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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客枫城，竟然也有一个半月了。秋色如焚，照亮了近处人家白漆的三角墙和远处的森林。日暖云轻的星期日上午，十月的尾巴晒得懒洋洋的，垂下来，成为人家廊上贪睡的花猫。小阳春的北美，尤其是伊利诺毗连爱荷华的大平原上，所谓秋老虎，并不可怕，因为它斑斓而且柔顺，更近乎一只向阳的花猫。虽说不可怕，柔驯的晌午到了傍晚，也会伸出渐利的猫爪，凌晨的霜齿也会深深陷进乔木，将枯叶咬出斑斑的血迹。秋色之来，莫之能御。红得剖心滴血的是盐肤木，赤中带黑的，是擎天拔地的巨橡，金黄爽脆日色欲透的，则是满街的枫树了。说到枫树，中年的读者当会忆起大陆的红叶，唐诗的读者当会吟起“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的名句。美国中西部的枫树，却是黄叶。风起时，满城枫落，落无边无际的枫叶，下一季的黄雨。人行秋色之中，脚下踩的，发上戴的，肩上似有意无意飘坠的，莫非明艳的金黄与黄金。秋色之来，充塞乎天地之间。中秋节后，万圣节前，秋色一层浓似一层。到万圣节秋已可怜，不久女巫的扫帚，将扫尽遍地的落枫，圣诞老人的白髯，遂遮暗一九六四年的冬阳了。 而此际秋色犹深，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纽约到西雅图，纵你以七十英里的时速在超级公路上疾驶而去，也突不破重重的秋色了。枫城当然不叫枫城。伊利诺州的第二大城，皮奥瑞亚Ｐeoria是密西西比支流伊利诺河畔一座古老而繁荣的城市。说它古老，因为它建基于一六七三年，开镇史上，数伊州第一。说它繁荣，是因为世界闻名的毛虫Caterpillar履带开路机，总厂在此。然而这些与我无关。与我有关的，是枫城的一些人物，一些可能出现在马斯特斯的《匙河集》Spoon River Anthology中的人物。 在“亚洲教授计划”之下，我于中秋之夕，飞来枫城，成为此地布莱德利大学Bradley University的所谓客座教授。这是三四年级的一年选修课，总名“东亚研究”，在我之后，还有尼泊尔、印度和韩国的客座教授各一，各任半学期的讲授。我的部分自然是中国文学。班上一共有三十八个同学。由于选课异常自由，各系的同学都有，系别差异，从英国文学到历史，从家政到新闻，从数学到政治地理俱全。本来听说——听别人警告说——美国的大学生最好发问，且勇于和老师辩论。我的经验稍有不同。大致上，班上的学生都很注意听讲，有问必答，可是并不紧紧追诘。也许由于缺乏东方历史和语文的背景，谈到中国的问题，他们反而有些羞愧之色。最能引起普遍的兴趣的，恐怕是中国的文字，尤其是六书的象形和书法的篆隶行草。从中国的文字开始，我将他们的兴趣带向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和唐诗。每读一首诗，我都为他们准备一篇颇饶英诗意趣甚且合乎英诗格律的所谓“意译”，一篇逐字逐句追摹原文的所谓“直译”，最后还有一篇罗马拼音的音译。这样绕着原文打转，自然比仅读粗枝大叶的“意译”较近真相。最令他们好奇而又困惑的，是四声平仄之类。无论如何努力，他们总不能把四声读准，尤其是阳平和上声。尽管如此，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古典诗的朗吟。 讲解每一首诗，我必用现代的我的江南国语读一遍，然后用老派名士的腔调朗吟一遍。虽然我的吟法，父亲听了，会说非闽非粤，死去的舅舅听了，会皱起长眉说念走了腔，而我 的四川国文老师科举时的拔贡会放下嘴边的旱烟筒直摇头，我自吟自听，倒觉得蛮过瘾的，大有“余亦能高咏”之慨。至少安格尔教授听了，说过marvellous之类的字眼。布莱德利班上的同学们，似乎也有同感。因为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曾不能使他们进入诗的意境，而朗吟的节奏与音色，却是超意境且直接诉诸听觉的。 可是面对满座的金发与碧瞳，面对玛丽亚和维纳斯的儿女们，吟起“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那又是怎样的滋味?伊利诺的大平原上，偶尔也见垂杨，但美国的垂杨不知六朝，也未闻台城，美国的枫树更不解何为吴江。“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眼前这些美国的小儿女，更不解长安的意义了。 可是美国的青年，也有很可爱的。大致上，我班上的学生都很用功，且认真阅读指定的参考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喜Náncy Ann Kelley，因为她总是考第一，而且读完了《红 楼梦》。伶俐而且娇小，颇有一点拉丁女娃的风味，挽得高高的棕色长发，垂得低低的眼睫，应该上雷努瓦或是莫地里安尼的画面。她的答案总是清晰而中肯，显示她认真地了解那些问题。她将贾谊的《鹏鸟赋》和坡的《大鸦》对比，分析得非常得体。在“校友回校”期间，她曾参加Homecoming Queen的竞选，结果虽然落选，却赢得不少注意。 某日秋雾弥漫，方进早膳，发现班上的施路哈Adam Szluha端了咖啡过来同座。感觉他的英语有些异样，追问下，始吐露他是匈牙利人。和他谈起李斯特和巴尔托克的音乐，眉宇间渐展喜色，说两人的作曲多受匈牙利民歌的影响。最后他才告诉我，离开匈牙利已经八年了。当年和他一起越境逃亡的许多同伴，由于经不起旅途的折磨和乡愁的呼唤，不少人只到了巴黎，便纷纷回去匈牙利。只有施路哈和他的弟弟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可是在美国，施路哈说，两兄弟并不能经常见面。忙于生活，他们总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最近施路哈的父母将从匈牙利来美国，看两个久别的男孩子。说到这里，施路哈的眼眶都红了。 班上另一个男孩，也曾有类似的经验。那是巴尔纳比Stephen Ｂarnabee。瘦长而秀逸，尖尖的鼻子，灵活而湛蓝的眼眸，披一头漂亮的棕发。有一次小考，他最后交卷，说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竟然送他——指着试题——这样棘手的礼物。