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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lad，1920— ），当代美国教育界知名学者，1920年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华盛顿大学，并创立了著名的华盛顿大学教育革新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newal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ER）和美国教育探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Inquiry, IEI），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长达16年之久。他的研究领域从教师培养、儿童早期教育、不分级制到课程改革、学校革新、大学与中小学结伴改革。 古德莱得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有《不分级小学》、《课程探究：课程实践的研究》、《学校的职能》、《学校变革的生态学》，《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和1990年的三部曲：《教学的道德层面》、《我们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教师的地方》。近年的杰作有自传体的 《与学校的浪漫史》，近期正在撰写《与学校的浪漫史和美国梦》。 目錄： 序言1 前言1 第1章我们能办有效的学校吗？1 第2章我们需要全面的教育40 第3章超越学术知识71 第4章在教室里107 第5章获取知识的机会148 第6章教师与教学环境191 第7章学校和课堂在教些什么224 第8章相同却又不同277 第9章改进我们现有的学校306 第10章超越我们现有的学校364 后记415 主题及人名索引439 译后记478 內容試閱： 回到《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 西奥多?R?赛泽（Theodore R. Sizer） 1981年8月，美国教育部长特瑞尔?贝尔（Terrel Bell）任命了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并要求该委员会向新上任的里根政府和美国人民报告美国学校的教育质量①。委员会由知名人士组成，主席是刚被任命为加州大学校长的大卫?加德纳尔（David Gardner）。委员会的具体任务是针对当时“公众普遍的看法，认为我们的教育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②，评估这种情况的实质，并向教育部长、总统及公众提出改革的建议。 与此同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约翰?古德莱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正全身心的投入美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研之一——学校教育研究。该研究深入探讨学校的各个领域，很少依赖专家的报告或依据学生纸笔考试分数而作出的学校和学生好坏的推断，主要依赖于对一批有目的性挑选的学校所进行的严谨而持续性的观察、记录、比较和评估。此项研究规模空前，其结论也颇有分量。正像古德莱得在研究报告书的献词里所写的，有“27000多人”为此研究提供了数据③。古德莱得的调研组聘请了一批名声显赫的学术精英为顾问，其研究的经费来自于美国十四家最大和最挑剔的私人基金会的赞助。此项目在教育研究领域里堪称一绝。 所以，当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尔请古德莱得教授帮忙时，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古德莱得调研组与优质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会晤，并允许他们使用一切已收集好的调研数据和资料。之后，双方接触的并不多。委员会在1983年5月发表了报告《处在危机中的国家：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而古德莱得的调研报告书，《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则由麦格罗希尔出版公司于1984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几乎没有引用后者的分析和结论。 古德莱得的学校教育研究组成员给了委员会哪些资料？委员会从他们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委员会的成员们又是如何决定怎样理解和使用他们所得到的资料的？今天，不知内情者只能比较当年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与《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一书的内容，并由此进行推测④。古德莱得的著作阐述了几个相关的中心思想。以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观点来看，其中有几大主题格外引人注目，并存留至今。 