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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刊登在《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多家出版物上，此外，她还接受众多电视和广播节目的采访，并发表过众多演讲。除了《南京大屠杀》之外，张纯如还有《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和《美国华人》（The Chinese in America）两部著作问世。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自己的轿车内开枪自杀。 目錄： 中文版序 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第二章　六周暴行 　第三章　南京沦陷 　第四章　恐怖的六星期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 　第七章　日本占领下的南京 　第八章　审判日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结 语 尾 声 致 谢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该书中译本《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出版，又已过了5年。2012年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在这5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我为我女儿纯如写的英文回忆录《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 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 The Rape of Nanking》已于2011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也已由中信出版社在2012年4月出版。在回忆录中我详细记载了纯如自出生到逝世的36年短暂的一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章即她写作该书的详细经过。中信出版社为南京大屠杀75周年重新翻译出版纯如的这本著作，我感到非常荣幸能为这本书再作介绍。 纯如在该书写作及出版的过程中付出许多努力，最后克服困难完成写作。纯如在1995年1月就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及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集数据，后来又在1995年7月到南京实地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美后，纯如努力阅读整理所得资料，并在1996年找到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领袖德国商人拉贝的外孙女而发现了《拉贝日记》。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纯如孜孜不息地努力得到的结果。纯如在写作过程中阅读了大量有关屠杀的血腥的文献和报告，以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撼，导致失眠、厌食。但她仍然坚持完成该书，她对我说：“作为一个作家，我要拯救那些被遗忘的人。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言。”这都基于她为受害者鸣不平的执着。这是她维护历史真相、保护人权的一种热忱的表现，当然亦是她本身敬业精神所至。 该书于1997年11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出版，出版后不久就登上了《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并达3个月之久。纯如是当时唯一一位作品登上非小说类排行榜的美籍华人，因此该书立刻受到了美国出版界的重视，在美国引起轰动。后来该书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文字，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一般来说，美国主流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历史非常熟悉，对“二战”中日本对中国及邻国的侵略历史却所知有限。这要归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亚洲“二战”历史的漠视。该书当时是唯一用英语专题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书，不仅叙述了这段不为西方国家所了解的可悲历史，更重要的是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善与恶，批评了人类的种族歧视现象，并探讨了幸存者人权的问题，体现了纯如维护人权及正义的热忱。该书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了解“二战”亚洲战场中日本侵华历史有极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 1999 年9 月，纯如在一封给我们的家书中写道：“南京大屠杀终于在世界历史中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页。我上周去本地的书店时，发现许多新近出版的有20 世纪历史的著作中都写到了南京大屠杀。例如，马丁? 吉尔伯特在他的长篇巨著《20世纪世界史（第二卷）：1933~1951年》中就写到了南京大屠杀，甚至还直接引用了我书中的内容。彼得?詹宁斯的《世纪》以及史蒂芬? 安布罗斯的《新编“二战”历史》中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杀。”该书的出版改变了西方英语国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另外，该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例如2005年，当日本想进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为常任理事国时，在美国的华人发动签名请愿上诉运动，反对日本得到这个特殊地位。那时全球网民在短短几周内就征集了数千万签名，向联合国请愿，成功地阻止日本野心得逞。很多文章及新闻报道都提到日本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原因，就是日本仍然没有真诚地为“二战”中的战争罪行道歉。而提到日本在华罪行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许多的报道均提到纯如的这本书。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惨剧因这本书在国际上己被广泛地认知。 2007年为南京大屠杀70周年，各地举办许多活动纪念这段历史。其中有加拿大制作的电影《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和美国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在国际上都轰动一时。影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描述了纯如追溯这段历史的经过；《南京》以纪录片的形式描述南京大屠杀，是美国在线前副总裁特德?莱昂西斯受到纯如这本书的启发和感召，个人投资200万美元拍摄而成。2009年，中、德、法合作制作的电影《约翰?拉贝》是根据《拉贝日记》拍摄而成，描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英勇拯救并保护中国难民的事迹。《拉贝日记》是纯如1996年在德国找到拉贝的后裔而发现的，这是南京大屠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证言。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发现《拉贝日记》是纯如对这段历史最大的贡献之一。所以该书在帮助世界民众了解这段历史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纯如的这本书一出版，美国的各大报纸刊登了许多关于该书的书评，这些书评对这本书有着高度的评价。就在这本书受到许多人的推崇时，日本右翼分子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开始了针对这本书的一连串攻击。不久，美国国内也有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开始批评这本书。但与正面的评论相比，批评的声音只是极少数。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任何成功的作家（特别是成功的年轻作家）不可避免的。其实，纯如从来都未自我标榜过这本书是这段历史的权威著作。她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表示，希望这本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进行更多的研究。美国著名的“二战”史历史学家史蒂芬?安布罗斯曾经说：“张纯如是近代最卓越的年轻历史作家，因为她懂得如何将历史写得令人感兴趣。”这大概是对该书的某些批评者最好的回答。 由于这本书的关系，我们也逐渐了解到政治的复杂和黑暗。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变为一个经济大国，并使用大量的金钱对美国各阶层展开攻势，粉饰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及爱好和平的国家，但对“二战”中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避而不谈，反而把日本描述为“二战”的受害者，将日本对这些国家的侵略美化为拯救这些国家。我们还要注意，有些在美国研究中国或亚洲的所谓“历史专家”其实是在日本大量的金钱资助下为日本说话的。在美国大学里有些研究中日历史的经费也是来自日本，因此他们的研究很难保持客观。这一切，当然美国应该对此负一部分责任。战后为了拉拢日本，使之成其盟国，以便对付共产主义国家，美国保持了日本战前的政治结构，并使许多日本战犯逃避了应有的惩罚，这批战犯及他们的后裔成为当今日本政治的核心人物。 写到这里使我最为痛心的是南京大屠杀75年后，日本仍然未真诚地向中国道歉和赔偿。日本右翼分子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掩盖战争罪行，篡改历史。最近日本对钓鱼岛的“购岛”及“国有化”一连串的闹剧，更可见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仍在为日本做“大东亚共荣圈”的白日梦。