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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医疗改革、宏观调控、老龄化社会、创新之路、克强经济学、经济增长、城镇化……
这是一场关乎中国每个人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从来不缺少冷冰冰的数字，或许缺少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关切以及对公众诉求的回应
林毅夫、周其仁、姚洋、黄益平、宋国青、刘国恩、卢锋、巫和懋、赵耀辉、张黎、杨壮
一场精彩的经济学讲座、聆听独具智慧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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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段辉煌而传奇的改革历程，思路和理念在这里相互交织、碰撞。
中国的改革涉及领域之广、局面之复杂，堪称波澜壮阔、前所未有。20年的理论与实践锻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的改革一定是一场必要的改革。
多位堪称影响了中南海的经济学家们分别从国际经济秩序、老龄化社会、医疗改革、宏观调控、克强经济学、中国式创新、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改革20年的思想变革、政策制定和社会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的独特视角。
这是一本足以唤起你对中国改革和发展20年五味杂陈的思索和回忆的书。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凝练、深邃的笔触描绘了中国20年的改革进程。中国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中国如何走到了这一步，阅读这本书，你会获得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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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林木
现供职于君联资本，曾就职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经济观察报》和搜狐网。
先后出版《网事十年》、《我在北大读国际MBA》及《让智慧起舞》等著作；在搜狐工作期间，创办并主持中国互联网第一个视频财经访谈栏目《林木专访间》。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获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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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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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柳传志
推荐序二 林毅夫
前言
第一章 必要的改革：中国改革的路径与选择
第二章 选择与未来：中国经济的改革
第三章 老去的中国：当中国人口红利消失
第四章 医疗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第五章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第六章 克强经济学
第七章 中国式创造：中国人的创新基因
第八章 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第九章 不一样的商业世界
第十章 城镇化：中国改革的下半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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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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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必要的改革：中国改革的路径与选择
2014年3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林毅夫教授在政协全体大会上了做了《应对不利外部环境，深挖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报告。一如既往，他表达了与普遍的中国经济崩溃论相反的观点：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平均8%的增长潜力，中国有条件维持在比较稳定的增长水平。但是，与过往创造连续35年平均9.8%的增长率时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站在2014年这个时点，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难以捉摸。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经济展望》，2013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8%，预计2014年为2.8%。尽管有所增长，但过去每次危机发生之后美国通常会有7%~8%的反弹至今尚未出现；如果加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则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10%以上。2008年至今，危机过去已近6年，管中窥豹可见世界经济晴雨表的美国呈现出了与以往后危机时代完全不同的情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以往危机有很大不同：主要发达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在很短的时间内危机遍及欧美，这和过去的危机表现为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发生在局部有很大不同：拉丁美洲、亚洲、俄罗斯都发生过危机，但因为这些国家还不足以影响到全球经济，所以产生的后果远不像2008年那么强烈和深远。
林毅夫教授说：“当前的世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有必要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目标破除双轨制改革带来的种种弊端以维持社会稳定、挖掘增长潜力。和过往的任何改革一样，既然要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群体，但我相信任何领导人都不是既得利益绑架下毫无自主权的代理人，作为领导人总是有足够的自由度来推进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变革，社会发展的成效在于领导人所推动的改革是否真能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提及改革双轨制，就不得不回溯双轨制的成因。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并未选择当时盛行的“华盛顿共识”，而是走上了一条政府干预与市场开放双轨并行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一方面给予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是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经济中来，并且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活跃力量。林毅夫教授说：“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同时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中国没有出现像采取了休克疗法的苏联、东欧那样的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大型重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中国资本极端短缺，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没有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如果国家不给予补贴，必然崩溃，带来大量的失业和社会及政治的不稳定。因此，国家采取了以市场要素、人为压低利率和概率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来给予转型期补贴，使其得以继续经营，但是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会带来一定的弊端，目前中国社会的腐败、收入分配等问题都是舞动双轨制这把双刃剑的结果。”
