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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

書城自編碼: 2232283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美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著,苗华建 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15180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1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04/198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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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作者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本书是作者的成名作,已经被译成13种语言,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声誉。
☆2007年,《世界主义》获得国际关系领域图书的最重要奖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第六年度的亚瑟?罗斯图书奖,被认为是最近两年里出版的论述国际关系问题的最佳图书。
☆2008年,作者因其在《世界主义》一书中所表述的思想而赢得布兰迪斯大学新近设立的约瑟夫?B.与托比?吉特勒奖,该奖项是颁发给美国或者国际学者数额最大的一笔学术奖。
☆2010年,作者因其学术贡献获得普林斯顿大学Howard T. Behrman人文科学特殊成就奖。
☆2012年作者获得了由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授予的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表彰其是“一位在当代世界里寻求永恒真理”的哲学家,他的“本专业及跨专业的著述与论文,从道德与理性的角度,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及不断演化的群体认同之中每个人所面临的道德问题。”
☆此次中文版的出版上市,其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非常可观,值得重点推荐。
內容簡介:
本书是美国国家人文奖章获得者、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美国笔会中心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奎迈?安东尼?阿皮亚的成名之作。在对全球道德问题作了激动人心的思考之后,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皮亚提出如下的古老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而显现出急迫性:成为世界公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具有的共同人性,意味着我们对陌生人承担何种责任?阿皮亚综合运用自传、史实、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资料,给出了他的答案。作者的父亲是一位非洲人,母亲是一位英国人,作者本人在加纳长大成人,在英国接受教育;这一切十分符合本书跨越界限的主题特征。本书的主题是重新思考世界主义的道德原则,这是一个延续数个世纪的悠久传统,它主张人类更大范围的融合,拒绝部落文化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思考的两个主要线索,一个是强调全球化责任,另一个是强调尊重区域差异,有助于构筑两方面的平衡:既要保护区域性价值和社区的存在,又要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标准。通过讲述轶事和论证相关原则,阿皮亚试图找出一种道德范畴,它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在这种世界主义看来,个人可以具有多种身份认同并保持其忠诚性,并且通过对话与发现,构筑开明的全球化社区。
關於作者:
【美】奎迈?
安东尼?阿皮亚是美国国家人文奖、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科学特殊成就奖以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瑟?罗斯图书奖、布兰迪斯大学新近设立的约瑟夫?B.与托比?吉特勒奖等重要学术奖项的获得者,他是美国笔会主席,又是劳伦斯?S.洛克菲勒大学的哲学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中心的哲学教授。他的著述包括:《世界主义》、《荣誉法则》、《在父亲的房子里:文化哲学里的非洲》、《神思:当代哲学导论》、《身份认同之伦理学》等。
目錄
序言
致谢
第一章打碎的镜子
一则旅行者的故事
镜子的背后
第二章逃离实证主义
职业相对论
价值的放逐
实证主义者的问题
价值的重申
第三章现场的事实
与神灵一起生活
与阿克苏亚的争论
杜恩的发现
第四章道德分歧
透过具体和宽泛的道德
家庭的作用
星期三的红甜椒
禁忌之点
引发争论的词语
《愚人金》
哪些价值最为重要?
与陌生人争辩
第五章习俗的重要性
区域性认同
改变我们的观念
为善而战
胜利者与失败者
第六章想象的陌生人
等待国王
返回家乡
我们需要普遍真理吗?
第七章世界主义的浸染
全球村
不要再变了
“文化帝国主义”的麻烦
对“浸染”的赞美
第八章这是谁的文化?