当天中午，我请他在学生中心的自助餐厅吃炸鸡。那天巴尔纳比刚满二十一岁，算是成人了，一团高兴。原来美国的小伙子有两个大生日，值得大庆特庆。那是十六岁生日和二十一岁生日——十六岁是可以开车的年龄；而二十一岁是成年，到这一天，你可以去投票选高华德或是詹森，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堂然步入酒肆，向酒保大呼：“一杯威士忌!”那天我当然没请巴尔纳比喝酒，可是在可口可乐与炸鸡之间，巴尔纳比告诉我他在西德做钢铁锯工的生活，说他怎么喜欢慕尼黑，怎么从西柏林乘火车去东德，看东德无欢的市民和冷落的街道，看东德的警察手持冲锋枪戒备 的情况。 高大，英挺，整齐的平头，深黑的眉下闪动着热切的眼睛和微笑的齿光，那是克尼尔William Kneer，我叫他比尔。他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皮奥瑞亚本地人。我来了没多久，比尔便代表校刊《布莱德利侦探》The Bradley Scout来采访，之后便在十月一号的那一期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我的讲课，原不囿于中国的古典诗。接着唐诗，我讲到中国的散文——先秦诸子的散文、史记的散文、六朝的骈文，和韩愈的古文运动。之后便是中国的小说，限于时间，只能以《红楼梦》为中心。最后的两个礼拜，我便集中在现代文学，谈到梁启超的新文体，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谈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谈到以胡陈为例的自由作家与左翼作家的分裂，以及胡风的被整肃，新月社的风流云散，左翼作家的雄踞文坛。最后谈到台湾现代文艺的运动，现代诗和抽象画的高度发展，并且放映七十多幅抽象画与二百多幅古典画的彩色幻灯片。此外，我更应邀在当地美以美教会概述中国的宗教，在宗教系的班上谈中国的文字，并在英文系的班上诵读中国的古典诗与现代诗。 居停主人，美以美教会的牧师杜伦夫妇Rev． Mrs．F．Roy Doland，待我异常亲切，使我远适域外，仍得分享家庭乐趣。由于他们的向导，我有机会瞻仰到民主巨人林肯在新萨伦New Salem的遗迹，和他在春田Spring Field的纪念碑与故居。那是十月下旬，响朗朗的一个晴日下午，小阳春的天气，宛若回光一瞥，欲去还留。方向盘在杜伦先生阔厚的掌中，指挥一九六四的雪翡瑙瓦，饕餮多少英里的秋色。高速的观览中，成熟的风景慷慨地展现她的多姿，地平线和纵游之目在天地难解处捉迷藏，反正伊利诺州有足够的平原，让你驰车，驰目，驰骋幻想。没有什么比春秋佳日坐在疾行的车中更能放纵幻想的了。七十英里，七十五英里，八十五英里，速度快得似乎可以逸出悲哀的常轨，而不知名的国度似乎即在面前涌起。毕竟秋季已经成长到饱和，橡叶已经红得发焦，枫叶已经黄得伤眼，然而映在这季节最后的残照里，犹堪支撑一个美的宇宙，在雾后雪前，暂驻奇迹。四车并驶的公路，截过好几片鹿苑，路边的交通牌上，注着Deer Crossing，虽然不见鹿迹，已增多少仙意。据说游鹿来去自如，有时撞上汽车，会造成车破鹿亡。更据说，群兽目无交通规则， 每有野兔和臭鼬之类的小可怜，辗毙轮下，因为超级公路上面，最低时速且限于四十五英里。时速到六十英里时，从起念刹车到戛然车停，已然滑行了三百六十六英尺。像王维夫子那种“晴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的温吞劲儿，准给人家的喇叭大轰特轰了。据说辗死臭鼬最为倒霉，因为其臭黏附轮胎，历久不衰，虽力拭亦不去。 在新萨伦的林肯遗迹徘徊了两个小时，回顾当日林肯村居的种种情况。一切停顿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表面。泥糊石砌的老木屋中，笨重的桌椅和高架床，方花格子的桌布，犹闻唧唧的纺机，纵横可数的木条地板，一切都似乎停顿在马克?吐温作品的插图里，给人一种拨不开的时间之幻觉。到春田已欲黄昏。斜阳自州府大厦高耸的塔尖上滑下来，余温已然敌不住暮的锋芒。在斜晖中，看到落锁的林肯旧宅。此中人已进入历史，住在永恒，犹有十几个游人，徘徊宅前，似欲逆泳而上时间之流。等我们攀上林肯纪念碑的大理石阶，落日颓然西下，夜色忽已连环。在寒气渐侵的苍茫中，辨认建墓时三十七州的古朴石徽。州各一石，重大如碑，而石分九型，据说是从明尼苏达、密苏里、马萨诸塞、阿肯色、犹他、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比利时的大理石矿中采来。衬在墨蓝的夜空上，一百一十七尺的方尖塔犹兀自矗起民主的意志，下面的四只角上，为自由而斗的英雄们仍然在进行南北战争——步兵群、骑兵队、海军和炮兵的青铜像座，似仍在抢夺一个铿锵的胜利。林肯死于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五日，明年正是百周年纪念。百年后，民主的道路仍未平坦，且似乎更加崎岖。 归途，阔大的平原罩上了渺茫的神秘。平直的公路，无声地伸入未知，如梦的车首灯光，拓开了一片黑暗，又被吞入另一片黑暗。我们平稳地向前游弋，从一个未知向另一个未知，看夜在车窗外设计着几何图形，且忙于变换星的坐标，绕着青兮兮的北极星。黄灯眨着诡谲。红灯瞪着无礼的警告。白灯交换着匆匆的眼色，朝相反的方向投入黑暗。三百六十度的黑暗。黑暗在黑暗中泛滥着黑暗在黑暗中染黑了黑暗。鲸鱼在南方巨伟地泅泳，偶尔喷出一粒流星。终于，夜决定是缺少了一个半圆形。于是初七的半月从车窗的右后侧追了过来，把好几品脱的清光泼在我们的发上。如果这时此身在中国。如果这时中国在汉朝。如果我的古典情人在汉朝等我，在汉朝冰肌的月光中，在眼前这般恍悠悠的青白色的月光中洗她乌黑的长发，黑得晶亮的长发，如果。而忘了如梦的车首灯不过是指向皮奥瑞亚，指向枫城。忘了车外，万圣节渐近的夜空中，骑帚的女巫们，都不用点灯的。 第2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书斋?