因此我们绝不能遗忘这段历史，而且要努力教育下一代铭记这段历史。 因为日本自“二战”后从未对自己的罪行真正地进行过道歉，所以这本书最终的目的是呼吁日本真诚地反省，力促日本对受害国家的人民道歉及赔偿。纯如在前言中用警语“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来警醒世界。 199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否认历史将摧毁日本》的文章（1995年7月2日），他指出：“日本一定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进行道歉和赔偿。这是基本的要求，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都赞成。但是有一群保守的日本党派和商界领袖反对。” 如果日本未来希望得到各国的尊敬，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对“二战”中其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真诚的道歉和赔偿，这样中日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友好与和平。纯如在书中强调，她写本书的目的不是煽动仇日情绪，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是为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 纯如不幸于2004年去世。在我写的回忆录里，除了描述她一生为真理正义而奋斗，我特别强调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她精彩的一生。纯如自始至终坚信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所说：“由于张纯如的这本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为之终结。” 在此寄语读者：“勿忘历史，以史为鉴！”并以此与各位共勉。 张盈盈 2012年9月27日写于美国加州圣何塞市 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对日本而言，这是中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是日军在长江流域与蒋介石的军队奋战半年取得的最辉煌胜利。对中国军队而言，他们英勇保卫上海的战斗最终失败，最精锐的部队也伤亡惨重，而南京陷落则是一种痛苦甚至致命的挫败。 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南京陷落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转折点。这座古城所遭受的劫难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收复南京、赶走侵略者的决心。中国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离后重整旗鼓，中国人民终于在1945年战胜了日本。在这8年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南京，并组建了伪政府，但它从未自信、合法地统治过南京，而且永远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对外部世界来说，南京大屠杀（很快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使世界舆论一边倒地谴责日本，群情激奋，世所罕见。 直到今天，中国的舆论依旧如此，几代中国人都牢记日本的侵略罪行，而且日本战败后至今未对中国进行赔偿。60年过去了，南京的遇难者仍然是中日关系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是必然的。日本侵略者对南京的洗劫骇人听闻。日军大规模处决中国战俘，而且屠杀、强奸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这些行为违反了关于战争的所有法规惯例。更令人吃惊的是，日本侵略者的这些行为都是公开的，其目的显然是恐吓。日本侵略者在国际观察者的众目睽睽之下施暴，并对国际人士试图阻止暴行的努力置之不理。南京大屠杀并非由于暂时的军纪失控，因为大屠杀持续了7周之久。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英语全面研究南京惨剧的专著，张纯如在这本书中极富感染力地讲述了这个恐怖的事件。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确切地了解日军指挥官及其士兵这种野蛮兽行背后的动机，但张纯如的著作比以往任何研究更透彻地分析了日军的所作所为。在此过程中，她使用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包括无可置疑的第三国观察家（那些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仍然留在这座不设防城市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的证词：张纯如发掘的此类资料之一是约翰?拉贝的日记，事实上这些日记可以构成一个小型的档案馆。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和国家社会党党员，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领导了保护南京平民的国际行动。透过拉贝的眼睛，我们看到当时手无寸铁的南京居民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猛烈攻击时经历了怎样的恐惧，展露了怎样的勇敢。通过张纯如的描述，我们不禁钦佩拉贝和其他国际人士的勇气。当时城市横遭兵燹，居民惨遭杀戮，医院关门，太平间尸体残骸成堆，四处混乱不堪，很多国际人士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改变这一切。同时我们也从该书中了解到，当时许多日本人知道南京正在发生的一切后为此感到羞愧。 当西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忘却南京大屠杀时，该书更加突显出其重要价值。张纯如称之为“被遗忘的大屠杀”，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事件联系在一起。诚然，日本和德国只是后来才成为盟友，而且不是太好的盟友，然而发生在南京的惨案（毫无疑问希特勒也犯下过类似的罪行）却使他们成为道德上的共犯，因为他们作为暴力侵略者都犯下了后来被称为“反人类罪”的滔天罪行。美国诗人奥登曾在中日战争期间访问中国，他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将发生在欧亚两洲的大屠杀联系起来： 从地图上的确可以找出某些地方， 那里的人民正笼罩在邪恶中： 比如南京，比如达豪。 柯伟林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 中国近代史教授 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讲述着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这类恐怖故事中人类的残暴程度确实存在差别，那么世界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强度和规模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相比。 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12月7日，因为日军在这一天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欧洲人则将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非洲人认为战争开始得更早，应从1935年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算起。然而，对于亚洲人来说，战争的发端必须追溯到日本军事控制东亚的第一步——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伪“满洲国”。 正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那样，从1931年开始，日本凭借其高度发达的军事机器和优等民族心态，着手建立起对邻邦的统治。中国东北地区很快陷落，随后成立的伪“满洲国”名义上由作为日本傀儡的清朝废帝溥仪统治，实际的统辖权却掌握在日本军方手中。4年后，即1935年，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最后连南京也未能幸免。对中国而言，20世纪30年代可谓艰难时世；事实上，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后一批日军才撤出中国的领土。 毫无疑问，在日军侵略中国的14年中，出现过无数难以付诸笔墨的暴行。我们永远无法巨细无遗地了解，在千千万万个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城市和乡村中，究竟有过多少悲惨事件。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惨案，因为当时的一些外国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将消息传播给世界；另外，一些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侥幸生还，成为目击证人。如果有哪个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主义十恶不赦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最好的例证。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个事件。 南京大屠杀的历历详情是毋庸置疑的，只有部分日本人仍在矢口否认。1937年11月，日军在成功攻陷上海之后，紧接着对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进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这里大肆进行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残暴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被聚集并驱赶到城外，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或被浑身浇满汽油活活地烧死。几个月来，南京城内尸横遍地，尸臭弥漫。