战争的掠夺
遗产难题
珍宝引发的困惑
与艺术品共存
文化商标
人类利益
想象的关联
第九章反世界主义
跨越边界的信奉者
相互冲突的诸种普遍主义
与萨菲一起过开斋节
不同的小型群体

第十章善待陌生人
杀死满大人
浅池塘理论
基本需求
决定,还是决定
注释
索引
附录
是朋友也是陌生人——写给中国读者
本书的获奖情况及赞誉
內容試閱
第一章
打碎的镜子
一则旅行者的故事
通过本书,我们将遇到很多世界主义者和反世界主义者,不过,我认为,在将这两种观念融于一体的方面,任何人都比不上我们将要论述的这位人物,他也是本书论述的第一位人物。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爵士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1821—1890),英国地理学家、探险家、翻译家、作家、士兵、东方主义者、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位探险家,他的一生验证了一个格言的真实性:真相比虚构更为陌生。他出生于1821年,在童年时代里,他和家庭成员经常在欧洲旅行,渐渐认识了很多吉普赛人;他的同时代人经常说,他已经适应了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方式。他经常随着家庭来往于法国和意大利境内的英国人社区,因而有机会在马赛学习现代希腊语,此外还学过法语和意大利语,甚至还学过那不勒斯地区的方言;他抵达牛津之后,学习了贝亚恩语Bearnais,这是介乎于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一种语言,并且(像当时的所有学生一样)还学习了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
伯顿并非仅仅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也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剑客之一。被逐出牛津之前(原因是违背校规去参加赛马),他曾经向一位同学发出决斗挑战,原因是那位年轻人嘲笑了他,说他的小胡子长得像海象的胡须。当时,这位同学还没有意识到,还会有人向他发出决斗挑战;伯顿的感觉是,他身边的这些人绝非绅士,不过是一些“杂货商”而已。当然,伯顿的对手早就耳闻伯顿擅长于剑术,不过,这无碍于他成为一位绅士。
二十一岁的时候,理查德?伯顿前往位于印度的西印度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习了古吉拉特语Gujarati、马拉地语Marathi、阿富汗语以及波斯语,在这之前,他已经掌握了现代及古代欧洲语言,另外,他在英格兰时就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印地语,对这两种语言的掌握达到相当的深度。虽然他是一位基督教徒(至少名义上如此),但是,作为一位朝圣者,他以印度西北边境省一个帕坦人Pathan普什图人: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的主要穆斯林民族,又称为“帕坦人”Pathans。的身份,在1853年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圣。同时,他在非洲也广泛游历。1858年,他和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约翰?汉宁?斯皮克:(1827—1864,英国驻印度部队的一名军官,曾经三次对非洲进行探险活动。成为发现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坦噶尼喀湖:非洲中部的一个淡水湖泊,是世界第二深和第六大的湖。的第一批欧洲人;他造访过很多地方,其中包括索马里(以阿拉伯商人的身份途径该国)、塞拉利昂、海岸角和阿克拉(这两处都位于现代的加纳境内),以及拉各斯(Lagos)拉各斯:尼日利亚的一个港口城市,也是该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他拥有关于亚洲与拉丁美洲的广博知识,他翻译过梵语本的《印度爱经》(Kama
Sutra),翻译过阿拉伯语本的《芳香花园》(Perfumed
Garden)和《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共有16卷,其中有一篇声名远扬的“终极散文”,该散文记述了对同性恋现象进行跨文化调查的最初实例之一。)他翻译了葡萄牙语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iz
Vaz de Camoes’ Lusiads)(这部作品缅怀一位较早时期的全球探险家瓦斯科?达?迦玛[Vasco da
Gama])瓦斯科?达?迦玛:(1460—1524),葡萄牙探险家,是第一位驾船从欧洲航行至印度的船长。,译文十分贴切。大量的翻译活动,使他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臭名昭著,因为他也翻译过东方的色情作品);他为印度的两种语言编写过语法规则,写过大量精彩绝伦的游记,记述了充满纷争的一个世纪的风云。他在1880年发表了一部长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the
Kasidah of Hajj Abdu
El?Yezdi这部作品是朝圣者阿卜杜?艾尔叶芝德创作的一部长诗,这位朝圣者通常被认为是伯顿杜撰的人物。的译本,阿卜杜?艾尔叶芝德(Abdu
