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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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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术文化经典名著 中国佛学入门的第一本书 了解中国佛教史的经典读物 星云大师 圣严法师 延参法师 证严法师 等高僧推崇的佛学发展史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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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此书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教育家、佛教家蒋维乔在日本学者境野哲先生《支那佛教史纲》基础上撰写的著作，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佛教研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不失为一本了解中国佛教历史的基本读物。
特点为简要系统，不乏卓识；语言畅达，不失曲雅风趣；资料丰富，存厥存疑。不无为国人的佛教研究开辟道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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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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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佛学家。历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东南大学校长等职。自1917年起潜心学佛。著有《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吕氏春秋汇校》、《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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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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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第二章 佛经传译之初期
第三章 四大翻译
第四章 南北佛教之中心
第五章 佛教之弘传与道教
第六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一）
第七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二）
第八章 禅之由来
第九章 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
第十章 天台宗之起源及其开创
第十一章 嘉祥之三论宗
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第十三章 会昌以前之佛教概说
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
第十五章 华天之再兴唐武周世之破佛
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
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
第十八章 近世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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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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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佛教东传之期
我国人知有佛教，远在汉初；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遂相传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耳。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入中国，事详汉《法本内传》。此传作于何代，无可征考。据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此传凡五卷（曰《明帝求法品》，曰《请法师立寺品》，曰《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曰《明帝大臣等称扬品》，曰《广通流布品》，是。其第三卷，载在《续佛道论衡》）。就各卷标题，及其大体而论；似在佛教传来后，摹拟佛经体裁之作。《大唐内典录》，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未可尽信。今据汉《法本内传》、《高僧传》、《僧史略》等书，并详加参证，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
史称：永平三年（60年），明帝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询群臣，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帝遣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写浮屠遗范。乃与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愔之还，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以居二僧。中国有僧寺自此始。《高僧传》，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后改白马；其言曰：“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惟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毁诸亭；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所谓外国国王，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但其姓氏不可确知（《法本内传》有白马、兴圣二寺）。故白马寺建于何代，尚须研究。
汉《法本内传》①称迦叶摩腾、竺法兰抵洛阳后，五岳十八山道士，于永平十四年（71 年）正月一日上奏，请与佛僧论理角法。明帝遣尚书令宋庠，谕传道释两派，斗法白马寺。而南岳褚善信、华岳刘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吕惠通以下六百九十道士，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西坛安置符箓书，中坛安置黄老等书，东坛列祭器食物，祈祷诸神。佛僧则于道路西侧，安置佛舍利经像。已而道众宣言，纵火焚坛，不燃圣典。讵知火发，悉归灰烬。佛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迦叶摩腾，亦飞升天际；现诸神怪。观者叹服。自吕惠通以下诸人，暨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一时皆愿出家。朝廷敕所司建十寺；以七寺为僧寺，三寺为尼寺。僧寺建于洛阳城外，尼寺建于洛阳城内。而南岳道士费叔才，以法力不及佛僧，愧愤而死。然其说均未可确信。
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后，所译经典，载在《经录》者，除《四十二章经》外；尚有《佛本行经》五卷、《十地断结经》四卷、《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惟《四十二章经》尚存，且最有名；其体颇似老子《道德经》。或谓“此经本是《天竺经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经》十八章”。相传此经译成，朝廷藏之石室，后始流传。《高僧传》称：“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兰台者，后汉禁中藏书府也。至汉《法本内传》所载佛教东渐说；仅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盖自二人来后，讫桓帝时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之前，八十年间，中国史乘，无一言涉及佛教者。故虽谓《中国佛教史》，断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亦无不可。当摩腾法兰之来，朝廷加以宠异，后世传说遂歧。我国人之知有佛教，为时更古，不始于汉。迦叶摩腾等之来，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应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
上言摩腾法兰未来以前，我国已知有佛教；兹引诸书，证之于下：
（一）《列子》：“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
（二）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秦王政后灭六国，即皇帝位，是谓始皇帝。王之四年，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三）《魏书释老志》：“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金人长丈余者，或系指佛像而言。
（四）《释老志》：续前文“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国有浮图之教’”。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浮图，即佛
陀也。
（五）梁阮孝绪《七录序》：“成帝时，刘向检校秘书，编写目录，其中已有佛经。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令民间不得藏书。惠帝始除此律，稍稍搜集天下书籍。成帝之世，命陈农广求遗书，使刘向父子雠校。向亡，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佛祖统纪》引刘向《列仙传》曰：“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自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检定虚实，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已见佛经矣。”据此足为向校书时，已有佛经之证。
（六）《释老志》：“哀帝元寿中，景宪受大月氐王口授《浮图经》。”考元寿元年，距武帝时八十年，在迦叶摩腾、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
以上所载，列子之文，或后人所伪托。此外如《广弘明集》，引《老子西升经》：“符子云：‘老子先师，名释迦文；’”《佛祖统纪》、《周书异记》、《天人感通传》，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恐系后人揣测之言，悉不足据。
朱士行《经录》，谓秦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朱士行详细情形，另于后章述之。但就《古经录》而言，不足征信之处尚多。例如《开元录》、《贞元录》、载释利防所卖《古经录》一卷，刘向校书时《旧经录》一卷，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一卷，朱士行《汉录》一卷。是朱士行前，已有《经录》，确无可疑。故朱士行《经录》，未可重视）。
《魏书》所载，可称实录。武帝遣张骞使月支，说夹击匈奴，虽不成；然张骞知月支之南有身毒国，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支也。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尚须考证。当是时，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然昆邪王地邻高昌（即今之甘肃）。距印度远甚。佛教势力，似尚未能及此。（或谓此非佛教，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
刘向《列仙传》，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初不明为何事。而《统记》称今书肆板行者，即指《列仙传》。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由此观之，或系引文之误。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则其说较妥矣。
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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