事实的确如林毅夫教授所言，这种双轨制令中国平稳渡过转型期，并且以连续35年平均9.8%的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对于中国改革的质疑也从未停歇过，并且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蔓延至普通民众。制度公平与经济增长究竟哪个更重要？如果经济增长伴随着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恶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还能否再延续下去？国际学术界同样也对这种不彻底的改革颇多点评。在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之际，关于中国改革开始下半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说法即缘起于此。
作为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并不认同对中国改革路径的这种观点：当苏联、东欧采取休克疗法时，中国不仅平稳度过了若干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引发的经济危机，更实现了经济连续、高速的稳定增长，而且在中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不均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存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连非洲国家的13都不到；2003年，中国刚刚迈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3年，中国实现59.6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800美元。历经35年，中国改变了资金极端短缺、资本极端短缺的局面，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的国家。
林毅夫教授指出：“当然这个过程里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但是，平心而论，35年平均9.8%的增长，35年6.8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辉煌成绩。为什么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依旧还有那么多唱衰中国的声音，‘中国崩溃论’总是不时涌现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从学术理论角度来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之路没有遵循20世纪80年代末主流的‘华盛顿共识’，违背了许多经典理论所强调的原则，但是被广泛接受的‘华盛顿共识’到底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这位新加坡首任总理、执政31年、广受东西方社会赞誉的政治家回忆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这样提到：我想他肯定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化方案，在我见到他时，发现他被周围的事情弄昏了头脑，他一头扎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却没有学会游泳。
深水区风景很美，但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即使连发达国家也未见得能够畅行无阻。以1978年的中国而言，历经“大跃进”运动、文革，国民经济岌岌可危，已经禁不起任何刮骨疗伤式的剧烈变革。“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目的是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所必需的制度安排。但关键问题在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并非是一张白纸去实现制度创新，过往的政府干预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有其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未消除前就放弃各种扭曲的结果可能与改革的目标相反。
以1949年之后的“大跃进”运动为例，如周其仁教授针对城镇化的论述所言，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一旦获得发展机会，必然会以发达国家为榜样，但发展中国家看到的只是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高度发展的现状，没有看到其发展到这一步沿袭了怎样的路径，更没有看到的是自身具备哪些能力、要素禀赋是否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匹配。
林毅夫教授评价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之所以以国有企业的形态存在，是因为其并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他说：“用我的话讲是‘在开放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为什么没有自生能力？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本的成本，而中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资本价格一定比发达国家的资本价格昂贵得多。即使依靠国家动员把这些需要大量资本的企业建立起来了，生产成本、经营成本还是会比发达国家高很多。如果没有国家主导的市场保护、补贴、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资源无偿分配到重工业，这些企业根本活不下去。”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扭曲的制度又进一步在行政与经济层面造成了寻租空间，贪污腐败均以此为源头。目前能够在大银行贷到款、在股票市场获准发行融到资的都是大型企业，中国股市自20世纪90年代成立伊始，即以“协助国企脱困”为其政治任务，上市资格并非以企业自身盈利能力和增长潜力为评判标准，而是以行业、地域为单位分配指标。这种现象延续至今尚未能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以大型银行和股市为主的金融体系下，中国国民经济中创造70%的就业岗位、60%的经济总量的个体农户、小微企业及中型企业都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经营和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此外，那些能够融到资的企业所获得的资金价格也远低于市场价格，这些低于应有价格的资金即可以理解为国家对那些获得贷款指标或者上市指标的企业的补贴。在整个金融服务体系中，政府为扶持保护国有企业所做的种种“扭曲”其实都是国家收入的再分配，那些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贫困人群在补贴相对富裕人群的投资经营，进而导致差距越来越大。林毅夫教授说：“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产生租和寻租的行为。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腐败、贪污、行贿，这些问题注定与双轨制所带来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共生。”