古德莱得的调研组发现学校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难以描述的雷同”，如“座位的安排、使用的教材、教师的角色、学生的角色和教学方法”均大致相同⑤。当然学校之间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研究人员在观察学校时，发现有一所高中已濒临“崩溃的边缘”。⑥ 古德莱得认为，这里有一种严格的区分。“学校是不同的，但学校教育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学校在它们的管理系统和人际关系上是不同的，但学校教育在任何地方都是大同小异的。”⑦ 这种学校教育的模式并不是各学区和各州所提倡的教育政策的直接反映。“我通过仔细阅读大多数州的教育政策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古德莱得写道，“这只是一片概念的沼泽地”。⑧“这些教育政策缺乏全面的教育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针对具体科目的教学目标。最近，许多州和学区还颁布了一系列高中毕业或升级时对学生成绩的要求。我在对许多学校进行访问时，发现教师们并没有积极追求什么共同目标，也几乎不讨论办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⑨“学校的教育目标（学校声称的）和学校提供的实际教学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⑩十年前，查里?西伯曼（Charles Silberman）在他的名著《教室里的危机》一书中，令人心寒地描述了那种好心的、漫无目标的学校，如今它们依然是教育界无可否认的事实。 学校教育研究项目工作者发现，学校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差距——学校的教学课程脱离了青少年的现实世界。古德莱得看到，“好心的教师们做着与他们的学生们的‘其他生活’毫不相干的教育工作。学生们在日常生活里最关心的事情却被教师们看成是与学校不协调的……我怀疑在小学的某个阶段，很可能是五六年级，这种微妙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教学课程，如科目、教学重点、课本、习题集等，形成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隔阂。年轻人只是被当作学生来看待。学校注重的是他们的学术天赋和努力，而不是他们在这一人生阶段中所最关心的生理、社会和个人方面的需求。”詹穆斯?克而曼（James Coleman）和他的同事们1974年上交给尼克松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一份题为“年轻人：步入成年”的报告，详细记载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脱节。很明显，这种脱节现象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 古德莱得发现，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学校给他们的教育越显不足。人们经常听到他如此的评论：美国学校教育最成功的例子是学前班的儿童，而最不足的例子则是高中毕业生。他严厉地批评美国社会容忍那种说一套而做另一套的现象。“教育目标奢谈培养个人的灵活性、独立思维和创造力，而学校的实践却是另一回事。这就揭示出极大的虚伪。”“保证达到高中毕业的成绩变得比学校教育和上课的实质内容更为重要。”文凭的重要性似乎超过了教育的内容，特别是对每个年轻人个人能力的培养及教导他们有责任地发挥自身的潜能。 通过各种调研手段，古德莱得确认了学生，特别是青少年，在学校里所感受到的无聊。“年轻人在教室里真正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好机会和方法太少了。”他解释道：“当青少年正应该在他们自己的教育里担任更主动的角色时，许多中学教师却采用措施使学生变得被动和被控制。” 古德莱得总结道： 我们所观察的教室大致是这种模式：教师用解释或讲课的方式给全班或个别学生上课，偶尔问一下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当教师不在讲课时，便是在观察或监督学生在他们各自的书桌前做习题；学生在听或看上去在听老师讲课，偶尔回答教师的问题；学生在各自的书桌前读书或写字。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什么情感的环境里，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热情交流，也没有敌意的表示。 古德莱得的研究组“观察到，在一般情况下，大约75%的课时花在教学上。其中，教师对学生的‘讲话’就占去了70%的时间。教师说话的时间大大超过学生，其比例大约是1∶3……而教师说话的主要形式是述说式的教导。在教学时，老师启发学生回答问题的时间还不到5%，需要学生们经过自己思考再发表见解的时间连1%都不到”。古德莱得指出了这种教学方法的错误，并引证于“八年研究”和“天赋计划”的调研资料：“学生们在课堂考试时能记住的知识，两年之后就会忘掉80%。” 这样的发现在70年代后屡见不鲜。密哈利?茨申密哈利和栗得?拉尔逊（Mihaly Csikszentmihalyi & Reed Larson）在《作为青少年》一书里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在大多数美国教室里，时间和想象力是怎样被令人心痛地浪费掉的。