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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克莱普勒，1881年出生于瓦尔特河畔的琅茨贝尔格，在布隆贝尔格和柏林长大，在慕尼黑、日内瓦、巴黎和柏林读了哲学、罗马语文学和日耳曼学专业。 1920—1935年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罗曼语文学教授，1935年因为其犹太出身被解聘。1945年以后恢复了德累斯顿教职。此后在格莱弗斯瓦尔德、哈勒以及柏林任教授。维克多·克莱普勒于1960年于德累斯顿逝世。 目錄： I LTI II 前奏 III 基本特征：贫瘠 IV 帕尔特瑙 V 摘自第一年的日记 VI 三个最早的纳粹词 VII 炫扩展{Aufziehen} VIII 十年法西斯主义 IX 狂热的{fanatisch} X 本源诗文 XI 模糊界限 XII 标点应用 XIII 名字 XIV 煤耗子 XV Knif（不可能） XVI 在一个独有的工作日 XVII 体系和组织{System und Organisation} XVIII 我相信他 XIX 家庭告示：第三帝国语言的复习小资料 XX 留下了什么？ XXI 德意志之根 XXII 阳光的世界观（来自偶然的阅读） XXIII 如果两人做同一件事…… XXIV 欧洲咖啡馆{Café Europe} XXV 黄星 XXVI 犹太人的战争{Der jüdische Krieg} XXVII 犹太人眼镜{Die jüdische Brille} XXVIII 胜利者的语言 XXIX 犹太复国主义 XXX 词语最高级的诅咒 XXXI 从运动中走出…… XXXII 拳击 XXXIII 追随者 XXXIV 那一个音节 XXXV 交替冲淋 XXXVI 现场检验 內容試閱： 第三帝国的语言让拉开距离的、带有“去”（ent）前缀的词汇有所增长（尽管每一次都无从得知，那些词语是新造的，还是一般用语吸收了专业圈子里本已熟知的表达，以满足新的需求）。为防备空袭，必须将窗户弄暗，于是就有了每日的“去暗”（Entdunkeln）工作。房顶燃烧时，不可以让房顶隔层里堆放的物什给灭火者制造障碍，于是房顶被“去杂物”了（entrümpelt）。因为需要开发新的食品资源，于是：七叶树被“去苦了”（entbittert）…… 为了全面地表述当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人们又广泛地引入了一个以同样方式构成的词语：纳粹主义几乎导致德国毁灭；如今，人们正努力使国家从这个致命的病患中得到康复，而这一努力就被称为“去纳粹化”（Entnazi.zierung）。我不希望，并且也不相信，这个丑陋的词语将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一旦当下的任务完成，它就会沉寂，成为一个历史的过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再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过程，即一个刚刚还具有超强生命力、仿佛注定将永世长存的表达，是如何突然间就无声无息的：它与制造它的局势一同沉没了，并会在日后为这个时局提供一个证据，犹如一具化石。“闪电战”（Blitzkrieg）和隶属它的形容词“迅疾地”（schlagartig）是这样，“歼灭战役”（Vernichtungsschlachten）和从属于之的“围剿”（Einkesselungen）是如此，“迂回困局”（wandernder Kessel）亦是如此—— 这个词今天甚至已经需要予以解说，它指的是被包围的部队绝望的撤退尝试——，“拉锯战”（Nervenkrieg）是这样，甚至“最终的胜利”（Endsieg）亦复如此。“登陆滩头”（Landekopf）从1944年年初存活到1944年夏天，当它膨胀成一个走形的庞然大物时，还依旧活着；然而，当巴黎失守，当整个法兰西成了登陆滩头时，这个词突然整个消失，只有在以后的历史课堂上，它的化石才会再次浮现。 同样，我们的过渡时期最为沉重的决定性词语也将是这个命运：“去纳粹化”这个词有一天也会沉寂下去，因为它要结束的这个状态不复存在。 但是到达那一天还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必须消失的不仅仅是纳粹的行为，还有纳粹的观念、纳粹的思维习惯及其滋生的土壤：纳粹主义的语言。 这个语言蹂躏和毒化了多少概念和感情！在德累斯顿业余大学的所谓夜中学里，在文化联盟和自由德意志青年团组织的讨论中，我一再地注意到，那些年轻人是如何在全然的单纯之中，在为弥补疏怠学业带来的缺憾和谬误而进行的正直的努力中，坚持着纳粹的思想套路；他们对此完全无知无察；那一时期形成的语言习惯迷惑并诱导了他们。我们当时谈论文化的意义、人道主义、民主，我感觉到，有光亮照进了，某些东西在有追求的头脑中开启了——然而，只要随便什么人提起了随便哪一个英雄行为或者英勇的反抗，或者只要是谈英雄主义——这种情况太容易发生了——就在这一刻，只要这个概念稍一露头，所有的清醒旋即消失，我们又深深地陷入纳粹意识形态中，被其乌云所笼罩。而且不仅仅是刚刚从战场上和战俘营里回来的年轻人；那些感到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更别说获得足够的欢呼的男孩子；那些没有从军入伍的女孩子们也都一样，她们同样完全束缚在这种可疑至极的英雄观念中。