也难以为继。在认真研究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殷都区提出了“依靠群众参与”的新的政治理念，从2009年9月开始宣传和发动群众，组建“十大员”群众组织，力图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树立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地位，由此引发全区各项工作的根本性变革。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殷都贯彻群众路线的探索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制度开出了一条新路。
一、“依靠群众参与”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1.党在新时期面临的社会治理难题
当前，我国既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我们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同时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在党的建设方面，腐败、特权化、官僚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共产党健康发展的毒瘤，腐蚀着党群、干群关系，弱化了党的社会公信力，促成和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信仰出现危机、群体性冲突剧增，社会安全度降低。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特点是社会转型，如果党的健康发展问题解决不好， 不仅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而且会使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效率、效果受到严重影响。殷都区委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长期在基层工作，对此有深刻的体验。
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腐败、特权化、官僚化问题，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各种弊病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呢？
殷都区党委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在2009年下半年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通过认真反思和深入讨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党的领导方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造成严重的脱离群众，“党和政府不相信群众，不以群众为本，干工作脱离群众，有事不跟群众商量，出了事害怕群众，使党脱离了群众甚至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
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都是一个“单位人”，既在单位就业，又受单位管理，这种管理包括道德的、政治的、行为的全面管理，它配合中央行政集权的特有体制，造就了超稳定的社会状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土地家庭承包而来的小农经济的重建，随着企业改革和劳动关系的雇佣化，随着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农民工进城，每个社会成员都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原子，“单位人”变为“原子人”。但是，伴随着“单位人”所特有的党政包办一切所形成的社会管理格局被打破，并没有形成与“原子人”的社会构造相适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和体制，党的领导方式没有根本性变化，继续沿用长期以来的做法，党政机构同无数个体群众严重分离，城市居民仅靠社区松散联系来管理，在近郊农村，青壮年农民大都外出打工，长期游离于组织管理之外，党的群众基础由此从坚如磐石变成“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下群众缺乏有效组织，自身主体权利难以行使，党的群众路线难以贯彻。组织性，是个体权利可以转化为社会权力的中介。权利和权力，是密切相连又互不相同的两个范畴。权利，是社会总体对个人地位和关系的法律界定；权力，则是权利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社会地位的表现，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权力是权利的政治指向，权利是权力的法律形式。权利行使过程，就表现为权力，但权利显现为权力并不是必然的、没有条件的，它既需要对权利有明晰的法律界定，又要求有适当的可供权利行使的组织机构和机制。在我国，虽然早已用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并对此不断予以完善，但在权利落实特别是群众民主权利的组织化建设方面始终存在缺陷，致使权利停留纸上，转化不成现实的权力。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依靠无所不包的党政集权体制和党对群众路线的强调来保障群众利益；但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群众的分散化、组织性程度降低，而行政集权强化，政治资源分享的多元分散化，我国并没有及时形成配套的社会公众权利行使渠道，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群众虽具有某些法定的民主权利但难以行使，形成群众权力缺位，群众缺乏常规、有效渠道将个体意志总体化于党政负责部门，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也难以依靠组织性力量有效维权。如果说群众权力缺失是硬币的一面，那么硬币的另一面便是党政权力的集中或者说集权化。事实上，群众权力缺失和党政权力集中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同一个过程，它们共同促成党脱离群众基础，社会权力结构扭曲，群众地位趋于弱势，党和政府管理着很多非行政性事务，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并在缺乏群众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不断出现权力的个人化、集团化、趋利化，这些问题在社会层面上凸现，就是日益严重的官僚化、特权化和腐败。
“一盘散沙”下形成的党脱离群众基础的问题，不仅在党内发酵，而且在群众中衍生出新的危险，即政治真空。“单位人”转化为“原子人”后，单位、企业弱化为单纯的谋生场所，在政治、道德上对个体的管理职能和能力越来越弱，这与社会总体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缓相配套，与群众缺乏有效组织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导致党和政府的决策既难以从群众中来，工作也难以到达群众层面。而这种情况，却为邪教努力、黑恶势力、家族势力、金钱势力、传销组织等各派政治势力向群众渗透创造了可乘之机，为党的领导方式、基层工作方式带来危机，是造成基层工作矛盾和困扰的主要原因。殷都贯彻群众路线的探索活动抓住的正是这个主要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党现行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加强社区建设，二是“严打”。前者是比较缓和的办法，具体做法是，警务进社区、科技进社区、文化进社区、计生进社区、卫生进社区等。但这种做法在很多地区是“假进”，社区多挂了几个牌子，人员、经费大多没有真正进到社区，只是变相加重了社区干部的负担；在条件较好的沿海发达地区，有些部门“真进”社区了，但却带来三个不良后果，一是社区工作行政化。居委会、村委会本是群众自治组织，却被“进社区”填实为一级政府，社区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优势不但无从发挥，反而被替代了；二是政府层级仅仅在形式上延伸，却并没有改变工作方式，依然是政府包揽一切，忽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三是造成机构臃肿，干部队伍庞大，经费开支增加。事实证明，“真进”、“假进”社区都是不成功的。
“严打”是当前采取的第二种办法，也是较为激烈的方法。它对于政治真空导致的各种势力膨胀，蚕食群众基础，采取“露头就打”、“狠抓严惩”的办法。过去“严打”是间隔性的，近来，大有长效化和机制化的趋势。但这种打击弊端很多，第一，它打击的大部分是我们党的基层群众。黑恶势力、传销等一方面是群众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依靠的也是群众，一味对其打击，削弱的不仅是对立面，同时也会伤及一些群众。据殷都区委估计，历次“严打”伤及的群众比例接近20%。群众是党的基础，这种“投鼠不忌器”的“严打”在伤害群众的同时就是在削弱党的执政根基，当前之所以很多恶性事件一呼百应、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之所以城管、拆迁、司法不公、上访等凡是与政府机构有关的问题极易造成群体事件，之所以相当多的老百姓在公交车上看到人们争位吵嘴这样的小事也会上升到咒骂共产党的政治高度，不能说与这种“露头就打”的警力维稳思路没有关系。第二，它造成了很多的对立面，造成敌人越打越多。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是党的行动策略中极为成功的经验，在治理各种势力过程中也应该坚持下去。打击不是不该，但如果遇到问题仅靠打击，只会人为增加打击的成本和难度，削弱打击的成果和功效。在脱离群众的条件下的频繁“出重拳”，只能做到“狠”，很难做到“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严打”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说黑恶势力存在的原因在于政治真空下某些群众失去依靠，不解决根本问题，单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进行打击，虽能起一时之效，却难以铲除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严打”常年化趋势已经暴露出“严打”异化的可怕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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