多年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估计，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还有专家估计这一数字超过35万。1 本书仅对日本在南京的野蛮暴行进行最基本的概述，因为我的目的并不在于以数字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行径之一，而是要洞悉事件本身，从而吸取教训，以警世人。然而，不同的残暴程度通常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反应，因此我必须列举一些统计数字，从而使读者对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规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一队伍可以从南京绵延到杭州，总距离长达200英里左右。2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 200吨，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 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亡人数看，南京大屠杀就已超越了历史上许多野蛮的暴行。罗马人曾在迦太基屠杀了15万人，天主教军队也曾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却远甚于此。3日军的所作所为甚至超越了帖木儿的暴行，后者曾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于1400年和1401年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了两座骨塔。4 当然，20世纪以来用于大规模杀戮的工具获得了充分发展，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该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积而成的，日军对南京人的屠杀则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相比，南京大屠杀也足以成为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残忍例证。5为了更好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必须再忍痛看一下其他统计数字。仅仅南京（中国的一座城市而已）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平民伤亡总数（英国61 000人，法国108 000人，比利时101 000人，荷兰242 000人）。忆及此类事件，人们都认为战略轰炸是造成大规模毁灭最恐怖的手段之一，然而即使是“二战”中最猛烈的空袭也无法超越日军对南京的蹂躏。南京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英国突袭德累斯顿过程中死于轰炸以及火灾的人数（当时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死亡人数是225 000人，但根据后来更客观的统计，应有6万人死亡，至少3万人受伤）。6事实上，不论我们使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人，还是最大数字——35万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美国轰炸东京的死亡人数（据估计有8万~12万人死亡），甚至超过1945年年底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在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死亡人数之和（据估计分别为14万人和7万人）。7每思及此，不禁惊怒交加。 我们不仅要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更要记住许多罹难者被杀害的残忍手段。日军将中国人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甚至进行斩首比赛。估计2万~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8许多日本士兵在强暴中国妇女之后甚至还挖出她们的内脏，割掉她们的乳房，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9日军强迫父亲强暴亲生女儿，儿子强暴亲生母亲，并强迫其他家庭成员在一旁观看。日军不仅把对中国人进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以及热火炙烤当作家常便饭，还采取其他更为残忍的折磨手段。例如，用铁钩穿住舌头把整个人吊起来；把人活埋至腰部，然后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放任德国黑贝将他们撕碎。此种残暴景象实在触目惊心，甚至连当时住在南京的纳粹党人都惊骇不已，其中一位曾公开将南京大屠杀称为“野兽机器”的暴行。10 然而，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直鲜为人知。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仔细调查美国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只有寥寥几本简略提到了南京大屠杀。面向美国公众发行的完整版或“权威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书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例如，《美国传统图片史：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American Heritage Pictur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1966）是美国多年来最畅销的单卷本“二战”图片史图书，其中不但没有收录一张南京大屠杀的图片，甚至对事件本身只字未提。无论是丘吉尔长达1 065页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59），还是亨利?米歇尔长达947页的经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Second World War，1975）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只言片语。在格哈特?温伯格长达1 178页的鸿篇巨制《战火中的世界》（A World at Arms，1994）中，只有两处蜻蜓点水般地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我只在罗伯特?莱基长达998页的《摆脱邪恶：“二战”传奇》（Delivered from Evil: The Saga of World War II，1987）中找到仅有的一段对南京大屠杀的论述：“与松井石根领导下的日本士兵相比，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所做的任何令其胜利蒙羞的丑行都相形见绌。”11 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时，我还很小，是父母讲述的，他们在中国多年的战乱与革命中幸免于难，后来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城担任教职，得以安身立命。他们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先是随家人逃亡到台湾，最后来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求学，以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为业。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从事物理学和微生物学研究。 但他们从未忘却中日战争的恐怖，也希望我不要忘记这一切，他们尤其希望我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我的父母虽然不曾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他们从小就听人讲述这一事件，后来又讲给我听。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日军不仅会将婴儿劈成两半，甚至砍成三四段；曾有一段时间，长江都被鲜血染成红色。他们在讲述这些时，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在这场导致1 000多万中国人丧生的战争中所犯下的最残忍暴虐的罪行。 在我的整个童年，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于心，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但是，我印象中的南京大屠杀缺乏相关的人物细节和对人性层面的分析，而且我也很难分清哪些是传说、哪些是真实的历史。我在上小学时就曾遍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试图查找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无所获。这让我深感不解，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如此血腥，如我父母所描述的那样，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野蛮的暴行之一，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就此写一本书呢？当时我还小，并没有想到利用伊利诺伊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继续研究，我对此事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无踪了。 时光飞逝，将近20年后，南京大屠杀再度闯入我的生活。此时我已结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我从事电影制作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岸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但在该片发行时遇到了资金困难。 这件事再次点燃了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兴趣，我很快与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制片人分别取得了联系，并在电话中谈论这一话题。