他们写道，在80年代中期常见的高中教室里：“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学生并没有在想与教师的讲课或学习科目有任何关联的事情。”教室里讨论的课题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互动，没有抨击的火花，也没有什么关联。 古德莱得提到教师的世界时便口若悬河。“在一间小学教室里，老师每天花5小时左右的时间正面地教导和扶持27名儿童是很辛苦、很累的工作。中学教师也要如此这般地连续教导四至六班学生（每班至少25人），更是不可思议。”他进一步写道，每个教师都是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工作，教师队伍大多是分散型的，每个教室也都有自己的独立权。教师当然喜欢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古德莱得对一种流行的关于教师工作环境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不要用过于简单化的、常被人使用的‘企业生产投入和产出式的模型’来理解或准确地描述学校和教室。最好把学校和教室理解为小型的村庄：人们在这个有约束和较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着有限时间的交往。” 古德莱得的研究组调查了学生的分班情况，发现“有效的教学方法在高班比在低班里使用得更多。在低班的学生最没有机会经历能出高成绩的教学”。一旦取消这种分班，实行了混合班，“几乎在所有的学科上，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都与高班，而不是低班的成绩相似”。古德莱得的结论是： 学校在分班的做法上，受到了一些普遍接受的假定和传说的影响，比如人分两类：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学生分好学生和坏学生，脑筋快的和脑筋慢的，等等。学校非但没有建立一种环境去缩小学生在初入学时的差距，补偿他们的不足之处，相反的，教师们无意地制造了一些使缩小差距更困难的障碍……按差距分班……被想当然的认为是一条捷径，能使有差距的学生们各取所需。事实上，分班实际上是一种用来掩盖问题的组织手法，而不是一种纠正问题的教学方法。 这些论点和数据只是“学校教育研究”的一部分。它们很多都已经或即将被其他的研究者论证、延伸或挑战。这些细微的、严谨的和详细的论点和数据为那些熟悉学校的人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忧心但又不可漠视的画面。此画面具有它必然的复杂性。“认清这一复杂性是可喜的第一步，要走出传说的束缚，莫信改革有简便的方法——比如请老师加强纪律，实施升级考试——我甚至怀疑像现在这样的学校教育是否能为大多数年轻人提供他们和这个民主国家所需要的教育。”他总结道：“我们的数据所引出的改革方案绝不会是小修小补。” 《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共有361页，加上19页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处在危机中的国家》是一份36页大字体和大纸边空白的报告，加上25页附录。两份报告的读者是一样的：严肃的公众、教育工作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但两者传播信息的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 古德莱得呼吁他的读者不惜时间和精力去阅读他的报告，因为他认为只有以严谨的阅读方式才能领略其中的精华。《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故意不提很多具体的改革建议。因为具体的建议应该根据每个州、每个学区、每所学校或每所大学的具体状况来决定，而《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对学校提出的批评已为这些建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论坛。很明显，古德莱得希望他的读者们在采取改革措施之前，从不同的角度去思索学习和学校教育的问题。 另一方面，加德纳尔和他的同事们显然希望以惊雷之势引起公众的注意。人们的注意力是容易被巧妙的语言和简单、熟悉及易懂的改革建议所吸引的。委员会的报告旨在为持续性的教育改革打响第一炮。此报告虽然不是最后的蓝图，但它至少为改革建立了一个框架。比如一州之长可以用它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为基础，发动本州的教育改革运动。委员会希望全国上下立即采取坚定的行动。 《处在危机中的国家》使用的修辞令人难忘。“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机之中。我们曾经所向披靡的贸易、工业、科学和技术发展正在被它国超越……如果一个不友好的国家试图把我国今日现存的低劣教育成绩强加于我国，我们会认为此举意味着向我们宣战……我们所关切的……不仅是国家工业和贸易的前景，还有人民的智力开发、道德规范和精神力量，这些交织起来才能支撑我们的社会。” 这种世界末日式的言辞很有作用。它引起了全国的注意，甚至使总统感到惊讶，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委员会能向人民提出这种勇敢的报告。古德莱得的调研报告获得了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加德纳尔也上了头版。 