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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王力先生的散文集。主要收录他抗战时期在昆明所写的小品文，被他自己笑称为“雕虫”之作；还有部分他在解放后所写的知识性散文以及回忆友人的散文，可谓“龙虫并雕”。这些散文多以小见大，从生活的细节人手，展现社会人生的各面向，有对社会时弊的鞭挞，有对世态人情的描摹，也有自己人生体验的诉说。有平实A然之言，也多讽喻幽默之语，原本平凡细碎的日常生活，被王力先生的妙笔勾画得趣意盎然、韵味悠长。
王力先生学识渊博，国文功底深厚，其散文知识性较强。他常常引经据典，以古喻今，发其感叹，看似轻松随意的谈笑风生，实则用语字字推敲，文思逻辑严密，使得那些描述旧日光景的文字，透出一种贯穿古今的深远意境。而他写作的不少知识性散文，擅长将知识性寓于趣味性之中，把对字句的仔细推敲置于一种日常语境下，展现了汉语言文字寓意丰富的特点与生动活泼的魅力。张双棣先生随文作注释，使得本书更加明白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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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王力先生也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抗战时期，他开始在报纸上写作小品文，广受读者欢迎，与梁实秋、钱锺书并称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著有《汉语史稿》《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概要》《龙虫并雕斋琐语》《龙虫并雕斋诗集》等，主编有《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等，翻译有波德莱尔《恶之花》等_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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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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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生活导报》和我代序
第一部分 瓮牖剩墨
001 姓名
002 书呆子
003 西洋人的中国故事
004 战时的书
005 战时的物价
006 乡下人
007 辣椒
008 迷信
009 骑马
010 奇特的食品
011 诅咒
012 劝菜
第二部分 龙虫并雕斋琐语
——《生活导报》时期
013 洪乔主义
014 蹭躞
……
第三部分 棕榈轩詹言
第四部分 龙虫并雕斋琐语
——《自由论坛》时期
第五部分 清呓集
第六部分 增补拾遗
后 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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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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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瓮牖剩墨
002 书呆子
从来没有人给书呆子下过定义；普通总把喜欢念书而又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叫做书呆子。
然而在这种广泛的定义之下，书呆子又可分为许多种类，甚至于有性质恰恰相反的。据我所知，有不治家人生产的书呆子，同时也有视财如命的书呆子；有不近女色的书呆子，同时也有“沙蒂主义”
的书呆子。
依我们看来，“呆”的意义范围尽可以看得更大些。凡是喜欢读书做文章，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去博取安富尊荣者，都可认为书呆子。依着这样说法，世间的书呆子似乎不少；但若仔细观察，却又不像始料的那样多。世间只有极少数人能像教徒殉道一般地殉呆，至死而不变，强哉矫。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圣者也”。又有颇少数的人，为饥寒所迫，不能不稍稍牺牲他们的兴趣，然而大体上还不至于失了平日的操守。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贤者也”。我们对于前者，固然愿意买丝绣之；对于后者，也并不忍苛责。波特莱尔的诗有云：“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我们将为此种人痛哭之不暇，还能忍心苛责他们吗？
书呆子自有其乐趣，也许还可以说是其乐无穷。我没有达到纯呆的境界，不敢妄拟，怕的是唐突呆贤，污蔑呆圣。但是我敢断言，书呆子是能自得其乐的。不然则难道巢父、许由、务光、严子陵
、陶渊明、林逋 一班人都是镇日价哭丧着脸不成？只有冒充书呆子的人是苦的：身在黉宫 ，心存廊庙
；日谈守黑，夜梦飞黄。某老同学新膺部长，而自顾故我依然，不免一气；某晚辈扶摇直上，而自己则曳尾涂中