其中一位叫邵子平，是一位美籍华裔的积极分子，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协会的前任会长，并曾协助制作了录像带《马吉的证言》（Magee’s Testament）；另一位叫汤美如，是一位独立制片人，曾经制作并与崔明慧联合拍摄了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加入由一群积极分子组成的社交圈，他们多是第一代美籍或加拿大籍华人，跟我一样，都认为要在所有幸存的受害者去世之前让他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将他们的证言整理并公之于世，甚至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赔偿。还有人希望将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递给子孙后代，以免北美文化的同化导致他们遗忘这段重要的历史。 世界各地的华人之间存在广阔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个促进南京大屠杀真相公之于世的草根运动应运而生。在华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区，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以及温哥华，许多华人积极分子通过组织各种会议和开展教育活动，宣传日军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许多博物馆和学校播放或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带和照片，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关事实和图片，甚至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有些活动团体熟练运用科技手段，只需轻点鼠标，相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受众就会超过25万人。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会议以后，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再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而是真实确凿的口述历史。这次会议是由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联合会亚洲分会赞助的，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位于硅谷心脏地带圣何塞市的郊区。组织者在会议大厅展出了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其中许多是我平生所见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尽管我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但这些照片依然让人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图像令人目不忍睹：遇难者或被斩断头颅，或被开膛破肚，赤身裸体的妇女在强暴者逼迫下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面部扭曲，表情痛苦，羞愤难当之色令人刻骨难忘。 在瞬间的晕眩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不仅生命易逝，人类对待生命的历史经验同样不堪一击。我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死亡，我们中的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司空见惯的卡车或公交车撞倒，瞬间失去生命。除非怀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种对生命的剥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不公正的。但我们也都知道，应当尊重生命以及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死亡过程。如果你不幸被公交车撞倒在地，或许会有人趁火打劫偷走你的钱包，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出手相助，努力挽救你宝贵的生命。有人会替你拨打急救电话，有人会跑去通知辖区内的值班警察，还有人会脱下自己的外套，叠好后垫在你的头下。这样，即使这真的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将在细微但真切的慰藉中安然离世，因为你知道有人在关心你。然而，挂在库比蒂诺墙上的图片却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生命由于他人一时的恶念闪现而陨落，第二天他们的死亡就变得毫无意义。纵然此类死亡不可避免，这依旧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惨剧。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这些刽子手还侮辱受害者，强迫他们在死前承受最大限度的痛苦和羞辱。这种对待死亡及其过程的残忍和蔑视，这种人类社会的巨大倒退，将会被贬抑为没有价值的历史插曲，或者电脑程序中无足轻重的小差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再次引起任何问题。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否则悲剧随时可能重演。心念至此，我突然陷入巨大的恐慌。 此次会议期间，我了解到已经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被列入出版计划，即《天堂树》（Tree of Heaven）和《橙雾帐篷》（Tent of Orange Mist），这两本书已经于1995年出版；同时进行的还有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集，即《南京大屠杀图片集：一段不容否认的历史》（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也于1996年出版。12但在当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纪实类专著。深入钻研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后，我发现写作此类著作所需的一手资料在美国一直存在，并且可供查阅。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以日记、电影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世参考。为什么没有其他美国作家或学者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写一本专门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纪实类专著或学术论文呢？ 很快，对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得不到足够关注这一难以捉摸的谜题，我至少获得了部分答案。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美国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那样举世皆知，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每一个答案都隐含着新的问题，我转而思考为什么这宗罪行的受害者没有愤而呼喊以求正义。如果他们确实大声疾呼过，那为什么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不曾得到承认呢？我很快发现，这一沉默背后是政治的操纵，有关各方的所作所为都导致了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如以色列向德国索取赔偿一样）。即使是美国，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也在寻求昔日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因而也未曾再提此事。因此，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得以逃脱许多其战时盟友在战后经历的严厉审讯与惩罚。 另外，日本国内的恐怖气氛压制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进一步阻碍了世人对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公开表达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将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有丧命的危险。（1990年，长崎市市长本岛等曾因表示日本昭和天皇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一定责任而招致枪击，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险些丧命。）日本社会弥漫的这种危险气氛使许多严肃的学者不敢去日本查阅相关档案文件，进行这一主题的研究；事实上，我在南京时曾听说中国出于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不鼓励学者去日本进行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日本之外的人就很难接触到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手档案资料。除此之外，大部分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都不愿意就他们的经历接受采访，近年来，只有极少数老兵冒着被排斥甚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经历公之于世。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与德国相比，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总额的1%。“二战”之后，大多数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被囚禁，至少也被迫退出公众视野，而许多日本战犯则继续在产业和政府领域担任要职。