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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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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让无声的中国有声——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互联网，让无声的中国有声，千言万语，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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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媒体，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政治——为了让普通人拥有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经常性地思考公与私的界限。共有媒体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政治，但是却能够促进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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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众声喧哗》，最关切我们未来的“思想@网络.中国”丛书之一，互联网中国传媒参考书。
本书触及了网络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话题——网络空间中的私域与公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信息时代的开端，公与私的含义和边界都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游移。《众声喧哗》主要探讨，经由新的共有媒体的作用，传统的公私两分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产生消长和易位。
作者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它涵盖了新闻和舆论、政治话语和叙事、社会交往和个人心理等多个领域。本书指出，公域与私域不能看作结构性的东西，而必须视之为一种流和一种过程。在网络时代，我们既要追求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又要保证私人领域的一定的自主性。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为此，对这种最具参与性的传播媒介的限制，应该明显低于对传统媒体的限制。共有媒体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政治，但是却能够促进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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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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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2005年被搜狐评入“10年影响中国互联网的100人”。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著作包括《网络为王》、《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等，译作包括《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认知盈余》等，其中《网络为王》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专著，《数字化生存》是中国迈入网络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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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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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一、现实背景
二、研究问题的界定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信息社会理论
二、网络政治学
三、新媒体理论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第四节 本书基本框架
【第一章】公私之辨
第一节 古代社会与自由主义的不同视野
第二节 阿伦特：公共空间与人类行动
第三节 市民社会：从黑格尔到葛兰西
第四节 哈贝马斯的理想情境
第五节 重思公与私
【第二章】共有媒体
第一节 电控空间
一、场所的变幻不居
二、在场和缺场
第二节 共有媒体
一、互联网的媒体特性
二、共有媒体
第三节 共有媒体的种类
一、电子邮件列表
二、讨论组
三、聊天
四、博客
五、播客
六、维基系统
七、社会性软件与虚拟社区
八、协同出版
九、XML联合
十、对等传播
十一、视频分享
十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第四节 共有媒体同大众媒体的关系
一、新闻组织
二、新闻记者
三、新闻产品
四、新闻受众
【第三章】共有媒体中的个人表达
第一节 网上的自我
一、网上的自我发现之旅
二、认同的多重性
三、人格与网上的行为差异
四、真实的自我？
第二节 裸露的人群
一、比特城里的陌生人
二、自恋的文化
三、获取看客的注意力
四、迷失在人群中
第三节 信息时代的隐私
一、从敞视、单视到全视
二、三种隐私权
三、隐私的概念
第四节 重建隐私
一、没有秘密的社会
二、生活在暗影中
【第四章】共有媒体中的公共领域是否可能
第一节 公共领域理论对新媒体的适用性
一、会场的衰落
二、从原子公共领域到比特公共领域
第二节 网络讨论的参与者
一、统计学肖像
二、发言者和潜水者
第三节 网络讨论的代表性
一、网络讨论者能否代表公众
二、网络讨论的话题是否符合公众兴趣
第四节 网络讨论的品质
一、匿名
二、责任感
三、平等性
四、男性主导的文化
五、话语方式
【第五章】共有媒体对公私边界的重构
第一节 两个平行的过程
一、公共空间的私人化
二、私人空间的公共化
第二节 共有媒体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一、博客的双重特性
二、公私混杂的网络环境
三、矛盾的组合
第三节 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一
一、产消合一者
二、内容经济学
三、参与式新闻
四、观众进场了
第四节 实现公共领域的理想
一、营造社区归属感
二、灵活决定匿名政策
三、保持平等
四、鼓励慎议
五、培育良好的公共话语
【第六章】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公共领域
第一节 公私领域与中国社会
一、近现代中国私域与公域的分化
二、“伟大让位于魅力”
三、建设中国的公共领域
第二节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背景
第三节 网络“舆论场”的兴起
第四节 博客在中国
第五节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
第六节 互联网改变中国？
【结论】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
