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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一万卷 + 金石遗文三千卷 + 琴一张 + 棋一局 + 酒一壶 + 翁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代文宗、两袖清风、三起三落、千古史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及其学生同济大学崔铭博士历史十年，三易其，稿精心撰写出最全面、最权威的欧阳修传记。
于传记中解读欧词、欧诗、欧文，这将是多么大的喜悦、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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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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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诗入传，细致入微地详述了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六十六年的传奇人生。在他漫长而又短暂的六十六年中，纷争，是他人生乐章的主旋律：自我心灵的冲突，朝政斗争的纠葛，至爱亲朋的分合。可让读者为他坚定的信念和达观的情怀而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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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水照，男，浙江余姚人，1934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即进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出版有《苏轼传》、《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王水照卷》、《王水照自选集》、《唐宋文学论集》、《宋代文学通论》（合著）、《苏轼研究》、《鳞爪文辑》等著作，编有《历代文话》、《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等。
崔铭，女，湖南南县人，1964年生。1986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欧阳修传：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合著）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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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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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代文宗出孤寒
第二章 伊洛群英开新声
第三章 庐陵事业起夷陵
第四章 力振斯文扶新政
第五章 与民同乐醉翁情
第六章 文坛始自嘉
第七章 德隆位高责愈重
第八章 颍水西畔六一居
结束语 风神奕奕立当朝，德业煌煌传万世
附录一 欧阳修生平创作年表
附录二 欧阳修著作重要版本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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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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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们写完了《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后，就开始从事这部《欧阳修传：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的写作了，这是顺理成章的。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是苏轼成长道路上一位影响深远、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苏轼则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领袖。从“欧门”到“苏门”，不仅保持着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而且是北宋文学高潮的集中表现。欧、苏二人都是统摄兼擅各个文化领域的综合性人才，是北宋文化高度发达繁荣的结晶和代表。苏轼的“全才”特征实导源于欧，欧才是北宋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星。南宋杨万里之子杨伯子（东山）说：
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
这里提出一个颇有兴味的问题，即欧苏比较。杨伯子认为，第一，二人都是“全才”。他列举了欧氏在诗歌、碑志文、史书、骈文、经学、奏议和词七个方面的成就，推为“得文章之全者”。第二，苏不及欧。苏诗虽佳，但或有不如人意者，而且他不曾作“史”，不像欧有《新五代史》（其实欧还主持《新唐书》的编撰），即使作史，也未必能达到欧的史学境界。杨伯子的第一条意见人们都能认同，第二条意见却会引起争论。他可能是有某种针对性的。苏轼在世时，就有人认为苏高于欧，苏轼坚决予以拒绝。他的《答舒尧夫》说：
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有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
欧苏并称，这已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称谓，强予轩轾并无必要，杨伯子的抑苏扬欧疑有崇尚乡贤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杨也是江西庐陵人）；苏轼认为欧氏是天才，是千百年难得一现的天人，有人若以为可与他并肩甚或超过，那简直是狂妄与愚蠢，“非狂则愚”了，苏轼尊师的态度，终生未变。欧苏年龄相差正好三十岁，整整一“世”，是两代之人，各自承担并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文化使命。若要勉强相较，则从开创性而论，欧氏始终处于“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崇高地位，他于“宋学…‘金石学…‘诗话学”等方面均允称第一人，于宋代文学包括文、诗、词、赋，都是居于文坛前沿、引领风尚的伟大作家。苏轼则在文学的成熟性与艺术造诣上具有非凡的成绩，甚或超越乃师。然而他又是在欧氏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前行的。人们说：“名师出高徒”，也可以反过来说：“高徒出名师”，这在他们二人身上尤为适用。要之，北宋出现的欧、苏二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荣，他们后先辉映，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写的这两部传记自然地成了同一系列的“姐妹篇”。
