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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作家、《一号命令》作者叶兆言，趣谈数十位近现代名士的陈年旧事。
鲜为人知的老掌故、随手拈来，勾勒出一幅绝不苟且、坚守情怀的精英群像。
新集文字最大程度恢复曾被删减文字，此间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难言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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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遥想当年名士，因缘际会，成时代的风流人物。其人其事，令人不由得心向往之。名之曰“陈年旧事”，慨叹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陈年旧事》以简洁、朴实的笔法，勾勒了40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的人物形象。作者如数家珍般讲述了诸如胡适、林语堂、蔡元培、徐志摩、马寅初、吴梅、竺可桢等大师的老掌故老段子，将陈年旧事娓娓道来，道出一代名士不为人知的真情怀，读来别有一番味道。作者视野开阔，既问历史魂归何处，又涉现实关怀，其笔下人物令人神往，文字背后尽阅大师风范与时代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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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叶兆言
作家。原籍苏州，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花影》《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中篇小说《马文的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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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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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陈三立 虎子无犬父
李瑞清 一代非著名书法大师
蔡元培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蔡威廉 艺术家活得长很重要
林文铮 高开低走的悲剧人生
林风眠 画者的浪漫与凄凉
曾昭燏 曾国藩家族里的考古学姑娘
曾昭抡 学成数理化，也只走好了半片天下
俞大絪 你想象不到的显赫家世
俞大维 天才横溢，触手成春
傅斯年 学术界的曹操
罗家伦 当官第三，学问第二，最好的大学校长材料
朱家骅 国民党里的“又红又专”
陈立夫 官场沉浮，不如去新泽西当陶渊明
陈果夫 分到了蒋家王朝的原始股
陈布雷 生为蒋之人，死为蒋之鬼
马寅初 其实他和鲁迅一样，都是学地矿的
胡适 别看学位，看学问
赵元任 两颗假牙成就语言天才
竺可桢 为何宋人不知梅
陈西滢 鲁迅最痛恨的人
朱东润 天下尽欺老实人
徐志摩 毕生行径均是诗
杨宪益 最令人称道的富二代
吴梅 喧嚣乱世继清音
黄侃 书生意气是狂狷
汪东 革命、当官、学问、书画都不误
胡小石 “不务正业”的国学大师
汪辟疆 给别人排名，自己却被忘了
陈中凡 文人的“三书”和“三不”
沈祖棻 斜阳里的春愁
程千帆 “捡到”的镇系之宝
王伯沆 活在民国的六朝人物
柳诒徵 旧式文人标本
张元济 拒签孙中山，劝降蒋介石
陆费逵 用教材押注革命
章锡琛 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
王云五 从商务印书馆管到国家财政部
林语堂 原来写书可以这么赚钱
周越然 最有钱的淫书收藏家
林汉达 从教材抄袭者到“青年贩子”
桂永清 黄埔一期也平庸
杜聿明 败军之将，不敢言勇
王叔铭 是甲级战犯也是王光美的干爹
胡宗南 老一点怎么了
附1 黄埔的底色
附2 黄埔学生的年龄问题
孙立人 在缅甸活埋日本战俘？
林虎 走对了前99步