El?Yezdi)是波斯中部一座沙漠城市亚兹德的一位土著居民(亚兹德也是伊朗境内残留的为数不多的拜火教中心之一)。
Qasida(这是“Kasidah”现在的拼写形式)Qasida:一种抒情诗形式,起源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阿拉伯地区。是伊斯兰教形成之前的古典阿拉伯诗歌形式,具有悠久的传统,对韵律有着严格的要求,按照传统,它是随着沙漠营地的扩展而产生的。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这种诗歌形式已经受到人们的高度尊敬,不过,直到早期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出现,也就是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它才被公认为诗歌艺术的最高形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都有人创作Qasida,比如,人们用土耳其语、乌尔都语、波斯语以及阿拉伯语创作过Qasida。伯顿笔下居住在亚兹德的朝圣者阿卜杜,献身于“东方式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融入了怀疑论观点,或者按照现在的说法,融入了科学的思维方式”。通过阅读诗歌人们或许可以猜测到,阿卜杜?艾尔叶芝德同时也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尽管“Kasidah”充满着苏菲派的精神(苏菲派代表着伊斯兰教的神秘传统),但是,它依然隐含着达尔文的进化论精神以及西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思想。伯顿作为一位“译者”,在笔记里对这些思想做了解释。他写到,朝圣者阿卜杜增添了:
一种天然的能力,一种语言学习的诀窍……融合了各种杂乱无章的读物,汉语和古埃及语的片段;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的片段;梵语和古印度日常用语(Prakrit)语的片段,斯拉夫语的片段,特别是立陶宛语的片段;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片段,包括罗马语的片段;柏柏尔语也就是努比亚一种方言的片段;古波斯语和阿卡德语的片段,当然还有波斯语的片段,这是他的母语,此外,还有阿拉伯语的片段,这是学校典籍的所用语言。他还没有忽视所谓的“学科知识”以及现代科学发现取得的成就。
如果这个想象的苏菲派教徒,确实像伯顿本人那样,显示出卓越的语言天才,伯顿的自傲就不能说是一种刻意的狂妄。在笔记的开始部分,作者告诉我们,阿卜杜“更喜欢把自己称作El?Hichmakani……意思是‘无所依附,不属于任何地方’”。虽然伯顿想要表达的部分意思是,朝圣者阿卜杜和伯顿一样,是一个对于国家认同或者区域认同并无强烈感觉的人(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就是一个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当然,它也给予我们一个明显不过的暗示:艾尔叶芝德就是伯顿虚构的一个人物。
当然,“Kasidah”的作者表达的很多观点,对于一个传统的穆斯林说,已经达到离经叛道的严重程度。比如,他在一句诗句里宣布:
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
那些东西只是婴儿脑子里的幻想……
在另外的一句诗句里他又写道:
既没有好,也没有坏,
那只是临终前瞬间的感觉……
简单地说,他似乎不太像一个波斯的苏菲派教徒,更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古波斯祆教创始人。;或许,对于一个琐罗亚斯德教亚兹德地区的土著居民来说,这倒更为贴切。不过,有关作者的一个信息却是真实的:因为伯顿去过麦加朝圣,因此,“Kasidah”的作者当然是一位哈吉(hajji),也就是说,这是一位去过麦加朝圣的伊斯兰教徒。
当然,欧洲的世界主义,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的世界主义,具有一个特征,即它一直对其他区域的艺术文学保持开放的态度,对其他地域的生活方式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正如我在本书序言里所说,这体现出世界主义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承认人类由不同的群体构成,群体之间的差异,这为我们提供了相互学习的空间。在德国,歌德作为一位诗人,从18世纪80年代发表《罗马哀歌》,至1819年发表其最后一部伟大的诗集《东西方诗集》(East?Western
Divan),他一生创作的诗歌,受到14世纪波斯诗人海菲兹(Hafiz)海菲兹:(1320—?),波斯诗人,出生于设拉子城。(如同理查德?伯顿爵士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Qqasida诗人)的深刻影响。还有,在18世纪的爱丁堡,大卫?休谟(David