为什么休克疗法成了全球主流学界的共识？在理想的状态下，按照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当然是最优方案：投入可以获得最大产出，同样，摒弃了一切扭曲也就意味着杜绝了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根据这种理论，当中国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选择时，就应该果断地把那些扭曲全部消除，一次到位，不留任何迂回腾挪的空间。否则这种空间就会造成更多人的寻租，造成更普遍的腐败现象、更加低效和不公平的资源配置。这些偏离了最优的后果无法避免。
背离了最优，中国选择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道路。对已经获取了国家大量补贴和拥有金融资产特权的群体，继续实行保护补贴；放开那些中国具备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对新进入这些产业的群体执行全面市场化制度，并且创造有利条件鼓励这些相对处于劣势的企业发展。此种道路的成果显而易见，后果也是显著的。从奉行最优主义政策的理论角度，中国出现腐败、收入分配问题及社会公平问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也正是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必然代价。
林毅夫教授认为：“两相比较，中国双轨制的渐进式道路也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既然预设了基于最优的‘华盛顿共识’的绝对正确，其他任何方式出了问题自然就是其他方式的不可为。同样因为这个预设，研究中国的转型道路就只会看到问题，而中国35年来取得的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以及市场经济推进的成果则被漠视、忽视甚至无视。道路是靠制度来保证的，所以连带地认为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林毅夫教授指出，回应质疑，必须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才能说明为何中国转型的道路是正确的，以及保证道路的制度是有效的。
对于大多数因为贫困而转型的国家来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都是国家发展的梦想，但按照完美市场理论按图索骥却终未能如愿。拉丁美洲国家的空心化、东欧国家自转型后一蹶不振、非洲至今依然拥有全球最多的贫困人口，即便是被视作休克疗法代表的俄罗斯在能源之外的其他产业发展状况也并不乐观，大规模私有化导致的寡头经济、一年之内发钞量增加20倍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发达国家承诺的240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和60亿美元稳定卢布基金遥遥无期，凡之种种都成为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历史回忆。
既然是全球主流学界的普遍共识，为什么休克疗法并不能给转型期国家带来承诺的繁荣，而是更多的苦难和危机？首先，转型前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吸纳的大量劳动力会因为各种保护补贴的立即消除而在片刻之间产生大规模的失业，直接引发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等一系列危及国家稳定的问题。而且，大多数转型国家仍视重工业为现代化的基石。林毅夫教授说：“从经济总量来讲，俄罗斯只是一个中等规模国家，从收入水平来讲，也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没有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些高水平军工企业，俄罗斯今天不可能成为八国集团成员。因此，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为了国家的国防安全和国际地位，即使在实行了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以后仍然会给予各种更为隐蔽的保护和补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与公有制相比，私有化体制下的寻租是否会更厉害？在国有体制下，厂长、经理作为国家雇员，要来的保护补贴顶多只能多吃，但不能多拿，多拿就是贪污。但私有化体制下，作为所有者把要来的补贴放在自己兜里天经地义，所以私有化后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寻租。导致的后果就是更腐败的政府、更大的贫富差距、更动荡的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环境越发恶劣。”
越过“华盛顿共识”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末，再向前追溯30年，“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同样面临着转型：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开始探索现代化之路。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认为，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生产力水平、收入水平，达到那样的生产力水平的必要条件是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技术先进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
“若干年内超英国，赶美国”是毛泽东于1958年前后提出的口号，之所以有此说法，是为回应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的说法。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让中国主要工业品在15年内赶超英国。1958年，他又提出了较为著名的提法“15年超英，20年赶美”，甚至更为大胆的“二三年赶超英国”等说法。超英赶美最后以失败告终，中国经济全面衰退，步入三年困难时期。随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超英赶美的时间尺度放宽到了100多年。回望历史固然沉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数千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教训尤为深刻，但自那时起至今未及百年，中国实现了“超英”，以目前的发展态势推算，至2020年，中国亦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诚如林毅夫教授在阐述“新结构经济学”时所强调的：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中国以不到70年的发展故事完美地阐释了“过程”。
回顾过去，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和完备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中国和苏联“超英赶美”计划失败的原因，但同时期依旧有经济体确实在“二战”后的一片荒芜废墟上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或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实现起飞、直到今天还是世界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力量。研究这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经济体，就可以发现它们推行的政策是“出口导向”，而不是五六十年代主流发展经济学界倡导的“进口替代”。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的机会，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为主、符合这些经济体当时的比较优势。随后，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资本、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的道路并无根本性差异。