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13 在本书漫长而艰难的写作过程中，日本许多知名政客、学者和工业界领袖在如山铁证面前，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他们的这种嘴脸一直强烈激励着我。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程中删除大屠杀的内容，就属违法；相比之下，几十年来，日本则系统性地将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得一干二净。他们撤走博物馆中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篡改或销毁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避免在流行文化中提及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字眼。甚至有些在日本深受尊崇的历史学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履行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责任：拒绝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以天皇的名义》这部纪录片中，一位日本历史学家以这样的话否认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即使只有二三十人被杀害，日本方面都会极为震惊。那个时代，日本军队一直都是模范部队。”正是某些日本人这种蓄意歪曲历史的企图，使我更加确信写作本书的必要性。 除上述重要因素外，本书还想回应另外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观点。近年来，真诚地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努力往往被贴上“打击日本”的标签。有一点很重要，我并不想争辩说在20世纪前13的时间内，日本是世界甚或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自身也曾谋求将影响力扩及邻国，甚至曾与日本达成协议，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正如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在中国的商业权益一样。 更重要的是，如果将对特定时空范围内日本人行为的批评等同于对全体日本人民的批评，这不仅是对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夺去生命的男女老少的侮辱，也是对日本人民的伤害。本书无意评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么样的基因构造导致他们犯下如此暴行。本书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去人之为人的社会约束的单薄外衣，使人变成魔鬼，又可以强化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今天的德国之所以比过去发展得更好，是因为犹太人不容许这个国家忘记其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美国南方也发展得很好，是因为它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并承认黑人奴隶解放之后仍然存在了100年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也是一种罪恶。日本不仅要向世界承认，更应该自我坦白，它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恶劣，否则日本文化就不会向前发展。事实上，我惊喜地发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海外日本人开始参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人所说：“我们同你们一样想了解更多真实的历史。” 本书将描述两种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独立的暴行：其一是南京大屠杀本身，即日本以何等残暴的手段消灭了中国一座城市数十万无辜平民；其二是对大屠杀的掩饰，即日本如何在助纣为虐的沉默中企图抹杀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从而剥夺了受害者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本书第一部分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电影《罗生门》的影响。这是一部著名的电影，改编自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讲的是10世纪发生在日本京都的一起强奸谋杀案。表面看来，这个故事很简单：一歹徒拦路抢劫了一名过路的武士及其妻子；武士的妻子遭到强暴，武士身亡。但是随着故事中不同角色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情节变得复杂，歹徒、武士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名目击者对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描述。这样，读者就必须综合考虑每个人的回忆，辨别每个人叙述的真伪。在此过程中，透过主观、通常也是自私的描述，对已发生之事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个故事应该收入所有刑事司法课程的教材，其主旨也正好切中历史研究的核心。 本书将从三种不同的视角讲述南京大屠杀。第一种是日本人的视角。日本对中国是有计划的入侵：日本军队接到何种命令，如何执行命令，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种是中国人的视角，即受害者的视角。这是当政府再也无力保护其人民免于外敌入侵时，一座城市的命运。这其中还包括个别中国人的故事，即他们在国破家亡时遭受的挫败、绝望、背叛以及侥幸苟全的故事。第三种是欧美人士的视角。至少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刻，这些外国人曾经是英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现场为数不多的西方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中国平民，并将在他们眼前发生的种种暴行告知外部世界，发出警示。本书第二部分涉及的是战后时期，我们将提到欧美各国对其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侨民陈述的暴行是多么无动于衷。 最后，本书将探讨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企图将南京大屠杀从公众意识中抹去的势力，以及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这种扭曲历史的行为所做的种种努力。 若想纠正这段被扭曲的历史，必须首先弄清楚，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当面对他们在大屠杀期间的历史记录时，如何控制、培养以及维持他们的集体失忆，甚至集体否认。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处理并不是因其过于痛苦而在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上，日军在中日战争期间最丑陋的行为都被日本的学校教育全部删除。更有甚者，他们还将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隐藏在精心编造的神话中，即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非煽动者。美国以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期间，日本人所体会到的恐怖更有助于这一神话取代历史真相。 直至今天，在世界舆论法庭面前，日本仍然对其战时行径执迷不悟、毫无悔意，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尽管法庭判决其某些领导人有罪，日本仍旧处心积虑地逃避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而德国则被迫接受这种审判，为自己在战争梦魇中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日本人持续逃避审判，从而成为另一种罪行的元凶。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数年前警告的那样：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趁这些历史见证者尚在人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醒日本人的良知，承担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乔治?桑塔亚纳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要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为什么日本士兵的行为竟然完全脱离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失控行为的发生？日本政府是怎样参与其中的？日本政府对于从本国渠道获得的报告，以及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的外籍人士的消息，究竟有什么反应？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相关的日本历史谈起。 20世纪日本人的民族特质是由一种业已存在千年的社会制度锻造出来的，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等级的确立和维持是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的。千百年来，日本列岛上强大的封建诸侯雇用私人军队，彼此征战不息；到了中世纪，这些军队逐渐演变为日本社会独特的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即“武士的行为规范”）。为主人效忠而死是武士一生中至高无上的荣誉。1 当然，这种荣誉规范绝非日本文化首创。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最先指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对其统治者应尽的义务是：为国捐躯，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更进一步，对军事义务的界定远远超过了正当和适宜的程度。