Hume)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量收集旅行者的记述文字,从中了解中国、波斯、土耳其和埃及的生活方式。在稍早一些时候,在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的波尔多地区,有一位名叫孟德斯鸠(Mentesquieu)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社会评论家、政治思想家,主张国家权力的分立。的人,其史诗般的著述《论法的精神》,1748年在日内瓦以匿名方式发表,其中包含大量的趣事轶闻,所涉及区域从印度尼西亚和拉普兰,从巴西到印度,从埃及到日本;他稍早时期发表的《波斯人信札》,是一部充满智慧的讽刺性作品,对自己的祖国发出嘲讽之音,并且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一位穆斯林的生活。伯顿笔下的诗人,似乎也代表着伯顿的心声:他本人就是一位具有科学精神的不可知论者,对于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有着广博的知识,对所有的宗教都有公正的评价。
所有的信仰都是谬误,所有的信仰都是真实,
真实就是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碎成了粉末;每一个人都相信
他看到的每一粉末就是全部的真相。
伯顿贪婪地研究世界各地的宗教、文学及风俗,对范围广泛的人类发明物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急切希望了解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虽然他从未假装公允中立,但是,他拥有的广博知识让他认识到,他可以脱离他所生长的环境,从其他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主义以开放的视角看待世界,这正好与这样的行为方式相吻合:寻求各种可供选择的机会,从中作出挑选与抉择。伯顿同时代的英国人通常认为,伯顿对伊斯兰教的尊重程度,超过他对基督教的尊重程度,尽管他是在基督教的环境里成长成人的;虽然他的妻子相信,他已经皈依为天主教徒,但是我认为,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正如W?H?威尔金斯(W?H?Wilkins)在《伊莎贝尔?伯顿夫人的浪漫故事》(The
Romance of Isabel Lady
Burton)所写,他“是众多伊斯兰教教徒中的一位,众多摩门教教徒中的一位,众多苏菲派教徒中的一位,众多天主教门徒中的一位”。1
在他之前,有过很多周游四方的探索者。梅涅劳斯(Menelaus)梅涅劳斯: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斯巴达国王、美人海伦的丈夫。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他的妻子海伦被劫,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不过,荷马声称自己曾经游历过:
塞浦路斯、腓尼基腓尼基:位于亚洲西部的一个古国,相当于现代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埃及,以及更远的地方
还有太阳之下的其他种族
我看到了西顿人和阿拉伯人
还有利比亚人……
那里羊群繁盛,“所有的人,不论是盗贼还是牧羊人,都不会感到饥饿不会苦苦寻求羊肉、奶酪和牛奶一年之中只要到了挤奶的时辰便有新鲜的母羊。”2《伊利亚特》问世的几个世纪之后,希罗多德(Herodotus)希罗多德:(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有历史之父之称。描述了克罗伊斯王(Croesus)克罗伊斯: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古国国王,以富有著称。是如何迎接智者梭伦的:“啊,我的雅典朋友,我听过很多有关您如何睿智的故事,为了寻求知识,您游历过广袤的地域。我忍不住想问您一个问题:‘在您见过的人里,谁是最幸福的人?’”(梭伦的回答是:“任何国家都无力生产它需要的所有东西,不管它已经拥有多少东西,必然还缺少某些东西。”)3希罗多德本人也游历甚广,他到过南方最远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阿斯旺地区,并且告诉我们当时梅罗伊(Meroe)梅罗伊:尼罗河东岸的一座古代城市,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库什王国的首都。的诸多情况(那里的语言至今未被解码),两个世纪之后,这座城市才迎来它的巅峰时期。
对人类各种风俗与信仰的广泛接触,必然导致旅行者自身信仰的变化。伯顿对此有过清晰的描述。他最不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同时也最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在他生活的那个社会,他和同时代人一样,也有很多的偏见。在他看来,非洲人劣于阿拉伯人和大部分印度人,而后两种人又劣于文明的欧洲人。在他所著的《到黄金海岸寻找黄金》(To
the Gold Coast for
Gold)一书的第三章里,这是一部西非游记,那次旅行始于1881年11月份,他漫不经心地谈到,“玛德拉人与黑人杂交,造成玛德拉人血统的污染”。4他在1858年的《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上撰文描述了他的东非游历,同样采用了类似的尖刻语言:“黑人总在喋喋不休地胡扯”、“即便是一个斯瓦西里人,有时候也会说些实话”、“沃济拉人(Wazira)沃济拉: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境内的一个村庄。在我们看来就是恶棍,善于运用非洲人特有的全部狡诈之术”。行文至某处,他会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万纳地区或者蒙巴萨群山附近的沙漠民族”:“与他们交往,唯有糊涂二字可言。他们把同时代的精明之人全部汇集起来,其智慧也只能与孩童相当。”他发现,在这些民族的宗教里,“我们孩童时代所有的莫名恐惧,均以一种粗糙方式将其构成体系”。5