委员会所重视的是学校教育质量低劣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形成低质教育的原因。委员会列举了大量的具体数据，包括考试分数、课程注册人数、与外国教育的比较及商界和政界用人单位提供的对毕业生的意见。委员会指出，这种世界公认的平庸教育与崭新的全球就业市场的需求极不相称。委员们引用了保尔?赫尔得（Paul Hurd）这样一段话：“我们正在教育的新一代美国人是科学和技术的文盲。”他们还引用了约翰?诗莱特（John Slaughter）的警言：“小部分科学家和技术精英们与对科学问题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的大众之间存在的隔阂将与日俱增。” 委员会发现了一种“全国性的受挫情绪……人们感到个人的希望已逐渐地渺茫，并害怕失去他们共有的美国梦”。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学习的社会”。他们指出，“对太多人来说，教育只是暂时的事情，学一点儿能过得去就行了。然后他们靠着在生命的初级阶段里学到的所谓知识混过此生……我们没有那种有连续性的学习机制，只有一幅互不衔接而又过时的知识图”。 委员会像古德莱得一样，为学校没有明确的目标深表担忧。委员们罗列了四种发现。第一，有关“学习内容”的发现。“内容是教育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写道，“但中学课程的统一化、淡化和分散化使它们失去了中心目标”。第二，对学生的“期望”。他们发现要求并不高。第三，有关学习的“时间”。他们发现用在严肃的学校教育上的时间太少了，特别是与其他重视学术教育的工业国相比就更明显。最后是关于“教学”的发现。使他们感到绝望的是，师范生缺乏坚实的学术背景，师范教育中过分强调“教学方法”，教师薪水低，教育工作者对教材选择的影响力有限，另外某些教学科目极缺教师。 这些发现中缺了些什么，而这种缺乏又说明了什么。这里没有任何关于课堂实践的描述，没有提到学生的无聊或学校与社会脱节的现象，更没有揭示学校的设计和日常运作及其所造成的浪费，以及学习理论与普遍存在的教学实践之间的差距。而这些正是古德莱得研究项目所报告的实质内容。 委员会提出了五项笼统的建议。在学习的“内容”方面，他们提议应有“五项新基础……（1）4年英语；（2）3年数学；（3）3年科学；（4）3年社会科学；（5）半年的计算机科学”。另外积极建议学两年外语。“学校和大专院校［应当］设立更严格和可测量的标准……来衡量学习成绩和学生表现。”“应增加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新基础’。”有几条零散的建议提到要“改进师范教育”，这就牵涉到教学标准、薪水、合同、晋升政策和奖励。最后，委员会提出了有关“领导和经费支援”的建议，但没提任何改变传统的权益分配体系的意见，只是要求每一方以新的姿态密切合作。 古德莱得曾告诫我们需要防止教改中“修补”现状的做法。上述的建议可能就是这种做法。但一个人的小修补可以被另一个人认定是实际可行的措施。很明显，委员会认为，美国人民要作一种新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建造美国所需要的“学习型社会”。古德莱得也同意此观点。他和委员会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对努力的性质和范围有不同的解释，而这些差异不仅仅是策略选择上的不同。 简单地来看，虽然古德莱得和加德纳尔都认同正规教育的含义——即儿童在称作学校的地方能做能遇到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但是古德莱得通过他的研究提出了对学校重新思维和重新规划的建议，而加德纳尔的委员会则希望在现有的学校结构基础上对学校施加更大的压力。古德莱得想要创立新型的学校。加德纳尔想把我们现有的学校办得更好。古德莱得显然相信如果不对那些称作学校的地方作根本上的内部改造，真正的进步就是天方夜谭。加德纳尔却相信，被激发起来的公众和政府机构能使现有的学校成功地运作。 在短期内，委员会非常成功地引起了公众和政府部门对教育的关切。报告发表之后，每个州都成立了某种委员会或行动小组来响应报告的内容。总统们与州长们碰面开会。州政府制订了“教学标准”和“课程大纲”，罗列了长串的教育方针，有些正反映了令古德莱得和他的研究员们所头疼的关于教育目标的问题。但是，至少这些方针使课程大纲看上去似乎有一致的目标。“新基础”这个已被全国每所高中所熟悉的概念又一次地时髦了起来。上级要求下面整顿现有的教育体系，但实际做起来困难重重，学校领导便忙得团团转。到了90年代中期，全国已沉浸在新的考试海洋里。有传言说要延长学年的时间。有关加强学习和标准的言辞也比比皆是。 美国似乎在严肃地对待它的“危机”。人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委员会能引起如此的轰动。委员会本想无声无息地出现和消失。加德纳尔的策略实在是高明。委员会报告以简洁明快、人们能接受和易懂的语言有效地为教育改革敲响了警钟。全国上下一起呼应了。 为什么《处在危机中的国家》会有如此的功效？虽然撰写当代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几种解释值得一提。 第一，彻底反思公立教育的基础已成熟。导火线是1957年发射的斯波尼克卫星和第八十九界国会上奋起的改革精神。此次议会通过了民权法案和中小学教育法案（ESEA）。前者授权于詹姆斯?克尔曼（James Coleman）领导一项颇有影响力的教育机会平等的研究。这是美国教育史上首次以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不是给学生所提供的教育机会为重点的大型教育研究。