【后记】互联网对中国的意义，远远大于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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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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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胡泳作者后记——
《众声喧哗》的写作，距离我出版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专著《网络为王》，整整十年。而距我第一次上网，已经有十二年了。
1、“十年一觉网络梦”
1995年9月，经沈昌文先生的介绍，我正式加盟《三联生活周刊》。
10月，在北京东城逼仄的净土胡同的粗陋的编辑部里苦干了一个月之后，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十一”的假期。“又得浮生半日闲”，哪里去转转呢？我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一位亲戚邀我去他那里上网。上网？这个“网”是什么东西？“上”了以后又能干什么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打开位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那台主机时的情景：我感到醍醐灌顶、灵魂出壳，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天启”般的时分的话，那一刻就应该算是了。网络能够令我在任何时间内与任何地方的人对话，它“消灭了工业化时代的两大特征即火车和钟表”（我在事后的一篇短文中这样断言），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的描述如此契合我的心境：“每次打开Internet，我总是陷入发现的狂喜。就好像火山灰覆盖的阴冷之地突然爆裂，从中走出盛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与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且，可以不无自豪地说，它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令我能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方面，略尽自己绵薄的一份心力。
从此开始痴迷于一切和网络有关的东西。我起劲地泡北图，到清华上网，去瀛海威科技馆琢磨“瀛海威时空”――顺便说一句，瀛海威科技馆距我当时的魏公村居所仅一街之隔，它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史上是可以大书一笔的：瀛海威公司的创始人张树新女士1995年去邮电部申请网络信息服务的时候，许多人都不知其为何物，非常有气魄的张树新在北京中关村零公里处竖起了一个巨大的街头广告牌，上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一千五百米”――这个广告牌向北一千五百米之所在，正是我常常光顾的瀛海威科技馆。张树新把瀛海威科技馆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教育场所，而“瀛海威”这个颇有点仙气的名字，其实不过是“Information
Highway”的音译。也就是说，我后来在网络方面能够有一点作为，除了占尽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天时以外，也不乏地利的作用，因为我“身体上”（physically）住在一个虚拟时空的入口处。
一旦深入当时对我而言十分生疏的IT领域，我发现，1995年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似乎都可称为“微软年”。盖茨发动了一场自新口味可口可乐推出以来声势最大的新产品推广活动，在嘹亮的鼓点中，视窗95（Windows
95）隆重登场。这场商品营销的喧嚣更像是滚石乐队在发行新唱片，而滚石的确被请来演唱视窗的起始曲“启动我”。罩着明星光环的视窗不负众望，到年底已售出近2000万套。同时，在最后一分钟，微软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谅解，避免了被指控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命运。
于是，我开始琢磨微软和它的视窗的故事。但这种愿望很快被一个事实击得粉碎：当时《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莫名的规矩，不能以外国企业的新闻题材做杂志的封面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不断搜集爬梳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有关网络的材料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1995年计算机王国的真正明星使盖茨的成就黯然失色，而且锋芒直指他的宝座。这颗明星就是：Internet。它已存在了27年，在
1995年突然大放异彩。
随着我的这种认识越来越强烈，我想向中国人介绍网络之种种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在1996年1月，我一口气写了一篇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在一开头便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微软公司总部所在地。当公司老板比尔?盖茨步出一家餐馆时，一位无家可归者拦住他要钱。这并不奇怪：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坐拥资产180亿美元。
接下来的事令见多识广的盖茨也目瞪口呆：流浪汉主动提供了自己的网络地址（西雅图一家社会庇护所在网上建立了地址以帮助无家可归者）。“简直难以置信，”盖茨事后说，“Internet是很大，但我没想到无家可归者也能找到那里。”
可能前面说的那个规矩还在起作用，主编犹豫了一下，没有把它作为封面故事编发，而是以专题形式刊出。是时，北京电报局拥有1000个左右互联网用户，其中个人用户300个。
文章发表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自称是海南出版社的欧阳欢，希望我能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我说可以，我特别想写这本书——这就是1997年初出版的《网络为王》。在我潜心写作《网络为王》时，欧阳欢正携海南出版社初进北京之锐气，整批量大规模地引进海外版权书。他请我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翻译引进。我们一起去版权代理公司看英文样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尼葛洛庞帝写的Being
Digital，尽管这本书混杂在很多书中，但我一眼就选中了它。
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双向沟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主动地“拽取”（pull）信息替代传播者将信息“推排”（push）给我们，电视形存神亡，将被一种看起来是电视但实际上是电脑的数字设备所取代，游戏与学习的边界将因为网络的出现而逐渐模糊，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人们用不着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对于一直生活在大众传媒的信息垄断中的人们（我自己学的和干的就是大众传媒），这一切如此新奇如此令人神往。
实际上这本书1995年已经在美国畅销，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凭借一种直觉选中了它。我的感觉强烈到可以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写的《网络为王》，而一定要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而且只用三周的时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著作中，《第三次浪潮》卖了上百万，影响了一代人。我对海南社的编辑说，“尼葛洛庞帝的书就是这个时代的《第三次浪潮》。”