书灾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Horace Walpole中世纪的歌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里、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喏，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面，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爱荷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读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来是从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账。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远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有两行 谐诗： When I am dead，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t，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 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 “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曾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巨生C.L．Dodgson，笔名Lewis Carroll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达巨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 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终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书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缪斯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买来，集少成多的中英文书籍。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et 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的古拙，“花园丛书”Garden City 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 Art Books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约翰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多页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凡高的画集，康明思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牛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孕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缪斯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砺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王敬羲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 第3辑 凭一张地图 凭一张地图 一百八十年前，苏格兰的文豪卡莱尔从家乡艾克雷夫城Ecclefechan徒步去爱丁堡上大学，八十四英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天。七月底我在英国驾车旅行，循着卡莱尔古老的足印，他跋涉三天的长途，我三小时就到了。凡在那一带开过山路的人都知道，那一条路，三天就徒步走完，绝非易事，不由得我不佩服卡莱尔的体力与毅力。凭那样的毅力，也难怪他能在《法国革命》一书的原稿被焚之后，竟然再写一次。 出国旅行，最便捷的方式当然是乘飞机，但是机票太贵，机窗外面只见云来雾去，而各国的机场也都大同小异，飞机只是蜻蜓点水，要看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还是乘火车、汽车、单车。不过火车只停大站，而且受制于时间表，单车呢，又怕风雨，而且不堪重载。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开车，只要公路网所及之处，凭一张精确而美丽的地图，凭着旁座读地图的伴侣，我总爱开车去游历。只要神奇的方向盘在手，天涯海角的名胜古迹都可以召来车前。 十三年前的仲夏我在澳洲，想从沙漠中央的孤城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租车去看红岩奇景。那时我驾驶的经验只限于美国，但是澳洲和英国一样，驾驶座是在右边。一坐上租来的车子，左右相反，顿觉天旋地转，无所适从，只好退车。在香港开车八年，久已习于右座驾驶，所以今夏去西欧开车，时左时右，再也难不倒我。 飞去巴黎之前，我在香港买了西欧的火车月票。凭了这种颇贵的长期车票Eurailpass，我可以在西欧各国随时搭车，坐的是头等车厢，而且不计路程的远近。二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也可以买这种长期票，价格较低，但是只能坐二等。所以在西班牙和法国旅行时，我尽量搭乘火车。火车不便的地方，就租车来开，因此不少偏僻的村镇，我都去过。