陈绍宽 在1928年提出航母计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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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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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习惯了被人称为小说家。什么是小说家呢，就是一个喜欢编故事的家伙，成天胡思乱想，同时用文字把思想固定下来，接二连三地杂志上发表，出版社出书，然后凭着这些成绩，便在小说家的椅子上坐实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小说，不温也不火，好歹都是坚持，转眼三十多年，蓦然回首，著作未曾等身，也已经有了几百万字。
于是开始写些非虚构的文字，说是散文也好，说是随笔也行，不紧不慢又出过几本书。我是个喜欢动笔的人，写什么都觉得津津有味，都能自得其乐。在非虚构的作品中，有一本《陈旧人物》似乎还受大家欢迎，常常有读者提到。本书的体例与《陈旧人物》大致相同，当作续集也未尝不可，无非说说过去的人，谈谈过去的事。以人叙事，以事论人，不同的只是每篇篇幅略短，但范围更广，内容不再局限于文化人，政治和军事都有所涉及。
本书起因非常简单，既然有人愿意看这样的文字，读者喜欢，能写为什么不写，何乐而不为。我得到很多鼓励和督促，写文章的都盼望有人阅读，当然更因为喜欢写，技痒难熬自以为是，结果就一而再，再而三，欲罢不能。
怀旧是人生难免的一种情绪，陈年旧事说过去就过去，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最后还要唠叨一句，本书内容为第一次结集，有些被删节的文字，尽可能地恢复了。
二○一三年三月
马寅初：其实他和鲁迅一样，都是学地矿的
有朋友看了我的专栏，很感慨，说没想到国民党的两位中统特务头子，会是学地质矿物出身，而且都当过教育部长。我一开始也觉得奇怪，天下事这么奇巧，书看多了，就觉得很正常。在过去年代，地质和矿物犹如后来的电机、计算机，还有生物，能够时髦与饭碗有关，大家都相信学了这个，日后找工作容易。
真正老资格学过矿物的，是鲁迅，还有后来的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我所知道的著名人士，除了李四光学这玩意儿修成正果，其他人都是当作敲门砖，都半路改行。朱家骅和陈立夫从政当官，鲁迅成了文学家，马寅初成了经济学家。因此结论也简单，人生一世，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干什么才重要，干成了什么更重要。
李敖先生到北京大学演讲，狠狠地恭维了马寅初，说老先生坚持真理，竟敢和老人家的意思拧着干。马寅初以经济学家成名，生在乱世，没多少用武之地，一辈子也谈不上多大特殊贡献，能让人记住的，也就是提醒大家管好自己的玩意儿，注意控制人口。中国人太多了，多得让人一想到就心烦，就抱怨。
人口问题后果很严重，也很简单。用不着多少学问便想明白，掰掰手指就算清楚，以马寅初自家为例，他老先生生于一八八二年，比鲁迅小一岁，是家中的老五，也就是说，这一代兄弟五人。到子侄一代，有男十一人，女二十二人。到了孙辈，已变成四十七人，男二十人，女二十七人。
用传统眼光看，人丁兴旺是好事，在经济学家眼里，前景并不太妙，基本上是灾难。马寅初的本科虽然是矿冶，却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经济的人皆会算账，他不得不对当权者说老实话和大白话。广大的农村没电，天一黑就睡觉，这是人口增加之重要原因，不计划生育不行。
尽管一再强调他的人口学观点与马尔萨斯无关，说自己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信徒，毛主席还是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资产阶级把戏。要知道，讲人口学的马尔萨斯，好人坏人都不待见，马克思不喜欢，斯大林不喜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不喜欢，蒋介石恨，毛泽东也恨。
贩卖一个大家都讨厌的观点，很危险。马寅初逆水行舟，仗着岁数大，资格老，以为说几句不中听的肺腑之言，也算是感共产党的恩，帮同志们一把。所幸他并没有因此被打成“右派”，也没有遭过分残酷迫害，相对于另外一些敢说真话的著名人士，已经很幸运，有些委屈，还算不上太亏待。
马寅初是大清政府保送出去的留学生，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矿冶专业。祖辈酿酒和卖酒，到了他这里，忽然想明白洋学问的好处。他爹原来只希望他长大当个小老板，自家酒店管管账，没想到儿子非要读洋学堂，而且以死相逼，不让我到城里去读书，就死给你老爹看。据说是真的投过河，他爹吓得不轻，只好送儿子到上海去读中学。