尽管已经过去8年了，但我至今依然对Being
Digital的翻译过程记忆犹新。二十多天和范海燕一起加班加点翻译完后，唯一的感觉就是兴奋，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情。在台湾，这本书被译为《数位革命》；事实上，从字面意义上翻译，它更应该叫《走向数字化》。出版社一开始要效仿台湾，用《数字化革命》做书名，但我竭力主张用《数字化生存》，并且将“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句话打在封面上。
我的固执当然和我的成长背景有关。在我求学成长的八十年代，电视系列片《河殇》以其对中国文化的颠覆性思考轰动全国。就在万民竞说《河殇》、人人反思传统的浪潮中，1988年8月，《世界经济导报》和《科技日报》在京联合举办“球籍问题讨论会”，提出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警惕，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的悲剧――以刀斧面对枪炮。一部电视片，一个讨论会，向全中国两次撞响了示警的大钟，也给当时尚很热血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不免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对尼氏的书做了一些“技术”处理，着意把它译成《数字化生存》——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关于生存的讨论，因为我们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和“球籍”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
挑动“生存”神经的结果，是《数字化生存》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人迈入信息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我的朋友吴伯凡对此书在中国的流行过程有精到的评论：“海涅在评价赫尔德在德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时说：赫尔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今天都不清楚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思想了，因为他的那些一度惊世骇俗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到这样一种地步——人们脱口而出地说着这些话，而浑然不知这些话是一个名叫赫尔德的人最早说出来的。尼葛洛庞帝的影响也可以作如是观。《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
我被这种刺激力激动得枕席难安，以至于我很快变成了一个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乐观主义者”，眼中只有“闪闪发亮的、快乐的比特”。我迷信“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我们的主编朱伟恰好也是一个对新的生活理念有着无比热情的人，在他的鼓动下，从1996年开始，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开设“数字化生存”专栏，探讨数字化网络涉及的许多根本性和前瞻性问题。这些专栏构成了我的《网络为王》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这本书，我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1997十大新锐作者”，该报称，“作为一名‘新知’类畅销书的作者，胡泳优越的知识结构，良好的专业背景，精妙的文笔及其敏锐的超前性判断，使得他的著作为读者开启出一种新的读物品种：它有敏锐的眼光，也有新鲜的资讯；它有宽阔的文化视野，也有独特的价值判断——它在介绍新知的同时，不忘溯源性的后顾，而在传达时尚的同时，也有怀疑性的前瞻”。我甚至为《三联生活周刊》撰写了十几万字的一整本增刊《时代英雄》，向国人介绍15位推动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家和思想家。我逢人逢事必谈“数字化”，以至于被人戏称为“胡数字”。
就这样，我十分偶然、但也不乏必然地变成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最懂网络的人”之一，陷身网络而不能自拔。1997年，中国互联网“盗火”阶段著名的“二张”――张树新与张朝阳召开了“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邀请尼葛罗庞帝访华并作报告（此时尼氏已经成了“中国数字化之父”而不自知），来自政府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和大学的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也参与了其中的组织工作。此次会议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数字化冲击波。同年，我和一群中国本土学者如郭良、姜奇平等一起策划和写作了“网络文化丛书”，“用网络的方式讨论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网络”。1998年，我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网络思想库“数字论坛”，旨在促进信息技术对社会发挥全面影响，加快中国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进程。1999年，我参与筹办中国互联网络大赛，宣传互联网对社会的作用，普及互联网知识，推动互联网应用。这些活动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生存观念的变革，其影响在1999年著名的“网络生存测试”活动中清晰可见。
2、生活中的“大象”
我不断地追踪网络的发展，成为宣扬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启蒙者”之一，令中国人感受到了日后将掀起滔天巨浪的技术和社会海啸的第一丝咸的气息。今天，在回顾十年乃至十二年的网络岁月的时候，过去的时光已成亲切的怀恋。那时，公共汽车驮着花花绿绿的广告在大街上奔跑，而车身广告上广告商名字的后面还没有印上那一串以http:开头的奇怪的英文字符；那时，Java的意思是一种咖啡，而Web则被影视记者用来指电视网；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符号的发音。经过这么多年，我早已不复当初的乐观主义。但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永远也不会在我的头脑里磨灭。
然而，在从《网络为王》到《众声喧哗》的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变化。2006年5月，我在《读书》上发表《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指出电子游戏已成了生活中的“大象”——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人们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显示的那样。其实，对整个中国互联网，也应作如是观。