林毅夫教授说：“现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在当时，它们的道路也被认为是错误的，然而真实的历史从来不会被改变。研究世界上贫困或者曾经贫困的国家的发展史，它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推行的结果最好的也就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根据自己的状况实事求是制定政策，却往往被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反主流理论的政策并不一定能成功，但就‘二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而言，成功的案例都是在当时并不为主流学派所认可的。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自己所面临的机遇是什么、遭遇了什么样的挑战、如何利用自己具备的有利条件应对这些挑战，然后国家循序渐进、一步步发展。”
拥有此种对历史、对世界、对自身的正确认知，才会对中国所做的数次转型努力有客观的分析基础，尤其是在迅速、稳定地发展了35年之后，寻租、腐败和收入差距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与时俱进地改变政策、应对这些问题？在林毅夫教授看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首先要以理论创新来建立理论自信，才能对中国在现阶段所选择的道路、所实行的制度的有效性形成正确的认识。无论实行哪种体制，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都是一个成功国家不可或缺的两只手。20世纪50~7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的道路并不顺利；进入80年代转型期，同样也很少见真正转型成功的国家。为什么？前一阶段强调政府、偏废了市场，后一阶段强调市场却忽视了政府，只有兼顾政府与市场，才可能成功发展和转型。
但双轨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经济发展和体量增大而日益突出：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资源税费的扭曲（主要体现为资源税费非常低）和服务业（如电信、交通部门）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均，收入向富人和大企业倾斜，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其间的缺口就成为出口，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
目前，中国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资金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已符合比较优势，对这些企业来说，过去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则是锦上添花。中国已经具备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进一步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让企业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谈及改革，这是既得利益群体必须面对的一个话题。林毅夫教授指出：“既得利益者是永远存在的，改革开放初期也有既得利益——当时始终得到国家保护的重工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简单而言，计算推进改革的利益和维持现状的成本总会有个基本判断：维持现状，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稳定就会有问题；推进改革会有阵痛、会影响到一批既得利益者，但同时也给老百姓创造了利益，利益从原来的一部分人转移到了更广泛人群。为什么需要由政府做顶层设计？很多人认为既得利益使得决策层投鼠忌器，但我相信政府领导人总是有足够的自由度推进他们认为必要的改革，社会发展的成败在于领导人所推动的改革是否真能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以金融市场去除双轨制为例，林毅夫教授开出的药方是：利率市场化、发展债市、调整金融结构、发展互联网金融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利率市场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关键点就是要以市场价格配置资源，让资源流动到附加值高的企业或产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4年“两会”期间表示，存款利率在未来两年内也会放开。金融业是很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行业，因此，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也必须对投机性行业贷款的流向和数量有所管制。
发展债市让那些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可以不通过银行中介直接面对资金的供给者。但中国债市发展中，地方政府借助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公司大举发行地方债，造成了政府债高收益、低风险的现实，使得更多的钱通过债市转向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而不是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解决这种扭曲现象的方法是，让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基础设施上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地方政府的债而不是投资平台的公司债来发行。
调整金融结构金融结构的改革比利率放开更重要。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让资金配置到那些社会回报最高，经济回报也最高的行业和企业。农业、小微企业和中型企业所从事的大多是资金回报率高、就业率高且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解决这些企业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一方面要鼓励现有的大银行和中型银行进行经营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发展适合农户和微型、中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并去除投资这些中小银行必须由现有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不可逾越的要求。
发展互联网金融道德风险的问题源于信息不对称。解决方法是增加信息的拥有度、减少贷款风险。拥有大量信息的互联网网商让众筹和众贷变成可能，这种新模式会和现有银行和金融机构产生竞争。中国应该大胆尝试互联网金融，避免风险的同时也应该创造一个合理的政策环境，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金融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但目前经济活动中散落着很多有用的信息，除了由互联网交易所产生的信息外，银行、民政等部门也拥有许多有用的信息，把这些信息技术集中在一起，对金融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非洲也许是最后一站