英国没有加入西欧这种长期票的组织，我在英国旅行，就完全自己开车。 在西欧租车，相当昂贵，租费不但按日计算，还要按照里数。且以两千西西的中型车为例，在西班牙每天租金是五千西币Peseta，每二十元值港币一元，每开一公里再收四十五西币，加上保险和汽油，就很贵了。在法国租这样一辆车，每天收二百法郎约合一百七十港币，每公里再收二法郎，比西班牙稍为便宜。问题在于：按里收费，就开不痛快。如果像美国人那样长途开车，平均每天三百英里，即四百八十公里，单以里程来计，每天就接近一千法郎了。 幸好英国跟美国一样大方，租车只计日数，不计里数，所以我在英国开车，不计山长水远，最是意气风发。路远，当然多耗汽油，可是比起按里收费来，简直不算什么。伦敦的租车业真是洋洋大观，电话簿的“黄页”一连百多家车行。你可以连车带司机一起租，那车，当然是极奢华的劳斯莱斯或者戴姆勒。你也可以把车开去西欧各国。甚至你可以预先租好，一下飞机，就有车可开。我在英国租了一辆快意Fiat Regata，八天 内开了一千三百英里，只收二百三十英镑，比在西班牙和法国便宜得多。 伦敦租车行的漂亮小姐威胁我说：“你开车出伦敦，最好有人带路，收费五镑。”我不服气道：“纽约也好，芝加哥也好，我都随便进进出出，怕什么伦敦?”她把伦敦市街的详图向我一折又一折地摊开，盖没了整个大桌面，咬字清晰地说道：“哪，这是伦敦!大街小巷两千多条，弯的多，直的少，好多还是单行道。至于路牌嘛，只告诉你怎么进城，不告诉你怎么出城。你瞧着办吧，开不出城把车丢在半路的顾客，多的是。” 我怔住了，心想这伦敦恐怕真是难缠，便沉吟起来。第二天车行派人来交车，我果然请她带我出城，在去牛津的路边停下车来，从我手上接过五镑钞票，告别而去。我没有说错，来交车的是一个“她”，不是“他”。我在旅馆的大厅上站了足足十分钟，等一个彪形的司机出现。最后那司机开口了：“你是余先生吗?”竟是一位清秀的中年太太。我冲口说：“没想到是一位女士。”她笑道：“应该是男士吗？” 在西欧开车，许多地方不如在美国那么舒服。西欧纬度高，夏季短，汽车大半没有冷气，只能吹风，太阳一出来，车厢里就觉得燠热。公路两旁的休息站很少，加油也不太方便。路牌矮而小，往往是白底黑字，字体细瘦，不像美国的那样横空而起，当顶而过，巨如牌坊。英国公路上两道相交，不像美国那么豪华，大造其四叶苜蓿Clover?leaf的立体花桥，只用一个圆环来分道，车势就缓多了。长途之上绝少广告牌，固然山水清明，游目无碍，久之却也感到寂寥，好像已经驶出了人间。等到暮色起时，也找不到美式的汽车客栈。 第4辑 幽默的境界 戏孔三题 争先恐后 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已故的孔仲温教授，乃孔子八十多代的后人，生前文质彬彬，谦谦君子，乘电梯总是让我先走。有一次我们又同电梯，我笑问他： “你们伟大的先人带曾子出门，谁走前面？” 他说：“当然是孔子。” 我说：“错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是曾子。” 他说：“凭什么？” 我说：“争先恐后。” 比丘比尼 据说韩愈谏迎佛骨，贬官潮阳，途中阻雪。侄孙韩湘冒雪相送，韩愈赠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名句。当晚宿于蓝关驿舍，韩愈长叹一声，对韩湘说：“释教蓄意颠覆儒家，我早就看出来了。”韩湘追问其详，韩愈说：“和尚叫做比丘，倒也罢了，尼姑又叫比丘尼，就太过分。分明是冲着圣人来的，不但要跟孔丘比，还要比仲尼呢！” 孔夫子印名片 孔子收到美国“世界汉学国际研讨会”的请柬，邀他在开幕典礼后作专题演讲，十分高兴，准备先去印一盒名片。文具店老板见圣人来了，异常恭敬，问清楚名片要中英文对照，对孔子说：“英文的一面，不知该怎么称呼？” “不是有现成的Confucius吗？”孔子反问。 “那是外国人对您老的尊称，‘孔夫子’拉丁化的说法。”老板笑笑说，“您老不好意思自称‘孔夫子’吧。” “那倒是的。”孔子想到自己平常鼓吹谦虚之道，不禁沉吟起来，“那，该怎么印呢？” “杜甫昨天也来过。”老板说。 “哦，他的名字怎么印的？”孔子问。 “杜先生本来要印Tu Fu。”老板说，“我一听，说，不好，太像‘豆腐’。杜先生说，那就倒过来，叫Fu Tu好了。我说，那更不行，简直像‘糊涂’！” “那怎么办？”孔子问。 “后来我对诗圣说：‘您老不是字子美吗？子美，子美……有了！’杜甫说：‘怎么有了？’我说：‘杜子美’就叫Jimmy Tu吧！” 孔子笑起来，叫一声“妙！” “其实韩愈也来过。”老板又说。 “真的呀？”孔子更好奇了。“他就印Han Yu吧？” “本来他要这样的。”老板说。“我一听又说不行，太像Hang You了。韩老说，‘倒过来呢？’我说，You hang？那也不行。不是‘吊死你’就是‘你去上吊吧’，太不雅了。” “后来呢？”孔子问。 “后来呀，”老板得意洋洋，“还是我想到韩老的故乡，对他说：‘您老不是韩昌黎吗？’他说‘是呀’。我说就印Charlie Han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孔子笑罢，又皱起眉头，说，“他们都解决了，可是我到底怎么印呢？” 老板想了一下，叫道：“有了！” “怎么啦？”孔子问。 “您老不是字仲尼吗？”老板笑道。 “对呀。”孔子满脸期待。 老板大叫：“就印Johnny Kong好了！“ 不久那家文具店国际闻名。大家这才发现，那老板原来是诸葛亮假装的。 第5辑 日不落家 日不落家 １ 一元的旧港币上有一只雄狮，戴冕控球，姿态十分威武。但七月一日以后，香港归还了中国，那顶金冠就要失色，而那只圆球也不能号称全球了。伊丽莎白二世在位，已经四十五年，恰与一世相等。在两位伊丽莎白之间，大英帝国从起建到瓦解，凡历四百余年，与汉代相当。方其全盛，这帝国的属地藩邦、运河军港，遍布了水陆大球，天下四分，独占其一，为历来帝国之所未见，有“日不落国”之称。 而现在，日落帝国，照艳了香港最后这一片晚霞。“日不落国”将成为历史，代之而兴的乃是“日不落家”。 冷战时代过后，国际日趋开放，交流日见频繁，加以旅游便利，资讯发达，这世界真要变成地球村了。于是同一家人辞乡背井，散落到海角天涯，昼夜颠倒，寒暑对照，便成了“日不落家”。今年我们的四个女儿，两个在北美，两个在西欧，留下我们二老守在岛上。一家而分在五国，你醒我睡，不可同日而语，也成了“日不落家”。 幼女季珊留法五年，先在翁热修法文，后去巴黎读广告设计，点唇画眉，似乎沾上了一些高卢风味。