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严苛，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没能光荣完成军事任务，就要自杀谢罪：通常情况下武士要在多个证人面前实施高度程式化而又极端痛苦的剖腹仪式，大无畏地自杀身亡。 到了12世纪，在征战中获胜的家族（因此也是最有权势的家族）首领成为幕府将军，他雇用武士向天照女神的直系后裔（广受尊崇的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武士阶层获得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神圣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有少数人遵循的武士行为规范逐渐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尊崇的行为典范。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武士道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在18世纪开始崭露头角，并在现代战争实践中趋于极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受过正规训练的日军飞行员驾驶飞机直接撞向美国战舰，日本青年这种誓死效忠天皇、随时准备献身的行为给西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并非只有少数精英团体拥有这种宁死不降的信念，人们惊讶地发现，盟军投降与战死的比例是1∶3，而日军的这一比例则是1∶120。2 另一种塑造日本人特殊品行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孤立，既包括地理上的孤立，也包括它自身的选择。15世纪末16世纪初，日本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免受外国影响。这一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受外部侵扰，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完全隔绝，新技术无从传入，进而威胁了国家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一直停留在弓箭、刀剑和火枪的水平。 到了19世纪，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控制，作茧自缚的日本再也难于自保，陷入了极度不安与仇外的绝望。185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米勒德?菲尔莫尔对日本拒绝开放通商口岸的做法极为不满，加上他以“白人责任论”（当时将欧洲扩张主义合理化的一种观点）的心态看待其他社会，于是决定派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前往日本，以终结其孤立状态。佩里仔细研究日本历史之后，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武力的方式震慑日本，逼其就范。1853年7月，佩里派遣一支冒着滚滚黑烟的小型舰队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见识了蒸汽动力。在六七十位手持刀枪、面目凶悍的侍卫簇拥下，佩里昂首阔步前往幕府将军的驻地，要求会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说佩里的到访使日本人目瞪口呆实在太过轻描淡写了。关于此事，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这样写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如同宇航员宣布形状怪异的外太空飞行器正在飞向地球一样。”3惊慌失措的德川贵族阶级匆忙藏好细软，召开会议，准备应战。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接受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仅此一次造访，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各种条约，而且为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打开了与日本通商的大门。 此次蒙羞在日本这个傲慢的民族心中留下了强烈的怨恨。日本当权精英中，有人私下主张应该立即向西方列强宣战；其他人则主张谨慎行事，认为战争只会削弱日本而非敌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敦促领导阶层安抚入侵者，师夷长技，徐图复仇大计： 在机械制造方面，我们还无法与外国人抗衡，因此我们应该与外国保持交流，并学习他们的军事训练方法与战术，等我们（日本）各藩属国团结如一时，就可以走出去，将外国的土地分封给战功卓著的将士；这样，士兵们将争先恐后地表现其勇猛果敢，那时我们再宣战也为时不晚。4 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公开流行，却颇有预见性。因为它不仅预示了日本将要奉行的战略，还描述了日本人长期以来认为生命属于国家而非个人的理念。 面对西方入侵，德川幕府没有明确的行动方案，于是决定观望等待——这一决定实际上宣告了其统治的终结。幕府将军安抚外敌的政策与其忠诚支持者的要求相距甚远，招致许多人的唾弃；鹰派反对者也对其大加批判，认为幕府将军对入侵的谨慎回应无异于向外国蛮夷卑躬屈膝。由于确信幕府已经失去统治资格，反叛各藩结成倒幕联盟，推翻了幕府统治，还大政于天皇。 1868年，倒幕联盟以天皇的名义获得胜利，并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旨在将日本从战乱频仍的封建割据国家转变为强大的现代国家。他们将崇拜太阳的神道教尊崇为国教，将天皇视为国家的象征，扫除地方割据势力，进而统一日本列岛。新的帝国政府决心最终战胜西方，因而将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准则。来自国外的威胁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列岛的精神净化，这一时代后来被称为“明治维新”。此时日本全国上下回响着各种民族主义的口号：“天皇万岁！驱除蛮夷！富国强兵！” 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在科学、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迅速步入现代社会。政府选派最优秀的学生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习科学技术，政府还控制本国工业，创设兵工厂，建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家军队，取代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队。日本还仔细研究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国防战略，其中最推崇德国的军事制度。但是，日本留学生带回的关于西方技术和国防战略的知识击碎了日本长久以来自以为是的军事优越感，使它陷入深切的不安，对将来向西方宣战时必胜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到19世纪末，日本已准备好大展拳脚，在其亚洲邻邦身上测试自己的新力量。1876年，明治政府派遣一支由两艘炮艇和三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前往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通商条约——此举不禁使人想起当年佩里强迫日本开埠通商的情景。 随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虽然确立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但10年不到，当中国试图平定一次由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时，中日两国爆发了大规模冲突。1894年9月，双方宣战后仅仅6周，日本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次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若不是后来西方列强的干预，日本原本会取得全盘胜利。战后日本获得的最大战利品——辽东半岛，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涉，最后被迫归还给中国。这进一步表明遥远的欧洲列强具有迫使日本就范的实力，但这只会激励日本痛下决心，努力在军事上超越西方宿敌。到1904年，日本的军队规模增加了1倍，并在军备制造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种努力发展军事力量的战略很快得到了回报。日本扬言不仅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而且能打败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重新夺取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并在对马海战中取得胜利，获得库页岛的一半和在东三省的商业优势。对一个过去50年来在西方羞辱中卧薪尝胆，同时又自尊自傲的国家而言，此次胜利实在令人振奋。当时一位陶醉于胜利喜悦的日本教授曾经这样总结整个国家的雄心壮志，宣称日本“命中注定要对外扩张并统治其他国家”。5 多半得益于这些胜利果实，20世纪初期成为日本的黄金岁月。现代化不仅为日本赢得了军事声望，也为其带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6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的钢铁和纺织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日本股价猛涨，暴发户应运而生，他们挥霍无度，纸醉金迷，举国上下一片奢靡之风。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即便是传统上深居简出的日本妇女，也开始在赌场和赛马场上一掷千金。 如果这种繁荣持续下去的话，日本社会或许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成为遏制军国主义影响的中坚力量。但事与愿违，日本很快就面临其现代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前期成果瞬间化为乌有，整个社会陷入饥荒的边缘，日本由此走向战争之路。 