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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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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须作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为此作者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乾隆中期”（即《马上朝廷》），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乾隆朝第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第二个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这不是简单的“宽严之辨”、“由宽变严”，而毋宁说是再现了他们“马上治国”的特征。本书就写的是乾隆朝这一段时间，大约三十三年的历史。以南巡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了起来，特别是跟“养民”相对的“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不算小的题目，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一个个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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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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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南巡
1.马上天子
2.第一次南巡
3.南巡风波，以伪奏稿案为始的文字狱
4.其他文字狱
5.余波
二、二次南巡
6.东巡谒陵，木兰秋狝
7.东巡祭孔
8.二次南巡
9.南巡风波，彭家屏案
10.其他案件
11.余波
三、三次南巡
12.第三次南巡
13.河工与海塘
14.政治案件
15.湖北官场倾轧案
四、四次南巡
16.第四次南巡
17.割辫案
18.政治案件
19.山东王伦起事
五、五次南巡
20.第五次南巡
21.水利工程
22.贪纵案件
23.搜书
24.编书修书
六、六次南巡
25.第六次南巡
26.政治案件
27.学术建设
附录
为中国文化传统辩诬
从清史对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解读
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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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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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上天子
从所谓“养教兼施”、“先养后教”的宗旨出发，在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里，政治的重点集中在了“养”上，而在其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可以说它就转向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昔人有云：孔子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0页。乾隆一朝，也未始不可以这样作阶段划分。
在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中，我曾把“乾隆初政”作为它的第一个阶段，并把其结束时间定在乾隆十五年前后。这本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在任何阶段划分中，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从十六年起，皇上开始南巡，——他后来曾一度把“南巡”与“西师”当做毕生的两件大事，——同时，开始了乾隆朝第一波的文字狱。“支持”这种划分的可能还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参见《乾隆大帝》，第624页；又，J.Polachek认为，1751年对清朝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与父皇完全不同，今上一生中有近一半时间都不在京师，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这一点更像是他的皇祖，而犹有过之。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谒东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秋狝木兰五十二次，东巡曲阜举行阙里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台山六次，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区十余次，据说乾隆一朝巡幸盘山共有32次，参见赵志强：《乾隆巡幸盘山浅析》（2008，未刊文稿）。平均每年出巡两次还多。皇帝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对于乾隆一朝的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皇上所以如此频繁地出巡，以至于当时朝鲜使臣称清廷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是因为他把巡幸活动看做加强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他曾在《御批纲鉴》中针对“宋主微行”写道：
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卷71）
就元顺帝“端处深宫，委柄臣下”，写道：
狝狩正当习劳，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乎？（卷98）
乾隆十二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他曾对此中原委作过一番分析，说：三代以后，统治时间最长的是汉、唐、宋、明。而在这四朝历史上，往往开国后不过一两代，便会发生内乱。究其缘故，不仅是因为上苍不再眷顾，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统治者怠于政事。正是有鉴于此，皇祖在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行”。虽然巡狩也有“耗财劳众”之弊，但是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两相比较，“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矣”。历代帝王失败的教训和皇祖成功的经验给了他深刻的教育，认为目前虽“值四方宁谧之时”，但为保住祖宗留传下来的江山基业，“实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圣祖之家法”。《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43，《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所谓“南巡”，是到江、浙一带巡视。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从北京出发，当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六千里，所需时间大约一百一十天。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上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呢？
皇上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说：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惠，群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所谓“有孚惠心，勿向无吉”，予尝以此自勖也。
南巡是效法其祖父圣祖皇帝，为此皇上一再强调“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河工关系民命”。即打算通过南巡了解治河工地的实际情况，对治河方案做出抉择，并标榜自己南巡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满足一己享受。
南巡还有其他的考虑，其一，江浙地区地广人多，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清朝每年所需数百万石漕粮多半来自江浙；漕船北上必经的江淮地区连年水灾，所以他要亲往了解“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其二，清代标榜以“孝”治天下，皇上选择其母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之年首举南巡，以尽孝子之心，而使东南百姓“交颂天家孝德”。许指严：对于南巡之谏，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术，拒之以意气，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銮舆，而托于孝养，此所谓以术拒者，详见《南巡秘记》，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页；据张勉治说，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应付汉族士大夫对其南巡的谏阻的，最终借着“法祖”的名义得以实现，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59页；唐德刚：《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号南府子弟，参见《梅兰芳传稿》，《五十年代的尘埃》，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此外，江南名胜甲天下，素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生来好动的今上当然要前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尽情享受一番了。故《南巡秘记》云：清世侈靡，“（乾隆）南巡实为之导线”。许指严：《南巡秘记》，第19页。
南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江浙地区是汉族士大夫最集中的地方。江浙人文荟萃，清朝科举取土，江浙为历科中举之最，汉族大学士也以江浙人最多，乾隆朝大学士徐本、汪由敦、梁诗正，为浙江钱塘人；陈世倌为浙江海宁人；史贻直，江苏溧阳人；刘纶，江苏武进人；于敏中，江苏金坛人；礼部侍郎沈德潜、刑部侍郎钱陈群以诗文称雄一时，亦是江浙人，其中任尚书、巡抚的官员更多。另一方面，江浙地区又是鼓吹反清复明思想的大本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皆是颇有影响的抗清人物。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康熙朝的庄廷拢《明史》案，雍正朝的吕留良案，其代表人物又都为江浙士人。此外为吕留良鸣冤的齐周华，《西征随笔》案中的汪景祺、乡试命题案中的查嗣廷也都是浙江人。在皇上心目中，江浙的确是个“民滑吏疲”，——需要恩威并施的地方。
出于“怀柔”的目的，为体现崇文重道，皇上在第一次南巡时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给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当四库馆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竣工之后，又因“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在第六次南巡时令将其一部存放于杭州文澜阁、一部存放于扬州文汇阁、一部存放在镇江文宗阁。另外四部均放在政治中心——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足见他对江浙地区的重视。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召见并选拔一些读书人或中试后并未得到安置者为官，也是南巡的目的之一。皇上曾以“海塘得失策”为题考试被召见者，乾隆晚期所重用的督抚孙士毅，就是第三次南巡时挑选出来的。而从南巡中六次祭祀明太祖陵、三次到山东祭祀先师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祀禹陵、谒禹庙、谒少昊陵、祭周公庙、祭祀孟子、临幸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高义园等一系列崇文重道的活动中，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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