我家英语程度不低，但家人的法语发音，常会遭她纠正。她擅于学人口吻，并佐以滑稽的手势，常逗得母亲和姐姐们开心，轻则解颜，剧则捧腹。可以想见，她的笑话多半取自法国经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法国男人。马歇?马叟是她的偶像，害得她一度想学默剧。不过她的设计也学得不赖，我译的王尔德喜剧《理想丈夫》，便是她做的封面。现在她住在加拿大，一个人孤悬在温哥华南郊，跟我们的时差是早八小时。 长女珊珊在堪萨斯修完艺术史后，就一直留在美国，做了长久的纽约客。大都会的艺馆画廊既多，展览又频，正可尽情饱赏。珊珊也没有闲着，远流版两巨册的《现代艺术理论》就是她公余、厨余的译绩。华人画家在东岸出画集，也屡次请她写序。看来我的“序灾”她也有份了，成了“家患”，虽然苦些，却非徒劳。她已经做了母亲，男孩四岁，女孩未满两岁。家教所及，那小男孩一面挥舞恐龙和电动神兵，一面却随口叫出凡高和蒙娜丽莎的名字，把考古、科技、艺术合而为一，十足一个博闻强记的顽童。四姐妹中珊珊来得最早，在生动的回忆里她是破天荒第一声婴啼，一婴开啼，众婴响应，带来了日后八根小辫子飞舞的热闹与繁华。然而这些年来她离开我们也最久，而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也最不容易回台，所以只好安于“日不落家”，不便常回“娘家”了，她和么妹之间隔了一整个美洲大陆，时差，又早了三个小时。 凌越淼淼的大西洋更往东去，五小时的时差，便到了莎士比亚所赞的故乡，“一块宝石镶嵌在银涛之上”。次女幼珊在曼彻斯特大学专攻华滋华斯，正襟危坐，苦读的是诗翁浩繁的全集，逍遥汗漫，优游的也还是诗翁俯仰的湖区。华滋华斯乃英国浪漫诗派的主峰，幼珊在柏克莱写硕士论文，仰攀的是这翠微，十年后径去华氏故乡，在曼城写博士论文，登临的仍是这雪顶，真可谓从一而终。世上最亲近华氏的女子，当然是他的妹妹桃乐赛（Dorothy Wordsworth），其次呢，恐怕就轮到我家的二女儿了。 幼珊留英，将满三年，已经是一口不列颠腔。每逢朋友访英，她义不容辞，总得驾车载客去西北的坎布利亚，一览湖区绝色，简直成了华滋华斯的特勤导游。如此贡献，只怕桃乐赛也无能为力吧。我常劝幼珊在撰正论之余，把她的英国经验，包括湖区的唯美之旅，一一分题写成杂文小品，免得日后“留英”变成“留白”。她却惜墨如金，始终不曾下笔，正如她的么妹空将法国岁月藏在心中。幼珊虽然远在英国，今年却不显得怎么孤单，因为三妹佩珊正在比利时研究，见面不难，没有时差。我们的三女儿反应迅速，兴趣广泛；而且“见异思迁”：她拿的三个学位依次是历史学士、广告硕士、行销博士。所以我叫她做“柳三变”。在香港读中文大学的时候，她的钢琴演奏曾经考取八级，一度有意去美国主修音乐；后来又任《星岛日报》的文教记者。所以在餐桌上我常笑语家人：“记者面前，说话当心。” 回台以后，佩珊一直在东海的企管系任教，这些年来，更把本行的名著三种译成中文，在“天下”、“远流”出版。今年她去比利时做市场调查，范围兼及荷兰、英国。据我这做父亲的看来，她对消费的兴趣，不但是学术，也是癖好，尤其是对于精品。她的比利时之旅，不但饱览佛朗德斯名画，而且遍尝各种美酒，更远征土耳其，去清真寺仰听尖塔上悠扬的呼祷，想必是十分丰盛的经验。 ２ 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这感觉，看电视上的气象报告最为具体。台湾太热，温差又小，本地的气象报告不够生动，所以爱看外地的冷暖，尤其是够酷的低温。每次播到大陆各地，我总是寻找沈阳和兰州。“哇!零下十二度耶!过瘾啊!”于是一整幅雪景当面掴来，觉得这世界还是多彩多姿的。 一家既分五国，气候自然各殊。其实四个女儿都在寒带，最北的曼彻斯特约当北纬五十三度又半，最南的纽约也还有四十一度，都属于高纬了。总而言之，四个女儿纬差虽达十二度，但气温大同，只得一个冷字。其中幼珊最为怕冷，偏偏曼彻斯特严寒欺人，而读不完的华滋华斯又必须久坐苦读，难抵凛冽。对比之下，低纬二十二度半的高雄是暖得多了，即使嚷嚷寒流犯境，也不过等于英国的仲夏之夜，得盖被窝。 黄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时辰，气象报告总是由近而远，终于播到了北美与西欧，把我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都市聚焦。陌生，因为是寒带。亲切，因为是我们的孩子所在。 “温哥华还在零下!” “暴风雪袭击纽约，机场关闭!” “伦敦都这么冷了，曼彻斯特更不得了!” “布鲁塞尔呢，也差不多吧?” 坐在热带的凉椅上看国外的气象，我们总这么大惊小怪，并不是因为没有见识过冰雪，或是孩子们还在稚龄，不知保暖，更不是因为那些国家太简陋，难以御寒。只因为父母老了，念女情深，在记忆的深处，梦的焦点，在见不得光的潜意识底层，女儿的神情笑貌仍似往昔，永远珍藏在娇憨的稚岁，童真的幼龄——所以天冷了，就得为她们加衣，天黑了，就等待她们一一回来，向热腾腾的晚餐，向餐桌顶上金黄的吊灯报到，才能众辫聚首，众瓣围葩，辐辏成一朵烘闹的向日葵。每当我眷顾往昔，年轻的幸福感就在这一景停格。 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错过了自己的童年，还有第二次机会，那便是自己子女的童年。年轻爸爸的幸福感，大概仅次于年轻妈妈了。在厦门街绿阴深邃的巷子里，我曾是这么一位顾盼自得的年轻爸爸，四个女婴先后裹着奶香的襁褓，投进我喜悦的怀抱。黑白分明，新造的灵瞳灼灼向我转来，定睛在我脸上，不移也不眨，凝神认真地读我，似乎有一点困惑。 “好像不是那个（妈妈）呢，这个（男人）。”她用超语言的混沌意识在说我，而我，更逼近她的脸庞，用超语言的笑容向她示意：“我不是别人，是你爸爸，爱你，也许比不上你妈妈那么周到，但不会比她较少。”她用超经验的直觉将我的笑容解码，于是学起我来，忽然也笑了。这是父女间第一次相视而笑，像风吹水绽，自成涟漪，却不落言诠，不留痕迹。 为了女婴灵秀可爱，幼稚可哂，我们笑。受了我们笑容的启示，笑声的鼓舞，女婴也笑了。女婴一笑，我们以笑回答。女婴一哭，我们笑得更多。女婴刚会起立，我们用笑勉励。她又跌坐在地，我们用笑安抚。四个女婴马戏团一般相继翻筋斗来投我家，然后是带爬、带跌、带摇、带晃，扑进我们张迎的怀里——她们的童年是我们的“笑季”。 为了逗她们笑，我们做鬼脸。