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无有乡处看新旧大陆
1.
[1]成功的炫目可能会遮盖其背后的真相。莫尔的《乌托邦》产生了巨大的震荡，这激发它的阐释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其放回到当时的历史坏境中去考察。很长时间里这场学术讨论严重两极分化，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比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对比起来，戏谑诙谐与严肃的政治思考不容彼此。这些多多少少的也令人信服一些。可是对于这篇常被认为非常难懂的文本，这些争论并未能将该文本的多个维度考虑进去。
斯金纳的权威性文章可使我们开启一个不同的讨论重心。他的讨论是从“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开始的。这主题“标题页上”开门见山，“上面写道：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也就是说，莫尔的关切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地不是乌托邦这座新岛屿；而是在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斯金纳澄清了这点，提出“一种阐释莫尔文本复杂性的方法。如果《乌托邦》是文艺复兴政治理论常见文体的一个例子，也许最好不要从莫尔的文本自身开始，而是尝试着去指明这类文体一般情况下所具有的预设和惯例。”
斯金纳论述说，莫尔《乌托邦》中有几段讨论，要么是回应和模仿古典人文研究者广泛阅读的文本，要么是间接地提及这些文本作为典故。这些广为阅读的文本正与对关于共和政体最佳形式的讨论有关，比如西塞罗（Cicero）的《论义务》。根据斯金纳的观点，莫尔要表明的是：[2]“如果非德行不能有真正的高贵，那么简单地支持那些维护私有财产的通常理由，便在逻辑上不连贯。” 同理，柏拉图（Plato）论述取消私有财产，这显示出典人文传统中的不连贯，这传统是以西塞罗为基础的。
莫尔《乌托邦》对西塞罗与柏拉图的论述有模仿，有回应，这无可否认。可斯金纳的论述似乎并非令人信服。斯金纳强调对历史文本进行语境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层面上，这一点我很是赞同。而问题是：莫尔的《乌托邦》果真完全类属于文艺复兴时期讨论共和政体最佳形式的政治理论文体，像斯金纳指出的那样吗？斯金纳的语境分析策略从《乌托邦》的标题开始，然而他的引文却有漏缺，并不完全，这一点令人诧异。这本书的第一版1516年底出版于比利时的鲁汶，出版商是迪尔克．马顿斯（Dierk Martens）。第一版书名从头到尾是：“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宝书】。”
第二版1517年出版于巴黎，原来的“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既有益又有趣】”变成了“non minus utile quam elegans【实际有用也趣味高雅】。”第三版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Festivus这个词——我暂时将其译为“有趣的，娱乐的”——与素朴严峻的政治哲学传统并不相融，而斯金纳认为《乌托邦》正是属于此传统的。我的观点是，莫尔的这本书不属于政治哲学这个传统。两个形容词性的修饰性用语“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既有益又有趣】”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像是指向一个不同的传统。
我强调festivus这类词的重要性，看起来似乎是听了C.S. 刘易斯（C.S. Lewis）那著名的告诫：即别拿莫尔这本书太当回事儿，而现代的读者正是倾向于过于严肃地对待这本书了。 事实上，与刘易斯的观点完全相反，我认为，要完全理解莫尔《乌托邦》的整体意义，这本书严肃的、时而冷漠恐怖的那一方面绝对地关键。另外，如果说我的结论定会与C.S. 刘易斯的不同的话，[3] 我采取的研究途径却近似于他很久以前所倡导的。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是从信件和文献入手。这些信件与文献或者是莫尔亲手所写，或者是出自他那些友朋、相识们，收入了《乌托邦》早期的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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