尽管学术生涯半生、著作颇丰，但林毅夫教授最看重的还是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在这本书中，林毅夫教授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旧体制的形成、发挥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选择了双轨制的路径，以及实行双轨制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逐步解决，可以说是对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做到代价低、风险小、收获及时的全景式描述。
2007年，林毅夫教授应剑桥大学之邀赴伦敦做“马歇尔讲座”。1946~2007年，共有60位学者登上了“马歇尔讲座”的讲台，这其中的14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在当时，这个来自剑桥大学的邀请被视作林毅夫教授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再进一步的标志。与1994年相比，这场著名演讲举行的时候，中国已然成功越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正处在新一轮景气周期中。《中国的奇迹》一书中预言的“中国奇迹”并非虚妄，也成了对比研究“二战”后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路径的现实案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把全世界拖下了深水区，林毅夫教授来到风暴的中心——美国，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平台上，面对的是全世界16人口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现实。林毅夫教授说：“走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我最大的感受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通过努力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好一些，下一代生活得比这一代更好一些。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贡献所学，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尊敬。各国政府也都有共同的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中国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到现在为止，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还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前两波的理论不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大产业，就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可是发展中国家具备的客观条件完全不一样。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这就直接导致了‘二战’后至今70年间依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的失效——无论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之路还是东欧国家的转型之路。”
发展的确是一件成功系数不高的事情。盘点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到现在，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发展路径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第三个。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跨越的经济体则有13个，其中8个国家本身就与西欧接壤、和西欧发达工业经济体差距并不大，其余的5个则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之外的另外200多个经济体几乎都还处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中。林毅夫教授并不认为是这些国家没有进取的目标，更不是人民不努力，失败率如此之高的根本原因用中国一句古语来说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须知，发达国家的条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能简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药方。也正是在世界银行就职期间，林毅夫教授反复思考的是，学术界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那么多遵从主流理论的国家在发展和转型的道路上都失败了，成功的却是结合现实、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的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又该做出怎样的调整？由此，有了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
35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丰沛的劳动力资源还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早在2010年，黄益平教授就明确提出“中国正在临近刘易斯拐点”，时至今日，中国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还是相对短缺的，但和过去相比，资本已经丰富多了，相对丰富的资本则推动中国的产业不断升级。
林毅夫教授说：“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失败了，创业者和投资人必须承担所有成本和后果；如果成功则要面对大量模仿跟风者汹涌而至的现象，垄断利润也不见得享受得到。首先，中国讲‘先驱和先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回报之间是非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措施鼓励创新创业的人，推动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其次，先行企业的成功并非凭借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企业家个人之力实现不了道路、电力、海关、金融、法律等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最后，企业的成功必须要由产业集群来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相当多的企业同时进入，单个企业家也没有能力决定其他人是不是愿意同时进入。有为政府的价值就在于此：补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承担风险所付出的成本，协调不同的企业或由政府本身来完善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软硬基础设施。”
那么在比较优势从劳动力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升级又该如何实现呢？