ESEA及它的姐妹法案《向贫困宣战》使全国上下重新关注美国学校的不足点，及因此而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和不合格的学习成绩。 在今后的二十年里，又出现了更多的、一系列的教育批评和研究，现有的教育体系也接受了更多的抨击。一些学者发表了愤怒的指责。如约翰逊?柯佐尔的《早龄的死亡》，社会学研究家塞慕尔?波尔斯和赫伯特?津缇斯（Samuel Bowles & Herbert Gintis）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全都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产物。它们锐减了大众对学校的信心。国家教育进步统计（NAEP）是联邦政府在1970年推出的测量美国学生学习的“温度计”，它以平等教育机会研究为榜样，将重点放在学校成绩的数据上，而不是学校怎样为学生提供教育的具体做法上。NAEP的报告结果使一批有影响力的民众对美国学校教育的功效逐渐形成疑虑。例如，学费减税对选择私立学校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不直接的但很重要的补助。这是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政府工作计划中规模小却有意义的一环。全国的注意力渐渐地集中到学生学习成绩的数据上。在70年代末，以前任美国劳工部长威利拉德?威尔兹为主席的委员会就美国大学委员会举办的学术天赋考试（SAT）分数“下滑”的问题开展了一项主要的研究。 很快，50年代盛行的一提及公立教育便充满感情的心态淡化了。随之淡化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学校投入的大量发展性资源。当时对学校体系的现有设置还没有任何疑问，然后就到了吹响改革号角的时候。到80年代初，即使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还没有出现，它的创建也是势在必行。 “学校教育研究”项目的出现也是一样。那些决定支持古德莱得研究的基金会就像其他知名的美国机构一样，已经感受到教育现状所面临的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彻底评估教育的时机已成熟，而大众对此评估似乎已有心理准备。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要问，虽然政界、基金会和商界的领袖以及主流媒体确实感受到了教育问题的冲击，可是他们和大众的担忧到底有多深？ 对此，人们只要揣摩一下，就知道这些担忧并不是很深的。根据之一是看公立学校通常自选出来的集体领导们提出的建议；根据之二则是看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积极拨给根本改革多少资金。 在这两方面80年代或90年代都没有看到什么惊人之举，除了尼克松在任期时通过和签发的《残疾人义务教育法》。有趣的是，这一法案最终被放弃了。毫无疑问，普通的美国学校在90年代给予有特殊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儿童的关照要多于70年代。从80年代中期开始，给予特殊儿童的学校教育经费明显地增长。这就要归功于那个专门的、被坚持通过的法案。 但是，总有人说他们的情况是例外。他们越过这一法案，仍按老规矩办事。由此可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大众和政府部门因为某种原因对称作学校的地方的现有形式和运作基本上感到满意，尽管他们在言辞上仍然表示担忧。大卫?泰亚克和劳利?库班（David Tyack & Larry Cuban）所描述的学校教育的“语法”——正规教育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仍旧没有什么改变。 约翰?古德莱得的研究重点就是这个语法——它的理念，实践，学校教育的运作和参与人的心态。虽然古德莱得可以找到慷慨的啦啦队，但是现有的教育机构在说过大话之后，只给了古德莱得很微弱的支持。在另一方面，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基本上肯定了现有的学校体系，只是要求它做得更好些。委员会并没有提出和它的高谈阔论相符合的建议，即没有号召人们以60年代向贫困宣战的教改精神投入80年代的教改。委员会的建议离它的修辞相差甚远，但却似乎顺应了当年国人的心态。 美国想离开昨日，走向新的黎明。如果美国人想要重新振奋他们的学校，他们不会从零开始招兵买马，而是重组已有的队伍。许多里根总统的支持者们对教育私有化感兴趣，但这种想法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一时也是在原地踏步。 第二个使《处在危机中的国家》这一报告轰动一时并引发了州政府和学区教育改革运动的原因是，它只向现存的教育管理机构提出一些有挑战性的问题，但并没有向现存的教育制度本身提出挑战。用当年的行话说，政府部门召集了所有与学校教育有利害关系的参与人，鼓励他们创造新的成绩。 当职业教育人士和他们一直坐镇的官僚机构受到猛烈的言辞攻击时，便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状况。他们经常被贬义地称为改革中的“路障”，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他们已收复了大部分以前失去的权力，并靠考试的杠杆更加扩大了这些权力。里根总统自己曾发誓要撤销的教育部在他的八年任期内也不断地扩张。商界领袖呼吁教育界建立新的管理系统，培养新的领导班子，但没有一所知名的商管学院推出为学校领导设计的有深度和有重点的培训项目。 