，又不免一气。蠖屈非不求伸，但是，待字闺中二十年，为免“千拣万拣，拣个破油盏”之诮，实有不能随便出阁的苦衷。这种坐牢式的生活，其苦可想而见。
事实上，做书呆子也是很难的。即使你甘心过那种“田园一蚊睫，书卷百牛腰”
的生活，你的父母、兄弟、妻子，以至表兄的连襟的干儿子，却都巴望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苏秦奔走七国，凭着寸厚的脸皮去碰了许多钉子，固然因为他自己热中利禄，却也有几分是由于他有一个不下机的妻，一个不为炊的嫂，和一对不以为子的父母。《晋书?王戎传》里说，“衍口未尝言钱，妇令婢以钱绕床下，衍晨下，不得出，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咱们知道，王衍初官元城令，累迁至司徒，岂是讨厌铜臭的人物？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假书呆子。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贤内助的熏陶既久，一朝恍然大悟，于是鄙薄巢由，钦崇石邓，前后判若两人。由此看来，若真要做一世的书呆子，而不中途失节，古井兴波
，至少须得找一个女书呆子来做太太，那位“不因人热” 的梁鸿，假使没有一个“鹿车共挽”
的孟光来和他搭配，他究竟能够安然隐居于霸陵山吗？
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外界刺激确是更多了。在这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如一个理发匠，中学教员的收入不如一个洋车夫的时代，更显得书呆子无能。汽车司机是要经过相当训练的，而且须是年富力强，有些书呆子干不了，那是可原谅的。但是，连汽车公司的买办和转运公司的掌柜也都做不来吗？经济系的毕业生走仰光，月入二千元；化学系的学生入药厂，月入一千元；工科的学生入交通界或工厂，月入五六百元至一二千元不等；而他们的老师的收入却都几乎不能糊口，“饱”还勉强，“温”则大有问题。弟子能做的事老师也该能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又无非是呆的表现。一位中学教员告诉我，他们学校的一个工友有了高就，是迤西某厂的什么长，月薪三百元，津贴在外。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迤西某厂的厨子月薪千元，供膳宿（世间哪有不供膳宿的厨子？）。教育界中会做饭菜的人不少，然而没有听见他们当厨子去，这恐怕是许多人所不能了解的。
我说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刺激更多，并不是说他们看见别人发财，由羡生妒，由妒生恨。假使是这样，他们也就不成其为书呆子了。甚至于受了挑扁担的张三或做小工的李四的奚落，如果你是一个呆圣，也没有可以生气的理由。最堪痛哭者还是亲人的怨怼。甲先生的家里说：“人家小学未毕业，现在做了某某处的营业部长，已经赚了几十万了，你在外国留学十年，现在不过做个穷教授！”乙先生的家里说：“李阿狗一个字不认得，现在专走广州湾挑扁担，已有几千元的积蓄了；你是大学毕业生，现在却连父母都养不起！”学位和金钱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家里人并不和你讲逻辑，反正供给你读了十余年以至二十余年的书是事实，而你现在非但不能翻本，连利息都赚不够也是事实。
太太和先生的志同道合也是有限度的。正在三旬九食仰屋踟蹰之际，忽然某巨公三顾茅庐，太太拔钗沽酒，杀鸡为黍，兴高采烈，如见窖金。等到先生敬谢不敏之后，某巨公一场扫兴还是小事，心上人珠泪盈眶，虽呆圣亦岂能无动于衷？至于兼课兼事，在这年头儿，更是无伤于廉，然而竟然有辞绝不干者，其愚尤不可及。太太的埋怨，除了和他一样呆的人外，谁不表示同情？所以我们说，这年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时穷节乃见”
，咱们等着瞧那一班自命为书呆子的人们，谁能通过这大时代的试金石。
（一九四二年《星期评论》）
003 西洋人的中国故事
西洋人对于中国的事情，无论真假，都喜欢知道。杀头，缠脚，抽大烟，讨小老婆，在西洋人看来是中国四大特征。尽管你说这种事情早已绝迹了，他们仍旧是似信不信的。捏造的话也不少。福禄特尔法国文学家的《赵氏孤儿记》（即搜孤救孤），已经和中国的原本不尽相同。此外，都德在他的小说《沙弗》里，说及东方有一个地方，妻子和别人通奸，给丈夫知道了之后，就把她和一只雄猫装在一个布袋里，晒在烈日之下，于是猫抓人，人扼猫，同归于尽（手边无书，大意如此）。我们不知道都德的故事是不是暗指中国，不过，像这一类捏造的故事而又明说是出于中国者，在西洋也并非没有。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查理?蓝在《爱利亚论》里面所说中国人发明烧猪的故事。依查理?蓝说，这故事是根据一个中文手抄本，由一个懂中文的朋友讲给他听的。