他的蔑视之情并非限于各个黑人民族。他是世界主义与遁世者之奇异混合的产物。他利用1860年的整个夏季,横穿了北美洲的各个地区,这段经历被他记录在《圣人之城:穿越落基山脉来到加利福尼亚》。他在这本书里试图表达对爱尔兰人的仇视心理:“到了晚上九点钟,抵达‘32英里小河’,我们惊喜地发现,周围的爱尔兰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外,他还对法籍加拿大人表示居高临下的蔑视态度:“一群十分古怪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瞎混日子”,对波尼族印第安人表示不信任的态度:“波尼族人,长相与非洲人相似,会割断熟睡客人的喉咙”,还温和地讽刺美国军队的制服:“美国一直在修改军队的制服,就像政府一直在修改官员的制服,从道德层面上看,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他也会优雅地为绝望的人们辩护,比如,他在《圣人之城:穿越落基山脉来到加利福尼亚》一书里,用了很多页的篇幅,表述“对摩门教的反感”。6在伯顿的一生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的确实践过世界主义的第一个基本思想(我在本书序言里谈到过这一基本思想),即承认我们对每个人类个体都负有一份责任。他在其著述里,无数次地漠视可以减缓人类痛苦的机会;他记录了这些痛苦,时而还有几分幽默,但是,他从未因此而愤怒过。假如他要进入非洲大陆(Dark
Continent),需要找人搬运行李,他便会毫无顾忌地购买奴隶。
有人认为,偏见仅仅源于无知,亲近必然产生友情。对这部分人而言,伯顿体现的恰好是一个反证:你可以完全融入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却不必赞赏,更不必采纳这样的生活方式了。尽管他的Kasidah具有唯灵论的特征,这在英国维多利亚后期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中间十分流行,但是,其破碎镜子的意象(每片镜子碎片都从特定角度反映出复杂真相的某个侧面),似乎恰好表述了伯顿的观点,这也是伯顿长期接触很多民族及地区之哲学与风俗后得出的结论: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部分真相(当然也会夹杂很多谬误),但是,你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全部的真相。他认为,最为严重的错误,就是误认为你拥有的那个镜子碎片反应了全部的真相。

镜子的背后
如果我们的思考至此为止,事情会容易很多。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任何地方都有真知灼见,当然也有谬误伴随。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判断,此时此刻何为真相,以上设想其实并无实际的用处。这一问题的真正分歧,通常存在于各种宗教习俗的场景之中。让我们首先思考其中的一种宗教习俗,事实上,这也是理查顿?伯顿做过著名论述的那种宗教习俗。
大部分穆斯林认为,他们应当去麦加朝圣,也就是说,如果拥有必要的资源,就应当去麦加作一次朝圣。这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其他的四大支柱是:相信真主、信奉慈善、禁食以及每日祈祷。每年有一百五十万穆斯林去麦加朝圣。假如你不是一个穆斯林,你不会认为穆罕默德是一位预言家,所以,你也不认为你本人应当作一次朝圣。实际上,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即便到了那里也不受欢迎,所以,或许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远离麦加朝圣这件事情:在通往麦加的公路收费站外,立着有一块标志牌,上面写着“非穆斯林请勿入内”的字样。
你的义务取决于你所在位置,粗粗看来,上面便是这方面的众多实例之一。我们都会同意,应当忠实于自己的配偶,不过,我不必忠实于你的配偶。(实际上,我最好还是不忠实于你的配偶!)有些人或许循着以上思路认为:“穆斯林应当去麦加朝圣,天主教徒应当去做弥撒。”不过,假如你不是一个穆斯林,你不会真心认为穆斯林应当去麦加朝圣;假如你是一个穆斯林,你也不会认为任何人,即便是天主教徒,应当去做弥撒。从另一方面来看,除非你是一位怀疑论者(或者是泛爱实验的少数幸存者之一,这种实验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否则就会认为,已婚人士应当信守承诺,保持对配偶的忠诚。