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一个人对英雄主义作如是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南辕北辙观时，那他的确不可能会与人道、文化和民主的本质发生一种真正正确的联系。 然而，这个在1933年几乎才刚刚学会了ABC的一代人，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单单撞上了“英勇的”（herorisch）这个词、以及这个词全部的家族系统的呢？对此，首先要给予的回答是，这个词始终是栖身于制服之中的，并且在三种不同的制服里，而从来不曾身着便装。 在希特勒的奋斗书所确立的总教育方针里，体能方面的东西遥遥领先，占据显要地位。他从魏玛保守党人的辞典里摘引出“强化体魄”（k.rperliche Ertüchtigung）这个表达，对其情有独钟。他颂扬威廉军队，声称这支队伍是一个正在腐烂的国民肌体上唯一健康的、并为之注入生命活力的组织，认为部队的任务首先、甚至唯独就在于培育体能。对于希特勒来说，性格的培养只占据第二位；在他看来，这一点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因为体能训练统领了教育，精神方面的东西自然退居其后。而这个教育纲领中最末位的、而且只是十分勉强地被纳入的、显得可疑并可鄙的一项工作是培养智力，为头脑输送知识养料。越来越多的新语汇表现出对思考者的惧怕和对思考的仇恨。每当希特勒谈到他的上升和他最初的那些集会成就的时候，在夸耀自己的演说才能的同时，他还会大肆渲染那些追随他的斗士的战斗能力，正是这个小团队很快发展成了冲锋队。这些“棕色的冲锋支队们”视一种纯粹粗暴的事业为己任，袭击集会上的政敌，将他们赶出大厅：这就是希特勒在争取民心的战斗中最基本、最得力的助手，是他的第一批英雄，被他描述为浴血奋战、击败强大政敌的胜利使者，描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厅战役的英勇的榜样。类似的描述、相同的思想和同样的词汇也出现在戈培尔对他的柏林之战的叙述中。并非精神为胜利者，也无关信念，甚至不是修辞障眼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支持了新的学说，而是这些最早的冲锋队队员、这些“老战士”的英雄作为。 而对我来说，再加上我们一位朋友所作的专业的区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报告就更加完整了。这位朋友当时在一个萨克森工业区的医院里做医生助理，她经常讲道，“每当晚间集会后有伤员送过来，我总是一眼便能看出他们各属于什么党派，虽然这些人都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被啤酒瓶或者椅腿击中、头部负伤的是纳粹，胸部被匕首刺中的是共产党人。”在荣耀这个问题上，冲锋队和意大利文学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在其最初的阶段到达了顶峰，如此强烈的光芒再也无可复制。 按时间的排序，纳粹的英雄之义（Heldentum）登场时身着的第二套制服，是赛车手的蒙面服，他的冲锋头盔，他的眼镜面具，他的厚手套。纳粹主义培育促进了所有的体育项目，但是纯粹从语言上看，它受拳击运动的影响最大，所有其他项目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拳击这一项；然而，三十年代中期，最充满英雄气概的画面却是车手，他们给人的印象最深，出现的频率也最高：在贝昂特.罗塞玛耶（Bernd Rosemeyer）的死亡坠落之后，有一段时间，在民众的幻想面前，他几乎就和豪斯特.维塞尔（Horst Wessel）一样高不可及。（这里要对我的大学同事们说：关于戈培尔的语言风格和女飞行员艾丽.巴因霍恩［Elly Beinhorn］回忆录《我的赛车手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最为有趣的课堂分析材料。）有段时间，那些国际赛车竞技中的赢家，不论他们是坐在战车的方向盘面前，还是倚在车旁，或者即便是埋在车底下，都是出镜最为频繁的英雄。假如年轻人头脑中的英雄形象不是来自于这些日子的广告牌和纪念币，来自于那上面肌肉发达的斗士形象，赤裸着身体或是裹着冲锋队的制服，就必然是来自那些赛车手；这两种英雄的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呆板的目光，它表达了一往无前的冷酷的决绝和夺取、攻占的意志。 从1939年起，坦克取代了赛车，坦克手取代了赛车手。（普通士兵不仅这样称呼开坦克的人，而且也如此称呼那些与之相关的特种部队。）从战争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第三帝国灭亡，所有海上的、陆地的和空中的英雄形态全部身着军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的背后尚有一种民间的英雄形态。而如今哪儿还有前线之背后？哪儿还有非军事之存在？总体战的学说可怕地转而对准了其肇始者：一切都成了战场，每一间工厂、每一个地下室里都在体现着军事的英雄精神，孩子、妇女和老人都英勇地死于完全同样的战斗形态，甚至经常身着完全同样的军服，而那本来只应该出现在战场上年轻的士兵身上，或者说他们被要求那样。 