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再向前走的可能选择是向附加价值更高的微笑曲线两端：从生产向上和向下进入设计、品牌和营销领域。当然，也可以利用资本优势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充裕的地方。其实，伴随中国工资水平的提升，包括信息技术、消费品行业大型跨国公司早已把一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原先遍布欧美市场的“中国制造”，现在开始有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身影，此种现象曾引起媒体的集中报道、对中国制造的担忧也盛行一时。但媒体没有报道的是，这些离开的生产线又纷纷回归中国。
目前，中国13亿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约有1.5亿人，这就意味着在越南不到9000万的人口中顶多能有1000万在制造业里。而仅制鞋一个产业就在中国吸纳了1900万劳动力，成衣和纺织业则是2000万。即使越南所有制造业的劳动力都聚焦在制鞋或者纺织，也无法完全消化中国一个行业的转移。容纳力之外，无力承接还表现在与生产配套的一系列相关产业上，换言之，1000万制鞋工人之外还需要数百万从事与鞋相关的周边产业的劳动，才有可能把一只鞋生产出来。
林毅夫教授说：“所以唯一能够承接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口，不仅有大量年轻的劳动力，目前的工业化水平也很低，有点儿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形。并且就承接条件来看，非洲也是最好的，因为这里是目前全球工资水平最低的地方——工资成本优势是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因素。当然，非洲的基础设施差、政府效率低。但这还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中国是因为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创造了局部有利条件：短期内无法改善全国的基础设施，就先从局部着手，办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园区里保障交通、电力这些基础设施。海关通关麻烦、政府效率低下，就在园区里搞一站式服务。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带动全国的发展致富。现在看，这些原来在特区和园区里的特事特办起到了引导全社会、辐射全社会的作用。如果能很好地运用这些‘中国经验’，非洲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好的转移地，而且我认为非洲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终一站。”
实际上，回顾全球若干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都曾是它们的支柱性产业。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最早从纺织业开始了工业的现代化时代，随后是制鞋和纺织的下游产业——成衣。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发展，这些产业随后转移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甚至如今以银行业和制表这样极高附加值产业闻名的瑞士也曾经是纺织、制鞋的基地。如今，以制药和高等教育全球称霸的美国东岸新英格兰地区在美国建国之初更以纺织业极大地推动了年轻的美国的经济发展。“二战”后，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承接了这些产业，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接棒。历经30年，中国也遇到了产业升级与生产转移。林毅夫教授认为，在非洲承接中国转移的生产之后，当地收入水平会相应提高。到了那个阶段，全世界就没有收入水平更低的地方了，但人们对于衣服和鞋这些产品的需求是永恒存在的，非洲也许是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
2008年赴世界银行就任后，林毅夫教授出访的第一站就是非洲。自世界银行回到北京大学后出访的第一站还是非洲，同行的不仅有国家发展研究院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教授和学者，还有中国的企业家。卢锋教授对中国对非投资的研究显示：2003~2012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在较小的基数基础上持续上升，从不到5亿美元增长到191亿美元，年均增速50%。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非洲却有颇多质疑、责难甚至诋毁，比如“新殖民主义”或“软殖民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走进非洲”就成为一个考验智慧的问题。
位于广东的华坚鞋业却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华坚鞋业是一家发达国家名牌女鞋的大型贴牌生产供货商，其创始人张华荣有“中国女鞋教父”之称。华坚鞋业于2011年年底在埃塞俄比亚建厂，2012年投产，至2012年年底投资规模超过了500万美元。这个并不算很大的投资项目在2013年登上英国《金融时报》头版，指出华坚鞋业的投资给埃塞俄比亚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有望带动该国制鞋行业的发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把华坚鞋业的投资看作国际资本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带来产业结构转型机遇的案例。《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与西方国家将非洲视作援助对象不同，中国将非洲看作商业合作的伙伴。卢锋教授在2013年年初访问埃塞俄比亚等东非三国时，听到当地人士的反馈也是“欢迎类似华坚的投资项目”。
在以华坚鞋业为代表的这一轮投资非洲之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大致可分为三类：大宗商品资源类投资；基础设施（路桥电港）与公共设施（楼堂馆所）投资，主要是大型承包工程项目；针对当地市场的进口替代型制造业投资。对比前三种投资模式和华坚的投资，卢锋教授分析：“华坚代表了中国在非洲一种新的制造业投资类型，主要利用非洲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立足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投资，类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制造业发展受本地原材料供应和当地市场规模限制较小，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非洲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为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另外，这类加工制造业加工贸易通常具有创造外汇的属性，有助于引资国克服国际收支逆差的困难，对促进本地特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
创造外汇的能力在华坚的埃塞俄比亚工厂投产的第一年就得以显现：2012年华坚成为这个东非国家最大的出口企业，出口额占其皮革制品出口总额的57%，使其皮革制成品出口额翻番。很多能源矿产资源出口优势并不明显的非洲低收入国家在发展前期都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如何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是它们保证经济快速增长面临的巨大挑战。华坚的故事对它们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从就业角度看，2013年12月，华坚在埃塞俄比亚雇用4000名工人，这些工人每月50美元左右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在当地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目前，华坚正在计划新的工业园区，建设制鞋业产业集群，届时雇用的工人将达3万人，对缓解引资国存在的大量富余农业劳动力和城市失业劳动力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非洲的现状是，许多低收入国的农业人口占比达到70%~80%，农村中有大量渴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廉价年轻劳动力，扩大就业即是把低成本劳动力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力，这对大多数贫困非洲国家来说具有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样，这些国家同样极其缺乏资本，而资本又是其开展一切现代化经济活动的核心资源，出口导向型产业推动非洲诸国的国民经济朝着开放型经济方向发展，培养起一批熟练工人与管理人才。卢锋教授预言，非洲也将出现类似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家那样的“草根企业家”。