十年来，互联网对中国人而言已不再是一种谣传，一种文学幻想的材料，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登堂入室。我始终以为，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有必要倡导“网络批评”。网络批评不是圈外人的批判，而是深深扎根于网络之中。它在软件内活动，它在电线中穿行。但它又绝不是任何技术或技术主义者的营销广告。它致力于让公众获得对所有媒介及其内容的入口。它试图谈论有关多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美学和技术问题。如果我们想超越大吹大擂的阶段，而又不想退入怀疑一切的陷阱，网络批评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澄清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
我们应该提高有关网络的对话的质量，使其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我们应该把技术之网变为社会之网，让媒介从业者、理论家、程序员和电子艺术家彼此相遇。此刻，我们亟需对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展开讨论，因为商业化和国家的管制正在为网络的大众化奠定基础。网络批评的目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对现在发出多样化的声音。
网络批评并不一定非得板着严肃的面孔，它也可能很好玩。特别使当它产生于人们上网的欲望、产生于人们跨越一切障碍而互相交流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尤其如此。网络批评最终不应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不应该成为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或时尚。否则它将消失在网络空间的无垠黑暗中。
开展网络批评要切记，对网络的态度因代际而不同。例如，仅以网络游戏而言，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当年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要面对历史。
三十余年来微电子业和通信业的高速发展，开始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最突出的，是它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数字化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别。前者根本就是与科技一起诞生的，也一起长大，通过同化过程，早就视科技为他们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使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无疑，他们主要是30岁以上的成年人）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
只要了解了下列数字，你就会明白“数字化土著”在数字化经验的累积上，比起“数字化移民”来，领先了多大距离。目前，美国青少年在大学毕业之前，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平均接近1万个小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和聊天信息达20万件；在手机上消耗1万个小时交谈、玩游戏和进行数据下载；观看电视的时间超过2万个小时（快速切换的MTV是他们的最爱）；浏览过大约50万条电视广告――与此同时，他们阅读的时间却大概只有5000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吸收信息和作出决策的时间都快得惊人。超文本、即时回应、多重互动等等新媒体的特性，使得这一代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具有同时接受和处理多种信息流的能力（multitasking
and parallel
processing）。与30岁以上的人相比，他们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从来不会谈论什么“信息超载”问题。他们就像知名科幻小说家和博客Cory
Doctorow所描述的那样：“我以吞吃、消化和排泄信息为生。”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在《笑忘录》中，米兰?昆德拉写到了书写狂，他们怀着要在一群不知名的读者面前以文字表达自己的病态欲望。“普遍的孤立感繁殖了书写狂，被普遍化了的书写狂反过来加强和恶化了孤立感。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文字所包围，好似被整面墙的镜子所包围一样，没有任何声音能从外面穿入。”在一个冷漠的和原子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害怕默默无闻地消失”；因此，每个人都被诱使充当一名作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文字的宇宙”。然而，“当每个人一觉醒来都成为作家之后”，昆德拉警告说，“一个普遍耳聋和不解的时代就会到来。”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个人如何进行自主的信息发布和思想表达？网络空间中能否形成充满活力的公共话语？共有媒体超越传统媒体的界限，具备社区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不同面相，对这些面相该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框定？本书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共有媒体中表达和讨论的特点，一方面促进了个人的自我表现，从而让个人得以尽可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独特的内在生活，另一方面又把对私人生活的侵入变成日常现象，使自我实现成为一种赝品，更像是从俗从众，而非真正的个人主义；一方面鼓励了公共生活的多元化，促成了各种议题与公众的组合，另一方面各种异议又很难导致共识，网络讨论存在责任缺失、“回声室效应”以及“丛林法则”盛行等沟通障碍。
本书指出，在网络时代，我们既要追求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又要保证私人领域的一定的自主性。简而言之，公共生活是差异化、公共事务、责任性、尊重和承认、协商和讨价还价的领域；私人生活是亲密关系、自发性、相似性和忠诚的领域。私人生活总是有公共的维度；公共生活永远不乏私人的元素。既要把个人当做人来尊重，鼓励个人的自我实现，又要认识到，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个人之间可以找到重要的相通之处，即使彼此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并不妨碍人们完成共同的事业。
最近读张东荪，觉得他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说得是真好：“中国人之知道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而始终未了解民主乃是一种文明，包含有社会，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如果当作一个理想或精神来看，即其包括文明的全体更是易见了。因此我们可不称之曰‘民主’，而称之曰民主原则（democratic
principle），或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
他还说：“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在《众声喧哗》付梓之际，我衷心希望互联网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塑造这样的民主文明，庶几不负一拨又一拨为互联网奋斗过的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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