为了教她们牙牙学语，我们自己先儿语牙牙：“这是豆豆，那是饼饼，虫虫虫虫飞!”成人之间不屑也不敢的幼稚口吻、离奇动作，我们在孩子面前，特权似的，却可以完全解放，尽情表演。在孩子的真童年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假童年，乡愁一般再过一次小时候，管它是真是假，是一半还是完全。 快乐的童年是双全的互惠：一方面孩子长大了，孺慕儿时的亲恩；一方面父母老了，眷念子女的儿时。因为父母与稚儿之间的亲情，最原始、最纯粹、最强烈，印象最久也最深沉，虽经万劫亦不可磨灭。坐在电视机前，看气象而念四女，心底浮现的常是她们孩时，仰面伸手，依依求抱的憨态，只因那形象最萦我心。 最萦我心是第一个长夏，珊珊卧在白纱帐里，任我把摇篮摇来摇去，乌眸灼灼仍对我仰视，窗外一巷的蝉嘶。是幼珊从躺床洞孔倒爬了出来，在地上颤颤昂头像一只小胖兽，令众人大吃一惊，又哄然失笑。是带佩珊去看电影，她水亮的眼珠在暗中转动，闪着银幕的反光，神情那样紧张而专注，小手微汗在我的手里。是季珊小时候怕打雷和鞭炮，巨响一迸发就把哭声埋进婆婆的怀里，呜咽久之。 不知道她们的母亲，记忆中是怎样为每一个女孩的初貌取景造形。也许是太密太繁了，不一而足，甚至要远溯到成形以前，不是形象，而是触觉，是胎里的颠倒蜷伏，手撑脚踢。 当一切追溯到源头，混沌初开，女婴的生命起自父精巧遇到母卵，正是所有爱情故事的雏形。从父体出发长征的，万头攒动，是适者得岸的蝌蚪宝宝，只有幸运的一头被母岛接纳。于是母女同体的十月因缘奇妙地开始。母亲把女婴安顿在子宫，用胚胎喂她，羊水护她，用脐带的专线跟她神秘地通话，给她暧昧的超安全感，更赋她心跳、脉搏与血型，直到大头蝌蚪变成了大头宝宝，大头朝下，抱臂交股，蜷成一团，准备向生之窄门拥挤顶撞，破母体而出，而且鼓动肺叶，用尚未吃奶的气力，嗓音惊天地而动鬼神，又像对母体告别，又像对母亲报到，洪亮的一声啼哭，“我来了!” ３ 母亲的恩情早在孩子会呼吸以前就开始。所以中国人计算年龄，是从成孕数起。那原始的十个月，虽然眼睛都还未睁开，已经样样向母亲索取，负欠太多。等到降世那天，同命必须分体，更要断然破胎、截然开骨，在剧烈加速的阵痛之中，挣扎着，夺门而出。生日蛋糕之甜，烛火之亮，是用母难之血来偿付的。但生产之大劫不过是母爱的开始，日后母亲的辛勤照顾，从抱到背，从扶到推，从拉拔到提掖，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劳，哪一样没有做过?《蓼莪》篇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其实肌肤之亲、操劳之勤，母亲远多于父亲。所以《蓼莪》又说：“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其中所言，多为母恩。“出入腹我”一句形容母不离子，最为传神，动物之中恐怕只有袋鼠家庭胜过人伦了。 从前是四个女儿常在身边，顾之复之，出入腹之。我存肌肤白皙，四女多得遗传，所以她们小时我戏呼之为“一窝小白鼠”。在丹佛时，长途旅行，一窝小白鼠全在我家车上，坐满后排。那情景，又像是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只篮里。我手握驾驶盘，不免倍加小心，但是全家同游，美景共享，却也心满意足。在香港的十年，晚餐桌上热汤蒸腾，灯氛温馨，四只小白鼠加一只大白鼠加我这大老鼠围成一桌，一时六口齐张，美肴争入，妙语争出，叽叽喳喳喧成一片，鼠伦之乐莫过于此。 而现在，一窝小白鼠全散在四方，这样的盛宴久已不再。剩下二老，只能在清冷的晚餐后，向国外的气象报告去揣摩四地的冷暖。中国人把见面打招呼叫做寒暄。我们每晚在电视上真的向四个女儿“寒暄”，非但不是客套，而且寓有真情，因为中国人不惯和家人紧抱热吻，恩情流露，每在淡淡的问暖嘘寒，叮嘱添衣。 往往在气象报告之后，做母亲的一通长途电话，越洋跨洲，就直接拨到暴风雪的那一端，去“寒暄”一番，并且报告高雄家里的现况，例如父亲刚去墨西哥开会，或是下星期要去川大演讲，她也要同行。有时她一夜电话，打遍了西欧北美，耳听四国，把我们这“日不落家”的最新动态收集汇整。 看着做母亲的曳着电线，握着听筒，跟九千里外的女儿短话长说，那全神贯注的姿态，我顿然领悟，这还是母女连心、一线密语的习惯。不过以前是用脐带向体内腹语，而现在，是用电缆向海外传音。 而除了脐带情结之外，更不断写信，并附寄照片或剪稿，有时还寄包裹，把书籍、衣饰、药品、隐形眼镜等等，像后勤支援前线一般，源源不绝向海外供应。类此的补给从未中止，如同最初，母体用胎盘向新生命输送营养和氧气：绵绵的母爱，源源的母爱，唉，永不告竭。 所谓恩情，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所以是有增无减，且因累积而变得深厚。所以《诗经》叹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这一切的一切，从珊珊的第一声啼哭以前就开始了。若要彻底，就得追溯到四十五年前，当四个女婴的母亲初遇父亲，神话的封面刚刚揭开，罗曼史正当扉页。到女婴来时，便是美丽的插图了。第一图是父之囊。第二图是母之宫。第三图是育婴床，在内江街的妇产医院。第四图是摇婴篮，把四个女婴依次摇啊摇，没有摇到外婆桥，却摇成了少女，在厦门街深巷的一栋古屋。以后的插图就不用我多讲了。 这一幅插图，看哪，爸爸老了，还对着海峡之夜在灯下写诗。妈妈早入睡了，微闻鼾声。她也许正梦见从前，有一窝小白鼠跟她捉迷藏，躲到后来就走散了，而她太累，一时也追不回来。 第6辑 落日故人情 朋友四型 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能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一个人不能选择父母，但是除了鲁滨逊之外，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照说选来的东西，应该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对，但是事实又不尽然。你选别人，别人也选你。