对华坚这样的企业而言，以中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500美元和埃塞俄比亚的平均月工资50美元相比，企业自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序转移到海外，技术、研发、物流管理等高附加值流程仍会留在中国国内，推动转移厂商的经营重心向高技术含量的设计和高附加值的品牌倾斜，有助于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面临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长期来看，符合历史规律的产业转移将帮助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被视作世界上经济学家所能拥有的最高位置，这个职位被赋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职责。作为历史上的第九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也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如何解释这种开创性？他认为正是中国极具说服力的从贫困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发展历程令全球看到了一种可能的新路径。世界银行于1944年成立至今，如果除去中国改革所减少的6.8亿贫困人口，则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不降反增。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对中国道路的质疑从其起步至今的30余年间从未消失。去除其他因素，仅就学术而言，这种矛盾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林毅夫教授说：“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有比较深入研究的学者担任主管发展理论和政策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是我的荣幸，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更多希望发展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4年，林毅夫教授出版了自己最满意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于2008年将其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固然并非易事，但能够把多位同样在各自研究领域声名赫赫的学者聚在一起，并且做出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其难度更甚于前者。
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任副院长、在博弈论领域有极高造诣的巫和懋教授回忆自己2006年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的情景：“我在台湾长大，很早之前我就明确未来总要回到大陆：终归学了一些东西，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教学生，总可以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刚好林老师打电话邀请我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就来了。”
不只巫和懋教授，林毅夫教授回忆起1994年邀请其他几位教授一起创业时的情形也谦虚地使用了“志同道合”这个词语：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中国学生到海外学习，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海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多。1992年在北大遇到回来给学生们上课的海闻教授，林毅夫教授和他谈起一起办一个研究中心的事，两个人一拍即合；在海南的一个研讨会上又遇到回国的易纲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不用太多言语，很快也敲定了一起在北大“设立一个新单位”的想法。
林毅夫教授说：“我们这代人亲身参与了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每个人都真正种过地、做过工，这些宝贵的经历使我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国情。时代的变化使我们可以到海外学习最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并且第一批回来做了很多和过去并不完全一样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又符合时代的需求。其实，我们这代人更大的共同点还是理想和愿望，希望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做些贡献，吸引海外学成有意回国工作的学者，这是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初衷。”
对这一代人来说，使命感究竟有多强？巫和懋教授回忆自己1967年在台中一中的初三时光，当时文革刚刚开始，一群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课间在教室里讨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巫和懋教授回忆：“班上的同学都会聊这个话题，大家谈的是‘中国向何处去’，不是说台湾往何处去。后来到美国去读大学，视野开阔之后就会反思中国的发展历程，更觉得中国必须要发展。林老师回大陆之前在台湾已经是名人——考上了全台湾第一的台大又投笔从戎，他为什么还要游泳到大陆来？那代人都有这样的情怀。”
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西方经典经济学教育、现代企业管理教育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学者们研究之外的教学工作就更是意义深远。改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培养有共同认识、共同理想的年轻人不仅是国家建设发展所必需的，而且是把中国发生的现实用西方可接受的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前提，更是未来中国更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必备的条件。
1997年，巫和懋教授第一次来到大陆教课，一边在南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边观察当时的中国。当时正是国企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人们纷纷下海的时候，即便是在南开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高校，他都能感受到学校里低落的士气，街上全是国企下岗工人摆的小摊，社会的巨大变化冲击着校园。巫和懋教授说：“在高校工作的那些年轻人其实比较迷茫，但因为改革已经开始，天天都有新变化，所以又能感受到大家对未来的许多期待。下海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留在学校的是真正愿意教书的一批人，他们非常认真、非常用功。南开请我去教的是博士班，我教的一个班把100个博士集中在一起，同学们都很刻苦。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是教授了，有些还当了院长，都不得了。”