显然,穆斯林相信,他们应当去麦加朝圣,天主教徒相信,他们应当去做弥撒。但是,如果你不信仰宗教,就无法赋予这些行为以意义,你就会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是大错特错了。穆罕默德要么是一个预言家,要么就不是。《古兰经》要么是一部具有终极意义的神圣文献,要么就不是。如果穆罕默德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位预言家(对弥撒行为也可以做出同样质疑),那么,他就是一位被人误解的人物。当然,你或许认为,即便非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穆斯林认为应该去麦加朝圣,但我们不这么看,尽管我们也不认为去麦加朝圣就是错的。但是,我们认为诚实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依据自己的信仰去生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眼下这个具体的实例里,按照良知的启示而行事,不会造成伤害,或许,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也不失为好事。
不过,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我们认为穆斯林去麦加朝圣的上述理由,与穆斯林本人去麦加朝圣的理由并不相同。我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找出理由,而他们的行为却基于其他的理由。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区分这一不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没有任何具有自尊心的穆斯林会认为,你能够理解这些行为,更不必说尊重这些行为了。有关穆斯林去麦加朝圣的理由,你可以这样说,“你们去麦加朝圣当然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你们认为你们应该去,并且,除非人们觉得这样做会伤害自己,否则,他们也应当循着良知的指引做出判断”。不过,这不是穆斯林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他们应当去麦加,因为真主通过神圣的古兰经告诫他们一定要去,这样的理由是你完全无法接受的。
然而,我们不需要消除这个差异才能与穆斯林友好相处。我可以(而且我确实也是)与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都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但这不意味着我必须永远赞同他们的神学理论。我没有理由厌恶前往麦加参加朝圣的穆斯林,如同我没有理由嫉妒有人想去苏格兰打高尔夫球,或者去意大利米兰看歌剧一样。我不会那么做,但是,嗨,只要这样做适合你就好。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观念。一些人认为,仅仅崇拜唯一的真主,是一种过度的崇拜方式,本身就有悖于神学规则。另外,一些基督教徒则认为,真主不是亚伯拉罕的神,不是以撒也不是雅各,他们是基督教徒才会崇拜的对象。一些穆斯林(还有一神论者)担心,三位一体的信念是否与伊斯兰教义一致,因为伊斯兰教义明确规定,我们应当崇拜唯一的神。这种可能性引导我们关注第二个差异。
当然,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某些宗教习俗所以让我们震惊,并非它们漠视道德,而在于它们完全是荒谬的。本书读者可能很难想象,针对通奸行为的惩处方式,是把犯事者带到宗教法庭进行审判,如果他们被判有罪,宗教法庭将召集公众向他们扔石头,直至将他们砸死。一个人被这种方式砸死,会让你我之辈(应当说,也包括大部分穆斯林)感到万分震惊。不过,当今世界的很多人认为,这就是Sharia即穆斯林宗教法律明确规定的惩处方法。再以我们所说的女性割礼仪式为例。伯顿记录了在阿拉伯人及东非人中间流行的这一习俗(他写到,按照这些地区人们的说法,女子的性欲强于男子),这一习俗至今仍在很多地区盛行。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赞同这种习俗。类似的差异普遍存在,甚至在很多社会的内部都存在这些差异。如果关注一下堕胎问题,你或许认为,这在道德上无可厚非,而我认为,这种习俗实际上是在杀戮无辜的生命个体,难道我可以只是说:“很好,尽管去做吧,”我真的可以这样说吗?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本规则手册,它告诉我们如何对这些冲突做出判断,不过,前提是你必须赞同这本手册所陈述的规则。即便你赞同这些规则,(我在后面的篇幅里对此作出论证)那也没有理由认为,你必然会赞同在这些规则指导之下的具体实践。因此,这方面一直存在颇具诱惑力的其他选择。即使我们认同所有的事实,站在我的立场,我认为在道德上是适当的做法,从你的立场来看,或许会认为这种做法在道德上并不适当,两者之间肯定存在差异。伯顿通晓39种语言,具有某种怪异天性,能够洞察不同文化的奥秘,按照我们的说法,他能够“经常像当地人那样思考”。不过,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具有类似能力,只是程度上稍弱而已:我们经常可以体验某种价值观的魅力,尽管它们不属于我们的文化。在讨论道德问题的时候,或许没有单一真理可言。在这一方面,并非只有一面被打碎的镜子,而是存在很多面镜子,很多的道德真理,我们最多只能认同,它们存在着差异。请回忆一下伯顿所著《朝圣者阿卜杜》(Hajj
Abdu)里的一段话:
既没有好,也没有坏,
那只是临终前瞬间的感觉。
他说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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