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一个乡下人，能去城里读书，去大城市上海，后来又去天津上大学，说明家里有点经济实力。他最终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头衔，等到学成归国，大清朝已不复存在，袁大总统刚一命呜呼。一百年前的出洋留学，绝对真金白银，马寅初先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混了一年，然后便是北京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
当时别的教授上班都是黄包车，只有他神气十足，天天很威风地坐着大马车。出过国门的人就是不一样，难怪朱自清在日记中会不断提醒自己，没有留洋资历的人即使当了系主任，也一定要低调，要兢兢业业，否则弄不好就会被别人挤兑了。
平心而论，二十世纪一百年中，真正有机会搞经济的好日子并不多。乱世英雄起四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太平的日子居多，很长一段岁月，不是战争，就是政治运动。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好死不如赖活，话听起来有点糙，不过意思倒是不错。考察马寅初的一生，让人羡慕之事不少，说一千道一万，首先还是一个活得长。
马寅初活了整一百岁，经历得多，这政府那政府，都见过。遭遇了各式各样的运动，我们如今津津乐道的一代文化名人，大都是五四青年，可他却是不折不扣年近不惑的五四中年。他这一生，大多数时候吃香喝辣，新和旧的便宜都占。当北大教授不久，便公然娶妾，找了个刚满十三岁的幼齿。在以后的漫长岁月，始终一妻一妾，直到老死，害得胡适十分嫉妒，说他身体好性欲强。
马寅初在新中国政府中享受的是行政三级，相当于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级别相当高，高过省长省委书记。难怪有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老革命不服气，天下是老子打下来，你一个臭老九何德何能，竟然待在这么高的位置上。因为人口论争，他开始遭到冷遇，被迫辞了北大校长，行政待遇却一直享受。
一般老百姓也搞不太明白这行政待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基本上是英国贵族的享受，有公家指定的很大的四合院，有专职司机，有秘书，还有服务员。
胡适：别看学位，看学问
小时候，一直搞不明白胡适为什么又叫胡适之，向大人请教，也说不出所以然。有点学问的告诉我，适是名，适之是字。想打听某个人，常会问这家伙叫什么名字，名和字是两个意思，名是名，字是字。我越听越糊涂，所以就不太喜欢胡适。
不喜欢胡适还有俩原因，一是鲁迅先生不喜欢。受教育的影响，我小时候对人物的偏好，基本上跟鲁迅走，他老人家喜欢我就喜欢，不喜欢就跟着骂娘。小孩子心目中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胡属于坏人，为什么，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到大一些，开始能看小说，看外国小说，无端觉得只有作家才叫伟大，而且必须是世界级。胡适不能算大作家，虽然文学史上必定提到，他又没什么了不得的作品，偶尔看到一些，一场独幕剧，几首白话诗，平心而论，都不怎么样。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挣点小稿费贴补家用，给中学生开过专栏。说起来也荒唐，用的是父亲的笔名，老气横秋大谈过去，害得一些中学老师都以为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记得也曾写过胡适，专谈他年轻时如何荒唐，游手好闲，吃花酒，喝醉了居然打警察，终于有一天觉悟了，明白这样是不对的，应该感到羞耻，于是开始发愤读书，很快考上“庚子赔款”的第二期官费生，到美国留学，从此走上正道，前途无量。
仅仅把胡适当作一个励志故事，显然不够。我是个喜欢读闲书的人，乱七八糟的书看多了，对胡适的认识就有变化。当然，也会在一些并不足道的小事情上花工夫，譬如胡适的学位。在过去年代，只要在国外混过几年，回来很不一样，你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博士，还真没什么人会怀疑。胡适在美国读了七八年书，以他的聪明和智慧，拿个博士学位应该没问题，可惜这是现在的观点，搁在当时，细究起来，并非那么简单。毕竟人家读的不是美国的野鸡大学，花点钱玩玩函授就能搞定。