2000年，巫和懋教授到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学。那时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初现峥嵘，在政策咨询和教学领域都有了一席之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个大量引进海归博士回国任教、引进西方正规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机构。当时，这些创举对于国内的教学研究、海外学者的回流都起到了相当大的示范作用。
2014年已经是巫和懋教授在朗润园的第8个年头。与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回到大陆时的印象相比，巫和懋教授认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年轻人的变化。
他说：“20年前的年轻人尽管有很强烈的愿望、很远大的抱负，但是对于该如何选择未来道路还比较迷茫。现在的年轻人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只是在北大看我的学生们，还有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时接触到的年轻学者们，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方向都很有想法，而且学养、能力方面也绝对匹配他们的想法。人才的进步、年轻人的进步是近20年来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谈及最热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话题，林毅夫教授直言：这个奖不会落在自己或者同一代人身上，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生里，将来肯定有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其中既有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评选体系的原因，更有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与标准简单统一、成果有目共睹的物理学奖、化学奖或者医学奖等自然科学奖项不同，经济学奖一个很重要的评选指标就是这个学说对主流经济学界的影响，即有多少主流经济学家认同这个方向，愿意在这个领域继续深入研究。与此相应的评选流程是，评选委员会每年发出约3000封邀请函，邀请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提名下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林毅夫教授说：“我了解的是，收到邀请函的人中有一半会推荐他自己，另一半会相对集中地推荐某个人。所谓相对集中，被推荐最多的也不过20人。而推荐这个人的往往是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换言之，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有几十位可以进入那个圈子的经济学家的确受到了你的影响。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我想至少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等下一代人才成长起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教出足够多的学生，我们才可能有足够多数量的学者进入评选人的圈子、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理论自信，这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目前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和提升的，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构建新的理论框架。长期来看，国际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既不了解也没有动力去研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被证明是成功的，根据对这种经验的认识提出的理论，短期内不见得会被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
芝加哥大学是经济学重镇，经济学系的不少教授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教授们会给学生传授这样的经验：一个新的理论通常不能说服已经接受了旧理论的人，因为新的理论只能影响还没有接受旧理论的学生。这一点或许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成立之初就在研究和政策咨询之外顶着财务、师资种种困难坚持办学的原因，从硕士生、博士生到针对本科生的经济学双学位，回顾20年，这些学生进入国内外各个层级的金融和经济机构，不仅提升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专业能力、与国际业界合作的工作水平，更传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发展。林毅夫教授说：“后来，我们又从经济学教育扩展到管理学教育，国家发展既要有宏观的政策，也要有微观的执行。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变革时代，只有把握宏观局势，把宏观和微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企业家才能走得更远，因此，有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并重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回到国内时，林毅夫教授终于来到四川参观都江堰，2200多年前成就这项伟业的李冰一直是林毅夫教授敬重的历史人物。在他看来，一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做的事情要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他50岁那年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他给即将离开校园、奔赴各地的学生们致辞说：“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成败，才不会迷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林毅夫崇拜的则是王阳明：王阳明提出心学的时候，程朱理学已经是中国社会大一统的主流观点，而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也令心学的提出具有了革命性意义。林毅夫教授理解中的王阳明不仅是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把自己的理论付诸社会实践，对社会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完成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
当然，在如今同样浮躁的转型期内，物化的外在方向容易找到，内心的去路依旧是众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此看来，对个人而言，有梦想、有追求、有情怀是一件相当幸福的事。面对迷茫者与不信任者，林毅夫教授也会语气坚定地反问：“难道不是吗？个人要有一个大的目标。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目标。有了大目标，就不会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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