这部《欧阳修传》在写作原则与方法上，一仍旧章，都依照《苏轼传》。我们仍坚持两个原则：即遵循“无一‘事’无来历”的“信史”宗旨，却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说，既追求叙事的文献根据，而又允许作适度的想象和推演，此其一。同时注意传主的文学创作的介绍，采取类似“以译代注”的方式予以阐释，注意叙述的一气呵成的文脉，也把著者对文本的一份理解和体悟与读者交流。除了这两点相同外，在叙述风格、章节结构上也都没有太多变化。读者如有兴趣，不妨两传连读，不仅能读出欧、苏二人的同异，也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北宋社会、政治、文化面貌有更多的了解。当然，我们在写作欧传时，也对传记写作问题另有一些体会。
形神兼备，以形传神，应是传记作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为欧阳修立传，也就是为他画像，应该包括外貌形象和内在特质。欧氏任扬州知州时曾请画家来嵩为梅尧臣画像。梅氏诗云：“广陵太守欧阳公，令尔（来嵩）画我憔悴容，便传仿佛在缣素，只欠劲直藏心胸”（《画真来嵩》）；同时来嵩也为欧氏画像，梅氏《观永叔画真》云：“良金美玉不可画，可画惟应色与形，除却坚明尽非宝，世人何得重丹青？”看来梅尧臣对肖像画评价不高：画像只能大致描摹出外在的“色与形”，对于内在的“劲直”或“良金美玉”般的品节却无能为力。梅氏的看法有些偏颇，优秀的画师是能够以形传神，即以“写照”达到“传神”，从而臻至形神。兼备的境界，只是需要艰苦磨砺而已。人物传记的写作也是如此。
细节的选择和描绘在为传主传神写照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这一点西方传记更显优长。近读四川学者刘咸（18961932）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文学述林》，他说：“汇传多以辅史乘，止载大端；小说止以供燕闲，惟取奇事。余亦大抵详于高行，而略于庸德；详于国政，而略于家常。”在我国旧时图书分类“经史子集”四部中，各类传叙文属于史部，作为正史的辅助史料，因而着眼于“高行”，倾力于“国政”，而对“日常生活”忽视或轻视。刘咸忻认为这一传记观念造成两大缺失：“一则蔽于习见，以为琐事不足称；一则不知记录，久而忘之也。”他提出应向西方传记学习：“以西方文较吾华描写之作，此不及彼，固不可为讳也。”这位僻处边陲、声名颇寂的饱学之士，他的识见和勇气，至今仍是对我们的切实提醒。
本书在传述欧阳修时，一方面注重其政治大节、学术业绩和文学艺术创造等，另一方面也注重人物的细节，用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内心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他的身体状况。欧阳修的文化伟人身份和他体弱多病的状况是个强烈的对比。从他自己笔下，我们已知他早年白发，目疾严重，后又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他在参加进士考试时，给主考官晏殊的第一印象是“一目吒瘦弱少年独至帘前”，尤其是一头白发，成了他诗词吟咏的最常用的题材。本书中引及的有“白发新年出”（三十岁）、“今日逢春头已白”（三十一岁）、“四十白发犹青衫”（实为三十五岁）、“自然须与鬓，未老先苍苍”（三十九岁）、“到今年才三十九，怕见新花羞白发”，四十岁以后更是连篇累牍，不绝于口：“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鬓须皆白，眼目昏暗。”他的一头银发引起宋仁宗的“恻然”：“怪公鬓发之白”；也屡屡逗引起苏轼的感慨：“谓公（欧阳修）方壮须似雪。”“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他年四十而以“醉翁”自称，更是具有标识性意义之举。富弼曾调侃他“公年四十号翁早”，他自己也说：“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具体年龄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迟暮心理，一种人生姿态。这与苏轼在黄州贬居时期自号“东坡居士”是相似的。
透过欧阳修的体赢早衰的外形，可以探求与其思想性格形成之间的因果之链。这对他的精神世界的塑造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对生命有限性的无尽悲哀和对事功永恒性的不懈追求。这似乎是潜在的、隐性的，却又是深刻的、无法抹去的。他说过：“春寒、秋热、老健，如此三者，终是不久长之物也。”对青春不驻、英华难留的感受深深地烙在他的内心，“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俯仰今昔、物是人非的感叹，在他的一生中时时涌上心头。这份生命体验，是他散文中“六一风神”独特情韵的最主要的构成要素，也是他未到退官年龄而提前一再要求致仕的内驱力。但情况并非只有一个向度，赢弱的身体又刺激他追求生的永恒，抓住有限生命建立不朽事功，才能化有限为无限：“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祭石曼卿文》），“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送徐无党南归序》）。因而他立朝的伟度峻节，治民的鞠躬尽瘁，因赢弱的身体而显得富有悲情色彩，也更凸显他对生命的一种历经沧桑的超常了悟。本书的副标题“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其含义即此。他是一位超越政治险境、同时超越自身困境而坚守自得的“达者”，若能联系他的身体状况来理解，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视角。
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叙写，如无大量的经过选择、提炼的细节，极易概念化和抽象化。好在有关欧阳修的资料遗存十分丰富，不仅有他自己的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是宋人文集中编辑最好的一种），各种正史，更有其他宋人数量众多的笔记、书简、题跋、诗话、词话、文话等，足供我们采择。然而我们对待这些遗闻逸事，似不能停留在趣味性上，而应深入发掘其更深的内蕴。例如众所周知的他母亲教他识字的故事，就颇堪玩味。沙滩画荻识字始，这个童年时代的难忘经历，成为欧阳修一生文字生涯的起点。但人们往往不大留意，这一孤贫力学的异样形式，促使他对笔、纸、墨、书特别珍重和爱惜。他幼年在邻家与一群儿童玩耍，只有他一人在破筐中发现了韩愈文集；青年时代两次结伴游玩嵩山，也是他对古碑石刻情有独钟。前者是他终身学习、服膺韩愈的契机，后者是他编撰金石学巨著《集古录》的诱因，两件事都在偶然中存在一种必然，即对书籍、字画的极度敏感和敬畏，我们将之与幼年画荻识字的经历作一点联想，恐怕不算过分穿凿吧？至少能增加我们阅读的兴趣。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近年已成热点，亟须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我们愿意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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