胡适刚出国，学的是农科，后来转行文科。真正用来攻读博士，不过两年时间，勉强把课程读完已很不错。因此他回国，大家都喊胡博士，其实并没拿到学位。同样道理，冯友兰在国内读完大学，去美国混了三年，读完了应修课程，扛着博士头衔打道回府，事实上也没拿到学位。
胡适和冯友兰都是读的哥伦比亚大学，都是杜威弟子，学位都是后补。冯小四岁，拿博士头衔却在之前。胡适十年后才拿到，这时候，他早已大名鼎鼎，有没有已很不重要。
胡适和冯友兰虽然同一所学校，差不多的著名导师，为人为文，风格完全不一样。后来学人比较过两人的博士论文，颇多感慨，譬如夏志清先生就觉得冯的“英文很劣”，“很丢人”。
大哲学家罗素对胡适的论文评价非常高，有学者在胡的日记中发现了相关文字，是罗素写的关于胡适的一个书评。有趣之处在于，胡适生前从未对人提起过，他似乎无意借助别人的评价来包装自己。
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授予博士学位时，胡适早已是文坛大亨学界领袖，“我的朋友胡适之”是当时最流行的笑话。除了这顶当之无愧又姗姗来迟的博士帽，他一生共获得了三十多个荣誉博士头衔，我懒得再去查还有谁更多，反正到了这数目，多一个少一个已无所谓。获得如此之多的博士头衔，与他当过大使先生有关，美国佬也是拿村长不当干部，为了讨好中国的驻美大使，仅仅在一九四二年，就扔了十顶博士帽给胡适。
考察近现代中国，学界在一开始，真不太看重头衔，有学问的人多，懂学问的人更多。梁启超没留过学，陈寅恪连个像样的本科学历都没有。有人以民国政府官员举例，当时的部长相当一部分有洋博士头衔，大叹今不如昔。譬如教育部长朱家骅和社会部长谷正纲，都是留德博士，不过，学问究竟有多大，应该打一个问号。还有留美的孙科和留法的王世杰，说学问好，恐怕也难以服人。过分看重从来不是好事，看重什么毁掉什么，在中国已成为常态。
胡适的学问和为人，跟他的题字一样明白。用明白来评说字，肯定会被书家讥笑，有个玩书法的好友，有一天突然对我盛赞胡适的字，说现在太多的人写鬼画符一样的草书，字迹里一点文化含量都没有。老实说，文化含量很玄乎，不过对胡适确实可以有不断的重新认识。与二十世纪第一流的学者相比，胡适显然还有些浅，这个浅，就好像他的书法作品，总是出现标点符号一样刺眼。
胡适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文化的人，他的一些想法，在今天越来越有意义。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学问，他的学问从来不是深奥。提倡自由，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他又说，容忍比自由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容忍“异己”，才可能会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和容忍让胡适变得博大，他投身政治，涉足官场，都不成功。在过去，我一直觉得这是污点，现在终于明白，敢把自由和容忍带进政治和官场，虽败犹荣，是政治和官场对不起他。
赵元任：两颗假牙成就语言天才
季羡林先生以当事人身份，回忆胡适当年如何仓皇离开北京。解放军炮声隆隆，燃放鞭炮一样，胡适依然满面春风，与大家谈笑、揖别。后来有人不相信这段回忆，提出了种种质疑，季先生十分无奈，也懒得去辩，只好说这是他脑子里的记忆，别人爱信不信。
这个段子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好注解，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阅读过去回忆当年，事实真假都在其次，关键是我们愿意相信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真相。八十年代中期，汪曾祺和黄裳两位先生到常州，晋谒赵翼故居，我有幸陪同，印象中除了破败，只记住几根粗大的楠木柱子。还有几位混得很潦倒的赵氏后裔，见了我们表情木然，汪和黄与他们热情谈天，这才有点笑容。
赵元任是胡适同期的留美学生，都是庚子赔款的二期生。他比胡小一岁，能够八卦的事很多，譬如他的先人，往远处说，可以追溯到大宋皇帝。往近里说，就是这位赵翼，乾隆年间的探花，写过“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爷爷的爷爷的爹。
很显然，同样姓赵，境遇可能天和地。赵元任曾位列清华四大教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名，有人谈到他的赫赫成就，说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出身名门，其二，留学美国。细究起来，未必站得住脚，赵氏后裔众多，独独出了一个赵元任。留学美国的同期学生一共七十名，我们所能知道的，也就胡适、赵元任加上竺可桢。