20世纪20年代，日本繁荣的黄金时代落下帷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止了先前强大的军事用品需求，日本的军工厂纷纷倒闭，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大萧条”随之而来，美国奢侈品消费锐减，使日本的生丝出口贸易陷入瘫痪。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方，但战后10年间，许多国际商人和消费者却刻意避免购买日本商品。尽管欧洲国家和日本一样，都凭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扩张了其海外帝国，但人们却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日本的扩张。由于西方人反感日本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更厌恶日本试图将西方式的殖民主义加诸它根据《凡尔赛和约》所控制的德国前殖民地，因此西方的金融家们选择将更多的资金注入中国。紧接着，由于《凡尔赛和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人民群情激奋，因而发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事态的发展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经济，并促使日本人普遍认为自己又一次成为某种国际阴谋的受害者。 经济持续衰退对日本社会的正常运行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剧增，贫困的农民和渔民被迫卖女为妓。通货膨胀、工人罢工以及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使日本凄惨的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日益流行的一种论调是，日本需要通过征服新的领土来避免大规模饥荒。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口只有3 000万左右，到1930年却猛增到近6 500万，7这使得日本越来越难以养活其全部人口。日本农民艰辛劳作，努力使粮食亩产量升至极限，截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农业产量已经陷入停滞。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迫使日本每年都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的大米进口增长了2倍。过去日本一直依靠纺织品出口收入支付粮食进口费用，但20年代末纺织品出口受到国外需求萎缩和市场竞争激烈的制约，并经常遭遇歧视性关税。 20世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年轻的激进分子不断论证军事扩张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问题。在《致青年人》（Addresses to Young Men）一书中，陆军中校桥本欣五郎写道： 为摆脱人口过剩的压力，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向外移民、开拓国际市场以及领土扩张。由于其他国家歧视日本移民的政策，第一扇门，即向外移民，已经对我们关闭了。由于关税壁垒和通商条约的废止，第二扇门也正在关闭。当三扇门中的两扇都已对我们关闭时，日本该何去何从？8 另外，还有一些日本作家提到其他国家拥有的广袤领土，抱怨这是不公平的，尤其是这些国家没有做到地尽其用，未能达到日本农民实现的粮食亩产量。他们不仅觊觎中国广阔的土地资源，对西方国家同样虎视眈眈。日本军方的宣传人员荒木贞夫质问道，日本以142 270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毛之地）养活了6 000万人口，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却只需养活650万人口，日本为什么要满足于这样的现状？9这种反差是不公平的。在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几乎将优势占尽。荒木贞夫指出，美国不仅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还拥有约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如果说西进太平洋是19世纪美国的天定命运，那么西进中国则是20世纪日本的天定命运。对日本这个高度同质化且自尊自大的民族而言，当时动荡的中国几乎唾手可得，这个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开发利用的对象。日本的野心并不仅限于亚洲。101925年，即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签订限制主力舰条约，成为世界第三海军强国仅3年之后，日本民族激进主义分子大川周明就出版一本著作，不仅认为日本注定要“解放”亚洲，而且认为日美之间必定会进行一场世界大战。在该书最后一章，他犹如神祇般地预言了两强之间必有一场圣战，这一预言的灵验程度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他这样写道： 在新世界出现之前，东西方列强之间必有一场生死战。美国对日本的挑战就是这一理论的明证。亚洲最强的国家是日本，代表欧洲列强的最强国家则是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必有一战，不过只有上帝知道战争何时爆发。11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内部政治纷争，一部分人主张运用日本学习到的最新技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另一部分人则期冀利用本国军事优势对外扩张和征服邻邦。这两种势力针锋相对，相互竞逐影响力。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狂热支持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政府，限制个人财产，将产权收归国有，并控制亚洲。这些主张激发了下层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年轻气盛，自然不信任东京的政客，并迫不及待地渴望飞黄腾达。尽管这些军官之间长期钩心斗角，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理念：推翻现存社会，彻底清除一切官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障碍，以实现他们心目中日本的神圣使命，即报复欧洲、称霸亚洲。 这些激进主义者逐步迫使政府中的温和派做出一系列妥协，但他们仍嫌变革的节奏太慢，于是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计划发动一场政变，但后来放弃。1932年，一伙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恐怖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但未能实现军事管制。 1936年2月26日，一小撮少壮派军官大胆发动兵变，并杀死数名政治要员。尽管这次政变使东京市中心瘫痪了至少三天，但最终失败，政变领导人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遭到处决。于是，权力从极端分子转移到政府中更谨慎的派别手中。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有权称霸亚洲这一问题上，即使是这些行事谨慎的人也认同某些少壮派军官的狂热观点。 一些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很快意识到，若想控制中国，必须加紧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在1895年被迫屈服于日本之后，正不断尝试增强国力——这增强了日本扩张主义者完成使命的紧迫感。 中国的确利用过去20年的时间，将自身从一个分崩离析的帝国转变为奋发图强的共和国。1911年，革命军打败了清政府的军队，终结了清朝200多年的封建统治。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击败了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并宣布将废除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蒋介石领导的革命发展势头良好，威胁到了日本在中国东三省和蒙古的利益。因此，日本必须在中国强大到无法征服之前迅速采取行动。 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后，日本军方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变本加厉。1928年，日本策划了对东三省统治者、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暗杀行动，理由是他拒绝与日本全面合作。此次暗杀激怒了中国人民，他们组织了更多的抵制日货运动。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炸毁东三省南部铁路的一段铁轨，借此挑起事端。当爆炸未能导致火车出轨时，日本人又打死中国卫兵，并在世界媒体面前反诬中国军队阴谋搞破坏。这一事件给了日本人占领东三省的借口，他们将东三省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末代皇帝、清朝废帝溥仪，组建傀儡政权。然而，对东三省的占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国民党活跃分子的激励使这种情绪更加高涨。双方情绪日益激愤，终于在1932年爆发了流血冲突。当时，上海民众袭击了5名日本僧人，并造成其中1人死亡。日本立即进行报复，轰炸上海，造成数万名平民死亡。日本在上海滥杀无辜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作为回应，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 为了准备与中国不可避免的战争，日本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训练士兵。12男子从小就接受训练，以备将来到军队服役。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日本的玩具店简直成了战争神社，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军装、步枪、高射炮、军号和榴弹炮等军事玩具应有尽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男孩们将竹竿当步枪，在街上玩打仗游戏。