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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温故》公民记忆——12年不堪回首的劳教岁月 + 34年前看守所结识的难友老戚 +柳红回忆30年前和高考有关的日子+
农村少年的“文革记忆”
2.
《温故》珍贵文本——青年学者张晖和好友维舟1994—2000年间来往信札首次完整发表 +
刘绪贻口述1950年代从大学教授到工会干部的8年生活+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园女士的遗作“山雨欲来”
3. 《温故》故人故事——被日本人杀害的张作霖
+ 早年罗尔纲的“一边倒” + 茅盾在“反右”运动中 + 忆朱厚老的二三事+陶希圣之子 陶恒生引述“一个中国家庭的变迁”
4.
《温故》中国影像——沦陷区的城乡风貌：一个日本军医的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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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13年推出的第三辑《温故》，
“影像”专栏刊出了日本军医小野正男拍摄的日占区的图片共20余幅，它们不仅真实再现了中国城市刚刚沦陷时的情形、被战争破坏的景象，还无意间记录了民国时期旧城生活的景观和形态，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献价值。
本辑“特稿”专栏，杜高《劳动教养：比路还长的回忆》，回忆了1957年到1970年自己亲身经历的长达十二年的劳教岁月和这期间同被关押的巫宁坤、从维熙等难友；《老戚：纪念一位忘年之交的难友》，方子奋讲述了1969年在白下区看守所结识的忘年之交老戚在日本人的宪兵司令部的特工队破案、“文革”初期结识逃亡女子的传奇人生。
“往事”专栏，康狄《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张作霖》分析了张作霖被日军杀害的主要原因，并对其一生的历史功绩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评价；杜元《一个抗战军人的“日本情结”》则回忆了自己的父亲——
一名抗战期间在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做了八年军医的抗战军人与两个战俘和留学日本期间结识的学友、几位日本人之间的交往和故事。
“人物”专栏，吴海滨《早年罗尔纲的“一边倒”》梳理了罗尔纲的思想历程和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史学思想，探讨了其在思想上“一边倒”向人民、在政治上“一边倒”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商昌宝《茅盾在“反右”运动中》以史料分析了茅盾在“反右”运动中的一系列言论和艰难处境。
“口述”专栏，《从大学教授到工会干部》首次刊出了历史学家刘绪贻先生的自传《箫声剑影》（下卷）的第二部分，1950—1958年的口述记忆；《我的父亲林损》，由林守瑜女士回忆父亲林损——这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的知名教授的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记忆”专栏，沙漠《难忘的“拜托”》详细记录了自己跟朱厚泽交往的经历，文字细致入微、真诚感人；陶恒生《沧海寻踪：一个中国家庭的变迁》讲述了父亲陶希圣、伯父陶述曾等陶家的家族故事；黄且圆《山雨欲来》回忆了1956年到1958年的北大校园，马寅初校长因提出新人口论的被迫离开、北大师生自编刊物《红楼》的出版等等；柳红《三十年秋风吹过》重温了三十年前，从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备考到1982年大学毕业的生活；张际会《正在消失的词语：农村少年的“文革”记忆》回顾了少年时代对“右派”、“走资派”、“大字报”等的记忆。
