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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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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批评家李长之先生探讨中国文化走向的文章集。由五四运动、儒家传统、大学精神等问题切入，所涉皆为文化认知与建设的宏旨大义，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本书凝聚了长之先生的眼光与智慧，是以一个饱学之士理智的研究，加上爱国的热情，又稍带些许天真和浪漫来谈中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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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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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1910—1978，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长期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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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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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 论如何谈中国文化
二、 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
三、 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
附录一：评《新理学》
附录二：评《新事论》和《新世训》
附录三：评《新人生观》
四、 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
五、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
六、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中）：古代的审美教育
附录： 缅怀文化城的北平
七、 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下）：中国人的人生观之缺点
八、 文化上的吸收
附录一：论翻译工作
附录二：《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
九、 战争与文化动态
附录：再论战争与文化动态
十、 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
十一、舆论建设：论思想自由及其条件
十二、思想建设（上）：论思想上的错误
十三、思想建设（中）：大时代中学者应有之反应
十四、思想建设（下）：论大学教育之精神
十五、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
附录：
战争与时间观念
保卫“五四”、发扬“五四”与超越“五四”
论大学校长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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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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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生观之缺点
我常觉得我们的人生观里好像是缺少了些什么似的。但这缺少的东西首先似乎不是唯物史观，虽然这一名词的输入尚属不久，而且还有不少人以为新奇。你看“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不是唯物史观？只有像孟子那样锋芒太露（因此不为一般中国人所喜）的人才说“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我们似乎也不缺少适应环境及生存竞争的思想。你看“不怕官，只怕管；在人墙檐下，谁敢不低头”，这不是适应环境的自白？再看“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这不又是生存竞争的口号么？
可是我仍觉得我们的人生观里总是缺少了点什么。上汽车要抢，公家信封要偷，正式的开会要早溜，享乐的场所要占座，子弟入学要托人说项，没人看见时在公众地方（哪怕多么讲究）要随便吐痰……我惭愧，我列不周全。难道这些毛病没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吗？
这些事诚然小，然而扩充下去，关系却很大。上汽车要抢，于是时间可以浪费，工作效率可以减低；公家信封可偷，于是贪污不知伊于胡底！其他勇于享乐，怯于负责，爱使面子，只图自便等等，不能不说是都可以影响建设，而且是会动摇国本的。
但我并不因此而就对于中国的一切表示悲观。任何壮士也免不掉生病；问题只在有病而不自讳，并且赶快就医。我今试谈我们民族的病，目的是为恢复健康。
我们的病源到底何在？我不想轻轻地委之于环境，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还有反省的诚意，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勇气与信心，所以我不妨把这病源派给我们自己。
我首先告诉大家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吧，我们的病源是在我们自来都是一些“唯名论者”。这个名词，是我借用自欧洲十四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唯名论的要点是只承认“殊物”的真实，而不承认“共相”的存在，说共相不过是空名。和唯名论相对的是实在论；实在论者则说共相才是真实的，用术语说，就是共相存在于殊物之先。
话说得通俗一点，实在论或实在主义近于理想主义，唯名论或唯名主义近于现实主义。就欧洲各国看，英国很近于唯名主义，德国很近于实在主义。就中国和西洋看，中国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唯名主义的；西洋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实在主义的。
假若这两个名词只是关系中古时期的宗教哲学，我们大可不问；即使退一步，只关系哲学课本上的用语，我们也可以漠不关心。然而不然，这乃是关系世界观、人生观的一种根本分野；它支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甚或影响于我们的命运。我们因此不能不问。
我知道大家对我所说的话还摸不着头脑。我不妨说得再具体，再直率些。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眼光多半只注射在现有的特殊的个别事物上，不曾超乎这些现有的特殊的个别事物，而倾注在一个更高更大更统一的对象上。