一个人的成功会有很多原因，有时候，反倒是一些不入眼的小八卦，更能够说明问题。胡适说自己的思想觉悟，最受启发的是留学时观看体育比赛，观众忘情投入的狂呼，让他突然意识到身心大解放的美妙，从此性格大变，开始积极向上，变得热情开朗。赵元任回忆留学，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当年听从校医建议，修补失落的两颗门牙，此事虽小，却非同小可。
赵元任少年时不慎跌落了两颗门牙，常遭小伙伴讥笑。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他因此一直羞于言笑，性格不免内向。众所周知，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大师，最厉害的就是嘴皮子，能说好多门外语，会讲无数种方言。早在出国留学前，他的英文和德文已相当不错，可是没有门齿，遇到某些发音十分困难。镶了假牙，不仅人变漂亮，成为帅哥，而且发音也更加清晰。
真不能小看了两颗假牙，赵元任很感激它们，在回忆录中说：“我觉得我是个勇敢的新人，完全具有面对世界的信心。”
在大清政府完蛋以前，共有三期庚子赔款学生，第一期四十七人，第二期七十人，第三期六十三人。基本上学理工科，最多的是采矿和电机，以第二期为例，学文科的也就四五个。其中赵元任和胡适还是半路出家，赵的本科是物理，读博士才是哲学。胡适一开始学农科，面对一堆苹果，根本分辨不了，害得他信心全无，不得不痛下决心改行。
因为赵元任和胡适的成名，就得出学文科更有前途，一定大错特错。这三期留美学生中，大多数还是默默无闻，学理和学文都可能有出息，也都可能没出息。不过从大多数学生的选择来看，也验证了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出于饭碗的考虑，当然学理工科好，尤其工科最经济实惠。
赵元任学物理的时候，喜欢音乐，在作曲上下过功夫，据说唱得也很不错。大家熟悉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便是他作曲，搁现在，也可以算作流行音乐的旗手之一。不过，他学问方面最出色的还是语言学，后来的语言学大家，如王力，如朱德熙，如吕叔湘，都是他的学生。
他的语言天才，传得神乎其神，不只会多门外语，难得的是还能辨别各种地方口音，知道巴黎土语，熟悉伦敦黑话。据说战后做客德国，他讲了一口纯粹的当地话，以至于老百姓误会了，为他感到庆幸和祝贺，能活下来真不容易，竟然躲过了狂轰滥炸，没有死于“二战”。
用巧舌如簧来形容赵元任并不为过，罗素先生当年来华，到处巡回演讲，赵元任担任翻译，既能将英文译成中文，还能立刻转换为各地方言。他可以讲三十多种方言，简直就是一个出色的相声演员。
赵元任是最早用科学方法来对付语言学的人，我曾经以为他的物理是白学了，后来才明白，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语音，还真的与物理分不开。可惜处在乱世，长年生活在国外，更多的是为洋人所用，显得不咸不淡，硬生生地把自己的绝学，变成了通俗的国际汉学。
他不得不厌其烦地告诉外国学生，中国人喜欢用语气助词，动不动爱问别人吃了吧，喝了吧，这个“吧”可不能随便用，譬如不能放在王和季的后面，你不能问人家姓王吧，姓季吧。因为谐音，别人有可能听成“王八”和“鸡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忌讳的。
堂堂清华四大教授之一的赵元任，大把气力花在这种普及教育上，真很屈才。学汉语的洋鬼子也太幸运，给他们上课的，是中国最挺尖的大教授。
张元济：拒签孙中山，劝降蒋介石
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大老板，与蔡元培同学，都是浙江老乡。张大一岁，同一年考中进士。殿试时，蔡谈论西藏问题，张凭什么被光绪看中，我弄不明白，只知道皇上还算喜欢，让他找过想自己读的书，并且亲自接见，询问对维新的看法和建议。据说接见那天，紧接在正得宠的康有为后面，因为都属于改革派，最后没为了戊戌变法掉脑袋，也算万幸。
张元济可以吹牛的资本很多，见过大清皇帝，见过孙大总统，见过袁大总统，见过蒋委员长，又见过毛泽东，都不是简单的说话聊天。光绪诏见，年轻气盛的张全心全意想为国效力，当时天下还在慈禧老太后手上，他总算有心计，说了一会儿，见皇上身后似有人影晃动，便不敢再往下讲。
政治立场上，张元济属于立宪派，立宪派的想法就是，英国比法国好，日本比俄国强。这当然与所处的时代有关，那时候，大英帝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小日本后来居上。像法国那样，动不动就暴力革命，这不好。像俄国那样，完全是封建帝王专制，也不好，它在日俄战争中，竟然不是日本的对手。