2013年3月因患急病离世的青年学者张晖，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辞世，年仅36岁。他遽然离世的消息，让众多同辈学人唏嘘垂泪。本辑《温故》的“文本”专栏，特邀约张晖多年的挚交好友维舟将已经整理的、两人1994—2000年高中至大学毕业初期的六十余封通信在《温故》杂志上分两期首次全文发表。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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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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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专栏
杜 高《劳动教养：比路还长的回忆》
十二年的劳动教养，监禁、苦役和饥饿，毁灭一个人的意志和思想能力，使人变成一个求生的动物，使人失去“人”的自我。我被恐惧包围着，把真实的“我”掩藏起来，向世界露出一个假象，用谎言换来安全。
方子奋《老戚：纪念一位忘年之交的难友》
倏忽之间，离这次拜访扑空，不觉过去三十四年了，距那个夜晚第一次见到他，更已达四十四年之久。这些年在与一些朋友谈及往事时，我多次提到过老戚，不少朋友对本文所述的故事颇感兴趣。
[往事专栏
康 狄《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张作霖》
他用高超的手腕对付日本人，对他无可奈何、恼羞成怒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狗急跳墙地在皇姑屯炸毁了他的专列，一代枭雄的生命就此泯灭。本文分析了张作霖被日军杀害的直接原因，以及主要原因，并对张作霖一生的历史功绩进行简单梳理，并进行简要评价。
杜 元《一个抗战军人的“日本情结”》
而我的祖父母也在抗战的艰难困厄中相继早逝。国仇家恨以及个人理想的幻灭，让父亲心中积蓄了太多的仇恨。然而，就在炮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父亲却与几位日本鬼子有过“亲密接触”，其中两位日俘竟与父亲情同父子，朝夕相处达十三年之久。
[人物] 专栏
吴海滨《早年罗尔纲的“一边倒”》
欲考察罗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史学，必须明了他的思想历程，才不至于陷于臆想和无端。正是由于“一边倒”，罗尔纲才由深受“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影响的史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家。
商昌宝《茅盾在“反右”运动中》
面对茅盾在“反右”中的“过激反应”，
《茅盾人格》中有这样的文字：“而今评价茅盾当时的政治品格，我们固然可以谴责他明哲保身的私心，但要作更为本质更为宏观的历史评价，我们只能归咎于极左思潮和执政权力在这特定时代的畸形结合。
[影像] 专栏
秦 风《沦陷区的城乡风貌：一个日本军医的影像记录》
喜爱摄影的小野，并非第一线的救护兵，而是前线野战医院的军医，在每一场战役的空当，小野几乎无所不拍。无论是风景、建筑、街景、人物等等，均进入了他的镜头。
[口述] 专栏
刘绪贻《从大学教授到工会干部》
所以，除1953年费孝通老师路过武汉时曾向他申请将我调往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教研工作外，一直到1955年8月错定我为肃反对象，我都是全力以赴地从事工会工作的。虽然结合业务活动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如上所说，那都是拾人牙慧，不是学术著作。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这八年生命基本上是浪费掉了。
林守瑜《我的父亲林损》
因与胡适等意见不合遭解聘。其受争议，正如马叙伦所说：“学生中喜新文学者排之，喜旧文学者拥之。”林损因脾气怪癖，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把他与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并列为北大怪人。
[记忆] 专栏
沙 漠《难忘的“拜托”：忆朱厚老二三事》
读着读着，厚泽病中的身影渐渐浮现，蓦地，耳畔响起“拜托！拜托！”稍停，又一声“拜托了！”声音嘶哑，说得很慢，很吃力，很艰难。我听得清楚，这是厚泽的声音，那是他从电话里传来的最后的声音，是他病危时刻对我的嘱托！
陶恒生《沧海寻踪：一个中国家庭的变迁》