被选，是一种荣誉，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来按你门铃的人很多，岂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说来，按铃的人可以分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级而有趣。这种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而不可求。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朋友是自己的镜子。一个人有了这种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里去。东坡先生杖履所至，几曾出现低级而无趣的俗物? 第二型，高级而无趣。这种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诤友，甚至畏友了。这种朋友，有的知识丰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学兼优”像一个模范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么一点儿幽默感，活泼不起来。你总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个窍没有打通，因此无法豁然恍然，具备充分的现实感。跟他交谈，既不像打球那样，你来我往，此呼彼应，也不像滚雪球那样，把一个有趣的话题愈滚愈大。精力过人的一类，只管自己发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极的一类则以逸待劳，难得接你一球两球。无论对手是积极或消极，总之该你捡球，你不捡球，这场球是别想打下去的。这种畏友的遗憾，在于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 “接触面”广不起来。天下之大，他从城南到城北来找你的目的，只在讨论“死亡在法国现代小说中的特殊意义”，或是“爱斯基摩人对于性生活的态度”。为这种畏友捡一晚上的球，疲劳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友谊有点像吃药，太苦了一点。 第三型，低级而有趣。这种朋友极富娱乐价值，说笑话，他最黄；说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灵通；关系，他最广阔；好去处，他都去过；坏主意，他都打过。世界上任何话题他都接得下去，至于怎么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学问，就在不让外行人听出他没有学问。至于内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内行人呢?所以他的马脚在许多客厅和餐厅里跑来跑去，并不怎么露眼。这种人最会说话，餐桌上有了他，一定宾主尽欢，大家喝进去的美酒还不如听进去的美言那么“沁人心脾”。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如果说，第二型的朋友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学问，独缺常识，这一型的朋友则恰恰相反，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识，独缺学问。照说低级的人而有趣味，岂非低级趣味，你竟能与他同乐，岂非也有低级趣味之嫌?不过人性是广阔的，谁能保证自己毫无此种不良的成分呢?如果要你做鲁滨逊，你会选第三型还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礼拜五”呢? 第四型，低级而无趣。这种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样少，或然率相当之低，这种人当然自有一套价值标准，非但不会承认自己低级而无趣，恐怕还自以为又高级又有趣呢。然则，余不欲与之同乐矣。 第7辑 自豪与自幸 八闽归人 ——回乡十日记 自从两岸开放以来，我曾两次越过海峡，但是都到厦门为止，未能深入福建。今年九月，幸得福建省文联相邀，乃有十天的八闽之行，始于福州，更历武夷山、泉州，终于寻根回到阔别六十八年的祖籍永春，最后再由厦门返航。 飞抵榕城，正是中秋前夕。次夕月光圆满，在城东鼓山顶上有一个赏月盛会，朗诵或演唱的都是我历年所写的咏月之作，也免不了包括《乡愁》等诗。我自己也吟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在福州四天，活动繁多，除了瞻仰林则徐、严复、林纾、冰心的纪念馆，并在福建师大演讲之外，更有一整天的“余光中诗歌研讨会”。与会的海内外诗人、学人包括刘登翰、杨际岚、孙绍振、陈仲义、李元洛、古远清、黄曼君、朱双一、徐学、林承璜、姜耕玉、冯亦同、江弱水、江少川、王性初、王勇、黄晓峰、戴冠青、范宝慈、庄伟杰、钱虹、郭虹、傅天虹等多人。最令我感动的是，年逾八旬的前辈诗翁蔡其矫竟也到场发言。 武夷山的两天，气温仍高，不免有损仙气，却无碍文友们的豪气。第一天上午，众人从大斧劈皴法的晒布岩脚底，瞻上顾下、左避右闪，委委曲曲蹑过了一隙石缝，重回天光，更步步为营，一级级向天游峰顶仰攀上去。虽云只有八百八十八级，但山灵扯后腿的后劲愈来愈沉，就算英雄也不免气短。路回峰转，风景渐渐匍匐在脚下，回首惊艳，九曲溪水那么娴静地在谷底流过，像万山私隐的纯蓝色午梦泄漏了一截，竟然被凡眼偷窥。 当天下午转劳为逸，苦尽甘来。碗口粗细的长筒巨竹，两头烤弯，十六根并排扎成的竹筏，绑着三排六个座位，前后都有船夫或船娘撑篙。我们乘筏从九曲到二曲顺流而下，让一溪清浅用涟漪的笑靥推托着，看雄奇而高傲的山颜石貌一路将筏客迎了又送。经过上午的苦练，益显得下午的逍遥。山不转，水转。水真是智者，人随着水转。人转时，峰头起伏也跟着转了。所以说，万静不如一动。 泉州之旅不足一天，活动更是紧凑。抵埠已是半下午，只能忙中偷闲去开元寺，放缓脚步，跨过唐代高高的门槛，去菩提与老桑的密叶绿阴下，对着地震不塌的石塔悠然怀古。当晚在泉州音乐厅举行“余光中诗歌作品朗诵会”，除了我从早年的《扬子江船夫曲》到最近的《粥颂》等十五首诗外，更包括南音与高甲戏。《乡愁四韵》一首用闽南腔吟唱，尤能贯串古今。 