经过十二年的时间，“英雄的”（Herorisches）这个概念和这一类词汇，越来越大量的、日益狭隘地转为战争的勇气，转为任何一场战斗行动中的鲁莽的、蔑视死亡的态度。“战斗的”（k.mpferisch）原本是新浪漫主义美学家们使用的一个新形容词，很是稀见；纳粹主义的语言使其广泛地投入使用，变成他们最宠爱的词条之一，这背后是有用意的。“好战的”这个词过于狭隘，让人只想到战争，而且大概也过于直白，暴露了好斗之性和攻占之欲。“战斗的”则正相反！它表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紧张状态和在任何生活境遇中都决不放弃，而是进行抵抗和攻击、树立自我的意志。对“战斗的”一词的糟蹋，与对“英雄主义”（Heroismus）的滥用和谬解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您对我们真是不公平，教授先生！我们——我指的不是纳粹，我不是纳粹。但是这么多年，除了有几次中断，我都在战场上。战争时期频繁地讲英雄主义，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为什么在那里显示出来的英雄主义就是一种错误的英雄主义呢？” “英雄主义不仅是指勇气和敢于押上自己的生命。这种事情每个斗殴者和罪犯都能干。英雄原本是一个促进人类事业的行动的实施者。一场侵略战争，甚至于一场希特勒这样的、以如此众多的残忍进行的战争，与英雄主义毫无干系。” “但是，在我的战友中，有那么多人没有参与到残忍行径中去，并且坚信——从来也没有人对我们说过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即便是在进攻和占领的时候，只是在进行着一场自卫的战争，我们的胜利也将造福于世界。事情的真相，我们是在很久以后、在太迟之后才认识到的……您不相信从体育中也是会发展出真正的英雄主义的吗？不相信一项体育上的建树也具有榜样的力量，是可以对人类产生促进作用的吗？” “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在纳粹德国，在运动员和战士中间有时也有真的英雄存在。我只是在整体上恰恰对这两个职业群的英雄主义持怀疑态度。这两者都是太过喧哗、太过赢利、太过满足虚荣心的英雄主义，因而常常难以真实。毋庸置疑，这些赛车手都是确凿的工业骑士，他们以生命为赌注的飞车会给德国工厂、于是也给祖国带来好处，也许，由于他们为完善汽车建造提供经验，他们甚至能给大众带来利益。然而这里却有着这么多的虚荣，这么多的角斗者的赢誉！赛车手赢得花环和奖金，士兵们则获得奖章和提升。不，当英雄主义在一切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地表现时，当它在成功的情况下为自己斩获太多时，我不相信它。而当英雄主义越是沉静，越少面对公众，英雄本身越少获得补偿，越少有装饰性时，才越是纯洁、越具有意义。我之所以指斥纳粹主义的英雄概念，正是因为它无时无刻不能脱离的装饰性，正是针对它的粉墨登场。对于正义的、真实的英雄主义，纳粹主义从来就没有公开地提及过。由此，它篡改了整个概念，并毁坏了其名声。” “您完全排除在希特勒年代里也存在着安静的、真正的英雄主义吗？” “不是这样，正相反，这个年代呈现了最纯粹的英雄主义，但是是在对立的一面，不妨这么说。我想到集中营（KZ）里许多勇敢的人们，想到很多提着脑袋的地下工作者。这里的死亡威胁，这里的磨难比在前线要大得多，而且看不见任何装饰的光芒！那不是人们眼前的、被大肆歌颂的‘荣誉战场’上的阵亡，而是比如上绞刑架，这还是在相对幸运的情况下。然而，即便缺少了装饰物，并且这种英雄之义无疑是真实的，即便如此，这些英雄的内心也还是有一种支撑和安慰的：他们同样相信自己归属于一支队伍，他们具有坚定的根基牢固的信仰，相信自己的事业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能够将自己骄傲的信仰带进坟墓，自信总有一天将要重生，人们眼下越是辱没、残害他们，日后他们的名字就会愈加光彩夺目。 “而我还知道一种要黯淡无望得多、寂静无声得多的英雄气质，一种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彻底地无所支撑，没有任何的与某个队伍、某个政治集团的同心同德可以依靠，毫无对未来光芒四射的期望，而是完完全全地依赖自己。这是几个雅利安妇女（不曾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她们抵抗住了种种压力，拒绝离弃她们犹太血统的丈夫。这些妇女过得是怎样的日子啊！她们忍受了怎样的辱骂、威胁、殴打、唾啐，又承受了怎样的匮乏，因为她们要将自己本来就紧张的生活物资与她们的爱人分享，她们的男人被划归到低于一般配额的犹太卡类别，虽然他们工厂的雅利安同事还能领到重体力工的补助。当她们在这一切耻辱和折磨人的苦痛打击下病倒在床时，当她们周围频繁发生的自杀事件引诱她们逃向永恒的安宁，以躲避盖世太保的时候，她们需要鼓起怎样的生存意志啊！她们明白，她们的死亡将无可避免地将她们的丈夫拖入绝境，因为雅利安妻子的尸体未寒，犹太丈夫就要被拉走，运往屠宰场般的流亡地。而要将那个精疲力竭的、超越了负荷极限的、完全陷入绝望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扶立起来，这需要怎样的斯多葛主义、需要多么强的自我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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