有些孩子甚至将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日本学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军营。事实上，有些学校的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并作为最优秀的种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年龄较小的男孩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年龄较大的男孩使用真枪。学校的教科书成为军事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以日本的国土形状作为扩张的理由：“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亚洲的先锋，勇敢地朝太平洋挺进。与此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部侵略。”13老师还向男孩们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层面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作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故事，当老师要求一个敏感的日本男孩解剖一只青蛙时，这个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老师用指关节敲着他的头大声咆哮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14 然而，尽管日本人实施了类似的各种心理训练，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十分矛盾。与对待朝鲜的态度不同，日本对中国并非完全的种族蔑视：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20世纪早期的混乱局势深感恼火。策划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曾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岁月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曾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和教育。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庚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帮助中国建设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更是发自内心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军队中的中国问题专家通常都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对中国非常了解。”15然而，这些知识和训练却几乎没有传递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晚期，日本文部省大臣宣布，开办学校并不是为了学生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日本人培训小学老师的方式与训练新兵相差无几，师范生们需要住在军营中，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和思想教化。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其中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不仅约束教师和学生，而且适用于全体日本公民。《教育敕语》其实是军人道德规范的平民版本，将服从权威和无条件效忠天皇视为最高价值。日本所有学校都将《教育敕语》副本与天皇肖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拿出来宣读。据说，不止一位老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结巴而自杀，为亵渎该圣文谢罪。16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变得高度军事化，并日益僵化。一位访客在参观某所日本小学时，看到数千名小学生排成完美的队形、步调一致地摇旗行进，不禁发出惊喜的赞叹。17很显然，这位访客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为确立和维持这种纪律和秩序实施的虐待。18在学校，教师像具有虐待狂倾向的教官一样，打学生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以竹棍、木剑抽打学生，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学生被迫背负重物，跪在地上，或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奔跑，直到力竭倒地方休。当然，极少有家长出于愤怒或关切来学校参观，因而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立志当兵，服从权威的压力就更大，恶毒的欺辱和无情的长幼尊卑秩序往往扼杀了士兵心中任何残存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奉为最高美德，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理想被甘当体制螺丝钉的价值观取代。为了磨灭士兵个性，使之服从集体利益，上级军官或年长老兵经常无故打新兵耳光，或者用粗重的木棍将他们痛打一顿。根据作家土盐入谷的说法，军官经常用这样的话为他们的恣意体罚辩护：“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把自己累得双手红肿流血是疯了吗？”19有一些年轻士兵因不堪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而死，有些自杀身亡，而大多数则经受住了锻炼，仿佛淬炼过的容器，被军方灌输了一系列新的人生目标。 对有抱负的军官而言，训练更是严苛。20世纪20年代，所有军校学员都必须修完位于市谷的军事学院的全部课程。那里营房拥挤，食品匮乏，教室没有暖气，更像监狱而不是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大多数西方军事学院20：在英国，一名军官在经过1 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学后就可以获得任命；在日本，标准的要求则是3 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 765小时的课外自学。军校学员不仅每天都要坚持超强度的身体训练，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所有课程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完美，获取胜利。最重要的是，所有日本军校学员都必须确立“永不言败的信念”。由于军校学员对任何失败的暗示都极为恐惧，为了降低自杀率，考试结果都秘而不宣。 军事学院如同形单影只的孤岛，与世隔绝。军校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缺乏任何锻炼个人领导才能的机会。他们的阅读材料都经过了仔细审查，而且他们没有任何闲暇时间。历史和科学的内容被歪曲，将日本塑造成一个超级种族。一位西方作家曾经这样评论日本军官：“作为年轻人，在易受外界影响的几年间，他们与外界的一切娱乐、兴趣和影响完全隔绝，他们所生活的狭小圈子里充斥着日本是特殊民族、日本军队独一无二的宣传。日本的民族心理本来就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军官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差距更大。”21 1937年夏，日本终于成功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同年7月，一个根据条约驻扎在中国天津的日本军团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休息时，有人朝黑暗中的日军射击，随后日军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于是，日军以此为借口，在该地区显示武力。日本军队挺进到卢沟桥附近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以进城搜寻失踪的日本士兵。在遭到中方指挥官拒绝之后，日军炮轰了宛平城。 7月底，日军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京津地区。8月，日军侵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经不可逆转。 但是，征服中国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日本的预期。仅驻扎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人数的10倍，而且，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投入这场战斗。1937年8月，当士兵人数达35 000人的日本增援部队试图在上海码头登陆时，日本军队遭遇了第一次挫败。22中国士兵从一座隐蔽的炮台向日军开炮，炸死数百名日军，其中包括良子皇后的一个表兄弟。在接下来的数月间，中国军队英勇地保卫着这座大都市。令日军懊恼的是，上海的战事进展缓慢，他们需要逐条街道、逐个防御工事地向前推进。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方领袖就曾大放厥词，并且坚信日本将在3个月内征服全中国。23然而，仅在中国一座城市的战事就从夏天拖到秋天，又从秋天拖到冬天，这彻底粉碎了日本轻易取胜的美梦。中国——这个拥有淳朴民族的国家，尽管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有接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却顽强地遏制了强大的日军。当11月上海最终沦陷时，恼羞成怒的日军心态日趋邪恶。据说当他们向南京进发时，许多人心中都燃烧着复仇之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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