次晨在华侨大学演讲“中文与英文”，接着车队就向西北进发，驶上最后一程：寻根之旅。 不到一百公里的归途，路面虽然宽坦，心境却多起伏。在记忆幼稚的深处，久蛰的孺慕与乡情，蠢蠢然似在蠕动。“头白东坡海外归”，东坡何曾归得了眉山？我又何幸，在三反五反之后，“文革”的大难之余，竟然有满车知音从福州一路伴我回头，只为了溯源而上，溯晋江的东溪而上，一窥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山县，怎样的灵山秀水，默化出他们青睐的诗人。 轮下所历，多为南安县境，地势渐高，所经多石矿与窑厂。一过诗山，便近永春县界了。镇名诗山，应为吉兆。永春县城在县境的东南，桃溪从青山簇里蜿蜒东来，将县城分为两岸，北岸人烟稠密，是辐辏的市区。迎面而来的先是彩色的三角旗成排成串，继有布条从高楼垂向街面，热情的标语欢迎永春之子迢迢归来。人潮渐密，车速减缓，终于停下。一出车立刻陷入乡亲的重围，绽笑的脸全向着我们，像满田盛开的葵花，远者挥手，近者一拥而上，或来握手，或来挽臂，语声鼎沸，有的呼叔公，有的叫叔叔，有的叫“光中舅”。有资格直呼我名的，想来都不在了。 人群稍稍让开，容我们——我们夫妻、傅孟丽、同来的作家们，从福州一路相伴的章绍同、朱明元、杨际岚、郭平等，还有报纸与电视的记者们——容我们过桥入城。这才发现还有刚放午学的小学生，列队两侧，吹号打鼓，并间歇地齐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队伍很长，像有两百人的样子。看到汗珠子在他们额上闪光，我一面感动，一面又十分疼惜、歉疚，觉得至少应该早点抵达，免得这许多小脸曝于犹烈的秋阳。 入城式的兴奋退潮后，我从侨联大厦的高窗俯瞰这古称桃源的县城。 我的父亲生在永春，曾去马来的麻埠办过小学，后来回乡，先是担任永春的教育局长，继又担任安溪县长。在他任教育局长期间，县里来了一位远客，令他注目。他看到的是一个江南女子，吴腔呢呢，刚由常州的师范学校毕业，千里迢迢，分发到这闽南腹地的陌生山城，来教八音咿呦而不懂普通话、更别提什么吴语的村童。我不能想像教育局长跟新来的外省教师该怎么交谈，一定是误会连连、傻笑不已吧！不过有情人总会传情的。鸡同鸭讲的情人总之结了婚，而且生下了我，不在这磊磊山县，而在繁华的石头城。 在我七岁时，他们曾经带我回永春住了半年。记忆中的故乡经过六十多年的侵蚀，早已暧暧然呈星云状态，只剩几个停格，根本说不上倒带，在记者们不断的盘问下，也供不出多少蛛丝马迹。总之我穷思苦忆所得，或是此行近乡情怯所盼的永春，都远远不如此刻，在窗口所见的新城这么高，这么生动而亮丽，街道宽阔而平直，楼屋大方而整洁。桃溪在现代工程的云龙桥下向东南流去，对岸的中国电信大厦，矗立二十层楼高，白壁交映着一排排绿窗，那气派哪像小县城？我原以为会重温褪色的黑白照片，此刻照眼的却是对准焦点的七彩分虹。 第二天上午车队迤逦，由县城向北出发，去洋上村的余氏祠堂祭祖。出得城来，车道渐高，一线蜿蜒没入远山丛中。已过中秋六日，天气仍如盛夏，亮晴的艳阳下四围山色，从近处的稻田到远峰的林荫，无际旷野满目青翠，名叫故乡。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我的心感到一种恬静的倦意。一生飘泊，今天至少该落一次锚，测童年有多深吧？ “下面就是你家了！”前座的泉州市文联主席陈日升回过头对我说。 斜落的坡道下，一座古朴的村庄，错落的人家红墙灰瓦，宁静地匍匐在谷底。“下面就是你家了！”一句话令我全身震颤，心头一紧。“下面果真是我的家吗？”泪水忽然盈目，忽然，我感到这一带隐隐青山、累累果林，都为我顾盼所拥有，相信我只要发出一声喊，十里内，枝头所有的芦柑都会回应。骤来的富足感一扫经年的乡愁。 村人全都拥到户外，或沿路欢迎，或倚楼张望，或紧随在身后，热闹有如过节。除了学童夹道挥旗，更有乐队呼应着舞狮，最后是一阵鞭炮声淹没了万籁。 夫妻俩经常被人潮冲散，偶然才萍水相逢，相对苦笑。几个近亲后辈如刑警扭送犯人一般，好不容易将我们挟持到祠堂。上百人跳栏似地跨过清朝的高门槛。奇迹一般，我终于站在祭祖的主位，浪子回头，面对列祖列宗的一排排牌位，乡情怯怯，孺念耿耿，朗读起祭文来。堂上阶下，片刻间总算是肃穆无声了。香烛冉冉，供案上摆着祭肴，两侧赫然是净了毛的全羊全猪，背上贴着红纸，头上还翘着双角与肥耳。 祭毕，人声恢复喧闹。余渊川和振生、汉生、群生三侄告诉我，下一步要去“万杉郑”古厝了。我转身对记者群大声说：“现在我要去老屋看一下，请大家不要跟了，让我和祖先静静在一起二十分钟！” 酱红的砖墙上覆压着鳞鳞的灰瓦，脊坡缓缓，脊角的燕尾斜斜，屋前的晒谷场长约三十米，屋后有古树嘉荫的庇佑：万杉郑与典型的四合院闽南旧厝并无差别。但是有一点截然不同，亲人告诉我，此屋坐南朝北，顺着他的指点远眺，就发现为什么了。两里路外，背负着北天一碧，连绵不断的山势，峰峦起伏，却有峥嵘的三顶拔萃，啊，拔翠而出。左边一峰名叫石齿，中峰名称玳瑁，右峰则为铁甲。吾叔余承尧腕底的永春山色，多半在此。难怪先人之庐要朝夕相对，而不愿转过头去，达摩面壁一般对南湖的近山了。 正眺望间，族人引一老叟来见，云是我儿时游伴，名余江海，大我三岁。我和这小伴又是老友热烈拥抱。他有点怕生，只顾傻笑，但不久就挽着我指点故居。他带我到后院一座小石磨前，说从前两人就推着磨玩，说我常爱坐在磨上。这时照相机竞相闪动，原来记者们早就潜入了。后院有土石砌成的平台，高出地面五尺，上有一排五株荔枝树，拔地蔽天，身材高过三楼，枝叶繁茂，华盖的绿荫清凉，可庇佑树下人溽暑无汗。 此刻那绿荫深密，正庇着江海和我。他告诉外地的众多来宾，当年就和我一同爬树，到高处去找鸟蛋。记者不免问我有什么感想，我拍拍江海的瘦肩说：“要不要比赛再爬树呀？”引得大家一笑。 越过灰瓦层叠的屋顶，透过荔枝交接的翠叶，玳瑁与铁甲的双峰迢迢可见。这一切山形与树色、灰瓦与赤壁，冥冥之中，必定如地下水一般渗入了我童稚的记忆之中，比四川村野的印象更近底层。否则日后我怎会这般忘情于山水，与造化如有夙缘，与一切宏美的壮观一见如故？ 族亲似乎暗通吾意，把并蒂的一双芦柑，那么绿油油富于生机，放到我手里，说：“把永春的特产水果带两只回去吧。” 有什么比这对孪生的绿孩子更能够吮吸故乡的乳汁与地气呢？绿柑盈握，有谁能比我更富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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