比方就学问来说，献身于自己所治的学问，生死以之；点点滴滴的贡献，都觉得是增加到那种客观的广大的学问世界里去；自己的荣辱不问，自己的利害不问；坚信学问不会中断，即使个人的生命随时可以丧失；坚信学问不会不进步，即使自己的研究毫无成绩—这种精神就是实在主义者的精神。试问中国人有没有？我们很少重在那个超乎个人的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学问上。我们却只重在一些参加这门学问的特殊的个人的身上。所以在中国治学是重家法与师承。学问是公的，如何能为某家某师所独有？重心既在个人，不在超乎个人的学问，所以人亡而学问亦亡，许多学问是成“绝学”了，许多技能是成“绝技”了，后人只好从头再在暗中摸索，眼看着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技术却都日新月异地在合作之下进步了！只因为我们重人而不重学，重特殊的自我而不重天下为公的对象，所以结果如此。
再比方说，讲事业。最大的事业，都非有殉道者的精神是不能成功的。殉道者的精神就是只看见“道”，而不注重在“道”之下的任何个人，以及关系个人的任何事件。可是中国人讲三不朽，是讲立德、立功与立言。立德是某人立德；立功是某人立功；立言是某人立言。这样的德，这样的功，这样的言，不也太小了么？在这种历史的小圈子里打滚的人，又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呢？
中国人讲孝道，起头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终结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种道德观念，只如限对个人的具体的某父某母负责的。西洋的道德观念比较上就广泛一点。在《柏拉图对话集》中，有一篇叙述苏格拉底不主张逃避国刑的话，其中曾有这样一段：“岂因国法有加害于汝之道，尔遂有破坏法律颠覆邦家之道乎？嗟尔至德之士何以自解于此？以尔之明哲，焉有不知邦家之庄严神圣，神人共钦，远胜于父母祖先者；又焉有不知虽在愤怒，仍当温恭事之；事国之忠敬，甚于严父，纳谏不听，即唯有无违之一道者？仍至受其刑罚，若笞若囚，亦当默而忍之！”其对国法之绝对服从，殊不减于中国人所讲的孝道。但国法是什么？邦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超乎个人或个人事件的，更大更高而更统一的对象！中国的道德观能与此相较么？
关云长为什么在华容道上放了曹操？只因为他个人的知己之感！但是国法呢？军令呢？国家的前途呢？他竟一律不问。这是一个典型。
徐宁为什么上了梁山？只因宋江已使戴宗和汤隆二人去把他的老小都搬来了。卢俊义诚是英雄，但也不免要说：“头领留卢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实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消息。”这又是一个典型。请问他们是否真正厌恶强盗？如果老小确是这般重要而有敌人也把他们的老小掳掠去了，岂不是虽做汉奸也可能吗？这种思想多么危险！他们何以不能够把情感倾注在那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上面，却只恋恋于单个个人关系的老和小？
中国人的爱情亦然。我常觉得中国人只有色情，没有爱情。因所谓爱情也者，也是要把情感倾注在一个超乎个人的对象上，所以其中有诗，有狂，有醉，但也有伟大的圣洁的神秘力量。中国人的爱情却还不离自己享受的圈子，只为自己，不为对象；即使是为对象，亦只为其一部分的身体，而不是为超乎个人关系的理想。这是低级的享乐。这是占有欲。唯物的色彩太浓，贾宝玉之吃胭脂，便又是典型了！
推而至于中国人的人性观和女性观，亦莫不然。中国人除了孟子以外，很少人真正主张性善，多半是摇着头说“人心不古”或“人心叵测”的，可是他们谁都有些张三李四之类的亲戚朋友，觉得还是可以引为知己的！在西洋则不同。例如朵斯退益夫斯基，据批评家迷列考夫斯基说，是最憎恶与人来往的，但他对于人类全体则仍热爱。中国男人对于女性，一般地也是表示着憎恶与藐视，然对特殊的某一女性，却只知有爱，和捧！西洋人又不同。据说那位常为一般女性而呼吁的易卜生，遇有单个的女性向他道谢时，他却又以“作诗”自解！总之，中国人是只看见个体，否认共相；西人则是肯定共相，轻视个体。西洋人所看重的是一个全体性的理念，中国人所看重的是具体的此物与彼物。
因太看重此物与彼物，以为真实仅在于此，所以不会为着理想而奋斗。在特殊的个体中间，最可靠的当然便是自己。所以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观念，势必至于统驭了一切，这就是偷信封，抢汽车，占座位等等百病之源。
为什么有这一种病源？关系的方面很多。首应提及的是我们所过的生活，一向是种农业社会的生活，一般人都可自给，自足，自立，而又缺少需要集体力量来克服的大敌。克鲁泡特金之反对竞存，主张互助，就是因为他看见有许多候鸟为着御寒而合作。“寒”是它们的共敌。可是我们没有这个需要，于是不幸而只作了个人本位的钩心斗角的生存竞争者了。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都带个人色彩，游戏是打牌与下棋，人自为战，同伴皆敌；口才仅是专对一人的游说，而没有对大庭广众的演说。处在这种充满着个人关系的生活方式之中，欲求产生一种超越的集体的观念，自属很难，独善其身的生活，产生了各顾其私的观念，各顾其私的观念，又加强了个人色彩的生活；由因生果，果复变因，于是我们的病势，不得不与日俱增！
我们只有迷信，而无宗教。宗教须有一个超越乎个人关系的抽象的神；但我们没有。我们的生活是太散文化了，太没有含蓄！
我们没有不近人情的哲学。像柏拉图所主张的理念，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我们都没有。所谓理念与理性，都要假定在那现实的此物与彼物之外，另有一种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这对我们却太格格不入了，因为它们太不近于常识！例外固有一些，但不能为一般人所了解。像朱熹所讲的理，王守仁所讲的心，都是很哲学的，但从一般人看来，却是太空疏了，甚且不知所云。
我们的精神太现实，太反哲学，太执著于单个的人（尤其是自己），太执著于单个的物（尤其是一张一张的钞票），夫何怪乎西学的各种哲学都不能合我们的口味，而只愿吸收些唯物主义呢？
我们是被现实的生活所胶着，个人的利害重担所压缩，哪有热情！哪有理想！
在升平时代，个人主义的生活还可以做到“独善其身”的地步，虽然即在道德的造诣上，成就也不见得甚高。沾滞于现实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能做到消极的“廉”。至于轰轰烈烈的牺牲，前仆后继的运动，体大思精的学术，皆不出此。一遇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便是破绽全露了。唯如上面所说，中国人这种生活，既已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今欲图改造，自非推本穷源，直中要害不可。
我以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倡反功利的精神，提倡热情，提倡理想，提倡牺牲。即使我们不能信有一个上帝，我们也得多接受些不近人情的西洋哲学才行。囿于个人利害的眼光，必须解放；低级的唯物主义，必须放弃。我们要看全体，不要看片面；我们要兼看共相，不要专看殊物。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们尤须要从辽远的古代招回；否则便使恓恓惶惶、热情救世的孔孟二老在地下太寂寞并伤心了。
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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