父亲八十岁那年，曾写感言，自序一生分二期，曰：“希圣一生，可分二期。前期由学生至教授；后期由教授而记者。”
黄且圆《山雨欲来》
1956年的金色的秋天，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到燕园。他们见到了飞檐挺立的庄严的教学楼，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们见到了北方湛蓝的天空和未名湖碧绿的湖水。
柳红 《三十年秋风吹过》
还是先从恢复高考说起。1977年，我十七岁，在北京第七十二中上高二。有些事情已经忘了，亏得有日记，重读，少年心事再现。
张际会《正在消失的词语：农村少年的“文革”记忆》
一位“八○后”青年看罢此文给出两句评语，一句是，“那个年代未免有点恐怖”，另一句是，“你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在青少年时期简直就是一群傻帽”。
[文本] 专栏
维舟张晖早年信札选（上）
张晖离世后，我回了趟崇明老家。阁楼上存放旧信的木箱早已尘封多年，铁锁锈结而无法打开，所幸撬开后一看，所有旧物尚皆完好。夜深在阁楼昏暗的灯下重抚年少往来函件，往事一一奔来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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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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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戚：纪念一位忘年之交的难友
方子奋
一、“以貌取人”当了特工组长
老戚出生在南京中华门外扫帚巷，自幼家贫，父母靠编竹器维持全家生计。初小（注：1949年前，小学有高小初小之分，初小到四年级，高小到六年级）毕业后，老戚帮父母编竹器卖，后去茶业店当了几年学徒，满师后当伙计。长大成人娶了一农家女，生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底南京沦陷，为免遭屠戮，老戚携妻儿逃至皖南避乱。局势稍微平静后，全家于次年重返南京，靠做零碎小生意勉强度日。
老戚有一姐夫，自幼学得一手好厨艺，一直在南京几家知名菜馆任大厨，“跑反”结束回南京后，由于好多菜馆尚未复业，一时无业可就，终日为生计犯愁。幸好他平日交游甚广，经打听，有一旧相识正在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当便衣队小头头。此人诨名小寿子，在上世纪30年代曾是南京城南一带有名的地痞（后死于黑社会火拼），日寇占领南京后，小寿子卖身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并深获信任，属于在日本人面前说得上话的人。老戚的姐夫遂找到小寿子，请他帮忙在日本人机关里谋一个烧饭差事，小寿子听后一口答应。
凑巧的是，当时宪兵司令部正在扩编，原有伙夫忙不过来，急于要物色新人。小寿子得悉后立即找了上司太君，说有一朋友做菜手艺大大的好，让他来当伙夫，保证太君满意。鬼子对小寿子虽然信任，但招个中国人来烧饭做菜却不大放心，经小寿子再三拍胸担保，最后说喊来试用一下再说吧。
据老戚告诉我，他姐夫去面试那天，一下做了好几样菜。鬼子先让两条中国狗试吃，确定无事后，又让两条日本狼狗试吃，再确定无事后，才给人吃。结果是个个跷大拇指：“米西大大的好！”
试用过关后，老戚姐夫即被录用，并且一干就是几年。由于老实本分，手艺又好，渐渐成了日本太君信得过的人。鬼子不像有些中国人，嘴上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实际上成天对周围人疑神疑鬼，鬼子一旦信了某人，往往持之以恒，否则，本文的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到了1940年，汪伪政府建立，南京城的市面虽比早两年有了些起色，但老戚的生活并无好转，这时他依然做小生意糊口，一对双胞胎儿子渐渐大了，日子越来越难过。假如不是一个意外机会的出现，用老戚的话说，他全家真不知能否熬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意外机会，完全是拜他那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当厨师的姐夫所赐。