如光看那些高谈阔论，你会以为公立教育在管理和经费方面将经历一场彻底的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现有的机制根深蒂固，改革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那些代表学校教育的象征性活动是神圣不可侵犯并且深深地烙印在美国中产阶级生活里的：18岁毕业、返校活动、11年级的美国历史课、周五晚上的美式足球比赛、将富家子弟和不太富裕家庭以及有色人种家庭的孩子们分班上课，等等。所以，不管其他的改革方案多有独创性和合理性，不出所料的是，它们在政治上都是没有吸引力的。 全美教育优质委员会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现实。委员们建议“国民应当要求教育界人士和民选的官员们负起领导改革计划的责任”。委员会没有提议改换这些官员，也没有建议重新分配他们之间的权力，连可能性都没提。委员们看清了这里面的政治利害关系之后，决定不触犯现有的权力机制。当然，现有的权力机构也积极地响应了委员会的报告。这些机构有权力快速地采取行动，他们正是这样做了。报告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扩张了他们的权力。 最后，缺乏一个全国性的、有权威的和坚强的根据地来团结那许多背景虽不同但却与“学校教育研究”持有同样的理想和希望的教育改革人士，以实施“学校教育研究”提议的改革方案。公立教育缺少一个像法学界和医学界那样独立的、有影响力的由学界和政界人士组成的社团。 相反，在大学里，那些关心中小学的人们集中在资金短缺、被州政府束缚太严和学生注册人数过多的师范院校里。他们虽然是很多大学的摇钱树，但却被资金较富裕的其他姐妹学科的教授看不起。师范教授所开展的研究缺乏说服力和深度，往往有高度的局限性，再加上太频繁地使用一些狭隘的专业术语，便使研究的效益更差了。 可想而知，教育学院的教授们在闭门造车。他们虽然有很多全国性的组织，但都远离其他相关的、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重要的交流。这种自我孤立已造成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虽然很难准确地估计损失的大小。全国上下对学习和学校教育进行过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几乎都可以看出，加德纳尔的委员会并没有认真地重视古德莱得的研究报告，否则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就会背离当时狭隘的、有局限性的传统观念了。古德莱得的观点也许会促使委员会大胆提出像它的关于国家危机的言辞那样富有戏剧性和令人信服的改革方案。 全美教育优质委员会的报告激起了巨大的改革波澜，并持续了十多年。美国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成绩的劣质问题如今已是家喻户晓。一谈到老师怎么好和今年学校橄榄球队的业绩，人们也总要不客气地对学校提出高标准并要求学校取得更好的学术“成绩”。 委员会提出的传统性改革方案一旦走完过场，必将引发起又一波的挫败感。现有的学校体系，如果不经过重新的思考和设计，即使强迫它也不能满足国民的需要。目前盛行的考试制度只会将教学变成狭隘的辅导，帮学生在大批量生产的、用机器打分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它只会再一次地告诉我们，穷孩子比富孩子的考分低。它还将说明，如果传统式的教学一直延续下去，那么不管是穷孩子还是富孩子都不能学会并深刻地理解怎样才能帮助这个处在巨大危机中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出现又一次的沉痛反思。 到那个时候，《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所报道的“学校教育研究”才会得到它应有的重视。一时的挫折感可能会导致人们重新分析现在的青少年在学什么知识及怎样学习的。这样的分析可能会掀起一股新的改革浪潮，以崭新的、更有效的学校教育体系来替换美国人沿用了近一百年的学校教育体制。古德莱得在二十年前领导“学校教育研究”时所采集的数据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失去它们的意义，因为他当年记载和评判的现象至今还极为普遍。令人叹息的是，许多学校仍然存在着浪费时间和宝贵资源的现象，而此现象与当今中学生的母亲们当年高中毕业时中学的情况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古德莱得当年对学校的批评仍然可悲地、令人不安地适用于当今的学校。 《处在危机中的国家》对于它的时代是重要的。《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则是长久之计。加德纳尔戏剧化地吸引和集中了全国的注意力。古德莱得提出的是这个国家在创建新的、更好的学校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美国人因此而愿意继续走改革之路，如果他们受到了鼓励在深入地思考关于学习和学校教育的问题，那么历史的记载将高度评价古德莱得和加德纳尔在80年代初所领导的这两项教育工程，表彰他们先后作出的特殊贡献。 古德莱得曾需要过加德纳尔，但随着时机的成熟，加德纳尔将更需要古德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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