有了这样的立场，张元济显然不太乐意与孙中山走得很近。他心目中的中国，是国家强大，对内没有战争，对外反抗列强。谁来当老大并不重要，有皇帝也行，没皇帝也行，立宪或共和都无所谓。进入民国后，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大佬，扮演的是传媒大亨角色。手上有点钱，给点赞助不是问题，他曾捐款支持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还请孙中山吃过饭，却有一件事弄得国父很不开心，这就是张拒绝出版他的代表作《孙文学说》。
张元济的解释是言论出版不自由，“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考察民国时期的出版，尤其民国初年，不说绝对自由，也可以说相对自由。时间已是一九二○年，离共产党诞生还有一年，话这么说，多少有些推诿，孙中山是有名的大炮，哪能受得了这委屈，愤怒地指责创业二十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已被封建余孽所把持。
说张元济与后来的民国政府结梁子有些过分，不过真算不上太热络。他后来显然后悔没出版孙中山的书，毕竟这么做，得罪了后来得到天下的国民党。图书出版是桩大买卖，不与当权者很好地合作，便赚不到白花花的银子。商务印书馆的牌子越来越大，在文化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定，在商言商，虽是社会大名流，也不免要考虑经济利益。
辛亥革命后，张元济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顺应大局，不当保皇党，不为清朝殉葬。就像张謇力行实业救国一样，张元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出版事业上，他的帝国就是商务印书馆。称民国时期的商务为出版帝国并不夸张，在开启民智和昌明教育方面，它起的作用绝对不同凡响。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成为打击目标，遭遇了毁灭性的轰炸。侵沪日军司令曾公开表示，轰炸几条街区没什么意义，消灭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文化重镇，以及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大火造成商务一千六百三十万的经济损失，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东方图书馆珍藏的四十五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
张元济以旧学翰林的身份，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考虑到整个人文组只有二十八位，他老人家能够取得一席，与学贯中西的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硬生生地挤在一起，真是不容易。平心而论，他的学问也就那么回事，算不上名副其实，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完全因为文化地位。
张元济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仗着虚长二十岁，是前辈是老乡，忍不住就会倚老卖老唠叨几句。他似乎并不太赞赏这个后生，很有些鄙视蒋的出身。一九三○年，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称蒋等新兴权贵是想“当孔子诛少正卯”，是“一班屠狗卖缯的和乡下老太婆”，打着革命旗号，借统一玩专制的把戏。
不过他并不属于那种喜欢与当权者作对的人物，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前朝遗老，“戊戌党锢孑遗”，他始终反对内战，反对专制，反对暴力。蒋虽然不赞成这观点，也不能不给面子，毕竟他在文化界很有影响。一九五六年，张元济给躲在台湾的蒋写信，回忆过去，期望未来，恳劝蒋“默察时局”，效仿浙江先贤吴越国王钱镠，放弃独立，归顺中央，与共产党再次合作。
这样的信写了也是白写，蒋介石看了，一定会在内心深处骂“娘希匹”。当然，信最终有没有到蒋的手上，也可以存疑，据说是以广播的形式对台湾喊过话。信的文采很好，八股文的底子，起承转合有板有眼，听众却未必能懂，完全是古文，用典也太多。
一九四九年九月，开国大典举行前夕，张元济曾与毛泽东一起游天坛，并且摄影留念。毛知道张年轻时做过京官，便问是否来过这里，张回答说此处乃天子敬天的地方，自己不过是个小官，怎么能有资格来，毛听了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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