1937年底日军攻入南京城后，对南京广大军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烧杀奸掠暴行，为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诟病，为了挽回恶劣影响，同时出于长期占领的考虑，日军不得不对士兵暴行有所约束，开始注意控制军纪，维持地方治安，于1938年成立了南京宪兵司令部。当时的宪兵司令部位于道署街（现瞻园路）瞻园旁。
按日本的“宪兵法令”，宪兵属陆军兵科，负责军事安全及军纪维护，兼掌司法警察业务。具体任务就是负责维持军队纪律，保障军队命令的贯彻执行，处理军队中的各种刑事案件，特别是军人的违犯军纪事件，包括逮捕、关押、看守、审讯、处决等等。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军队中的警察。此外，宪兵并不仅仅只管军内事务，遇有地方上的重大事件（诸如反日抗日及重大刑案），宪兵也直接插手，直到汪伪成立警察局后，才逐渐将部分管辖权移交后者。
据老戚讲，鬼子宪兵的权力相当大，普通日军见了宪兵，莫不畏惧三分，即便是中下级军官，在宪兵面前也不敢贸然顶撞，当时对鬼子宪兵，素有“见官大一级”之说。对日本人如此，对中国人更厉害，但凡涉及反日嫌疑者，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不死也得扒层皮。在中国百姓眼中，日本宪兵司令部简直就是阎王殿。据老南京人回忆，宪兵司令部所处的那条道署街，终年冷冷清清，路人大都绕道而行。
鬼子对宪兵素质的要求极高，除对天皇忠心不贰外，文化水平必须在高中以上，对身高、相貌、健康均有严格要求，经专门训练方可充任。其成分多为作战有功的陆军兵士，其中也有少数“我爸是李刚”之类有来头的名门子弟。当时，鬼子的作战兵员调动很频繁，但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却很少变动。老戚后来在宪兵司令部里所待的几年中，周围大部分都是熟面孔，有几个还成了朋友，常在一起喝酒。
1938年后，随着维新政府及后来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先后实施了一些安民措施，局势渐趋平稳，店面逐渐恢复营业，城市人口也渐渐多了起来，南京再度成为苏浙皖地区重镇。为了维持表面繁华，推行“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日军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军纪整饬，禁止驻军士兵恣意胡来，不准随便扰民。
问题在于大日本皇军的士兵们对此却不大买账，仍经常有日兵在商店强拿东西不付钱，到饭馆吃白食，遇到商家不满动辄行凶伤人。更有甚者，少数日军和汪伪士兵勾结，居然将部队军用物资盗出贩卖，用赃款下馆子，逛窑子。
日军当局得悉这些情况后，恼火万分，严令宪兵司令部“从重从快”打击这些同门败类，对违规违纪日军，一经发现，一律严惩不贷。用当今中国时髦的官话就是：大大加强了内部的监管力度。
“严打”一阵后，情况好了些，扰民事件基本止住了，但内部偷盗军用物资现象却始终未断，仍然时有发生，而这恰恰正是鬼子当局最不能容忍的家丑。
经过仔细分析，他们发现主要问题出在宪兵身上：宪兵们查处犯事日军时，普遍存在手下留情现象，对逮到的犯事者，下手也不够狠。想想也是，在他们看来，大家都是大日本皇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如今少数不争气的本家虽说可恨，毕竟是同一战壕弟兄，动不动将他们送进行刑室，实在心有不忍。
原因既然找到，日军宪兵司令部的头头们很快想出了一个妙计：既然皇军对皇军下不了手，那何不利用“支那人”来解决问题？只要晓以利害，许以好处，肯替皇军忠心办事的大有人在，宪兵司令部头头们决定建立一支由清一色中国人组成的宪兵内部特工队。
原先是打算从现有的便衣队中抽一部分人来干的，但考虑便衣队成分太乱，好多地痞流氓混杂其中，这些家伙吓吓老百姓可以，如授以协助皇军整饬军纪的重任显然不行。日本人决定另起炉灶，单独建队。
这特工队独立建制，直接受宪兵司令部头头亲自领导，不仅拥有日本宪兵的特权，并且有权对宪兵暗中监视调查，可算得上宪兵中的“宪兵”（注：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政权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建立过名噪一时的“特工总部”，该部名义上只对汪伪负责，不受上海宪兵司令部领导，相互独立并存，实际上它仍处处仰承日本人鼻息，其真正权限远不如本文所述的特工队）。
方案既定，剩下的只是招募人选问题了。公开招募肯定不行，日本人决定，除通知汪伪政权协助外，另外靠已录用在宪兵司令部内部的中国人引荐。
上文已提到，老戚当厨师的姐夫已成为日本太君信得过的人，这次理所当然被要求介绍几个靠得住的亲友来应募特工队。事先鬼子特别强调，来人一定要绝对可靠，除了对皇军绝对忠心外，吃喝嫖赌之徒一概不要，有病的不要，不识字的不要，没有家眷的也不要。鬼子还附带提醒，一无所有的穷人最好，等米下锅者更可优先（怪哉，无产阶级在某些情势下，似乎总会受到青睐）。
不用说，老戚成了姐夫首荐对象。论条件，老戚无一不符，姐夫只是担心一件：老戚长得又瘦又矮，天生一张黑脸，论相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而鬼子用人历来讲究容貌，日本宪兵们无论身高长相都有相当严格要求，如今把这又丑又黑的小舅子荐去，会不会惹得太君发火？
左思右想，咬了咬牙还是替老戚报了个名。为了防止意外，老戚姐夫另外又引荐了两个，心想即便老戚被刷掉，最后总会落得个把，起码不至于被怪罪。
面试那天，鬼子司令亲自坐堂挨个察看盘问。老戚和另两位由姐夫带着进入办公室后，看见司令年龄不大，戴金丝边眼镜，一副文人面相，待人相当和善，还是中国通，读写听讲都不用翻译。
三人中老戚是最后一个过堂。前两个被盘问一番都出去了，轮到老戚时，司令看了看手中老戚的登记表，接着起身离开写字台，双臂相抱，一手托腮，盯着老戚缓步绕了两圈，一边绕，一边微微摇头。
一看鬼子司令摇头，老戚姐夫心里连道“完了”，肯定是司令瞧不上眼前这位未来特工的尊容了，于是赶忙要上前帮忙说几句好话，谁知司令笑眯眯伸出手挡住了他：“你的，不用说，我的，大大明白。”
说完，鬼子司令返身在老戚登记表下方写了几行字，并将表格折了个角，单独放在一旁。做完这些后，司令笑容满面地拍了拍老戚姐夫肩膀：“你带来的三个，就他最好。我的，大大满意。”想了想又补充道：“你的，功劳大大！”
事后得知，这次应募报名的将近有二百人，被录取的只有三十多个，而这些人都是三天之后才接到录用通知，当场拍板的只有老戚一人！
老戚姐夫亲眼目睹这个丑八怪小舅子居然交此好运，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始终不明白司令太君究竟看中了老戚哪一点？他明明看到鬼子司令绕着老戚摇头，结果居然独独相中老戚，这鬼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倒是老戚大脑比他姐夫的厨师大脑发达得多，当时他估计之所以会被鬼子司令看中，很可能是因为自己这副长相非常难得，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被人正眼看，这恰恰是便衣特工的天生好皮囊，特对司令胃口。
我一直记得当年老戚侃到这里时的话：“那个鬼子司令朝我摇头，起先我也以为嫌我丑，不过我很快明白，那不是嫌我，意思是我这相貌太难得，太不容易找了。”
我听了不由对这位司令的“慧眼识人”赞叹不已，同时对中国辞典中“以貌取人”的贬义解释大大地不以为然。
就这样，老戚成了南京日军宪兵司令部内部特工队的一员。
接下来老戚他们受了三个月的特工集中突击培训，别看尊容不佳，老戚却特别聪明，门门测试名列前茅，特别是日语速成课目，一直独占鳌头。集训结束后，他们被分为三组，老戚任第一组组长。特工队直属宪兵司令部几个头头领导，与其他宪兵中队不发生横向关系。
临正式执行任务前，鬼子司令亲自对他们做了具体交代，特工队全部便衣执勤，每人配手枪、手铐和警哨，发有一枚特别“派司”，凭此“派司”可到处通行无阻。特工队不规定上下班时间，但每天二十四小时必须要有人值勤，遇有情况随时可向头头报告。鬼子司令特别强调，特工队盯查的重点是日本军人（包括宪兵），对社会上的案件可管可不管。
特工队的待遇也相当不错，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老戚讲的具体数额，只记得月薪大概可以买十石米，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薪水了。在老戚他们上任前，鬼子给每人又发了一笔安家费，上顿不接下顿的老戚家，终于一下从糠箩跳进了米箩。此外，鬼子司令每月还单独向每个组长支付一笔颇为可观的现金，用于雇佣、收买线人和告密者，这笔用项由组长根据需要处理，不必具体汇报，我想这其中肯定大有文章，不过没好意思问老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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