在开天辟地后七万年的期间内，人类只知道吃生的兽肉，像今日（蓝氏时代）阿比西尼亚的土人一样。孔夫子在《易》经里也曾暗示有过这么一个时代，他认为黄金时代，叫它做“厨放”，就是“厨子放假”的意思。后来烧猪的艺术是偶然地被发明的。有一个牧猪人，名叫火帝，他在清晨就到树林找猪的食料去了，只留他的长子波波看家。波波是一个笨孩子……当时的青年都喜欢烧火为戏，波波更可说是一个火迷。他一个不留神，让火星迸射在一束干草上，就燃烧起来，转眼间，一间茅屋已成灰烬。茅屋烧了不要紧，一两个钟头可以重建起来；可痛者是里面还有一窝新生的小豚，至少在九个之数，都给烧死了。波波正在思忖怎样来对他的父亲解释这件事的当儿，忽然觉得一阵香气扑鼻。说是茅屋被烧，发出来的香味儿吗？从前茅屋也曾被烧过，为什么不曾闻着过这种味儿呢？他想不出一个道理来，且先弯下腰去摸一摸那小猪儿，看它还活着不。手指给烫疼了，他天真地拿指头放在嘴里吹。在摸的时候，一些烧裂了的碎猪皮已经贴在指头上。于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其实可说是有人类以来第一次）尝着了烧猪的味道——脆的啊！他再摸摸看，不期然而然地，他又舔他的指头。这样尝了又尝，他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刚才闻着的是烧猪的味儿，而烧猪竟又是这样好吃的。火帝回家之后，和儿子大闹一番。波波想法子让他父亲尝着了烧猪的美味，于是父子俩正经地坐下，把这一窝乳猪吃个精光。
火帝叮嘱波波严守秘密，因为恐怕邻人知道了，说他们擅自改良上帝所赐的食物，会用乱石打死他们。但是，邻人们却注意到火帝的草房子烧了又造，造了又烧。从前没有见过这样密的火灾，最巧的是：母猪每次生了小猪，火帝的草房子一定被烧，而火帝并没有责骂过他的儿子一句。邻人们觉得奇怪，终于侦察出他们的神秘来，告到北京的法庭（当时北京还小得很呢）。火帝父子被传去审讯，那烧猪也被拿去做物凭。正在快要判决的当儿，裁判委员会的主席提议先把烧猪放进木箱里。于是他去摸了摸，其余的委员也去摸了摸，他们的手指都给烫疼了，都放在嘴里吹冷。这一吹就变了局面，委员们也不再顾那些人证物证的确凿，也用不着互相磋商，大家不约而同地宣告火帝父子无罪。这么一来，把旁听席上的人，市民们，外人，访员，都弄得莫名其妙起来。
那法官是一个狡猾的人，等到退庭之后，就秘密地去买许许多多的猪。几天之后，大家听说他的采邑的房子被火烧了。这一件事传播开来，四面八方的民房也都遭了火灾。在这一带地方，柴草和猪都大涨其价。保险公司一个个都关了门。人们造房子，越来越马虎，大家都怕建筑之学不久就会失传了。幸亏有一个圣人出来（像咱们的陆克），他才发明：烧猪或烤别的肉类都犯不着烧去一座房子，只须用铁叉叉着烧烤就行。
故事的本身是很美的。妙处不在于波波误烧茅屋，而在于法官和民众们都相信必须烧去房子，然后吃得着烧猪。但是我对于它的真实性非常怀疑。蓝氏跟着也说事情未必可信，但是我比他更进一步，我根本不相信它是一个中国故事。咱们现在虽然努力欧化，但咱们的远祖却未必这样时髦。燧人氏的时代，中国未必有法庭，更不会有访员。政治中心也不会在北平。乱石杀人只是西洋历史上的事，中国太古时代杀人也许有别的花样。保险公司非但中国古代没有，现在也还不曾深入民间呢。这些都可说是蓝氏随笔写来，失于检点而已。但是，我实在太浅陋了，在中国书中不曾看见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即使是一种手抄本，也该像中国人的话，何至于一个牧猪人称为火帝，把一个太古时代称为“厨放”呢？这也许是我译错了字。但是，波波毕竟不像中国的古人名。中国上古的人名有双声，有叠韵，却是没有叠字的。
这个故事之出于虚构，似是毫无疑义的了。蓝氏也许像美国人，喜欢把广东人看做中国人的典型：广东人有烧乳猪的事实，因此渲染成为一个故事。我常常这样想：西洋人可以虚构中国的故事，中国人何尝不可以虚构西洋的故事呢？《镜花缘》就几乎走上这一条路，可惜它不曾说“君子国”之类就在今日的欧洲，也不曾说是据一个西文手抄本，由一个懂西文的朋友讲给他听的。
（一九四二年《星期评论》）
012 劝菜
中国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节奏来。相传有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问一个中国人说：“听说你们中国有二十四个人共吃一桌酒席的事，是真的吗？”那中国人说：“是真的。”那外国人说：“菜太远了，筷子怎么夹得着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有一种三尺来长的筷子。”那外国人说：“用那三尺来长的筷子，夹得着是不成问题了，怎么弯得转来把菜送到嘴里去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是互相帮忙，你夹给我吃，我夹给你吃的啊！”
中国人的吃饭，除了表示合作的精神之外，还合于经济的原则。西洋每人一盘菜，吃剩下来就是暴殄天物；咱们中国人，十人一盘菜，你不爱吃的却正是我所喜欢的，互相调剂，各得其所。因此，中国人的酒席，往往没有剩菜；即使有剩，它的总量也不像西餐剩菜那样多，假使中西酒席的菜本来相等的话。
有了这两个优点，中国人应该踌躇满志，觉得圣人制礼作乐，关于吃这一层总算是想得尽善尽美的了。然而咱们的先哲犹嫌未足，以为食而不让，则近于禽兽，于是提倡食中有让。起初是消极的让，就是让人先夹菜，让人多吃好东西；后来又加上积极的让，就是把好东西夹到了别人的碟子里，饭碗里，甚至于嘴里。其实积极的让也是由消极的让生出来的：遇着一样好东西，我不吃或少吃，为的是让你多吃；同时，我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知道你一定也不肯多吃，为的是要让我。在这僵局相持之下，为了使我的让德战胜你的让德起见，我就非和你争不可！于是劝菜这件事也就成为“乡饮酒礼”
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了。
劝菜的风俗处处皆有，但是素来著名的礼让之乡如江浙一带尤为盛行。男人劝得马虎些，夹了菜放在你的碟子里就算了；妇女界最为殷勤，非把菜送到你的饭碗里去不可。照例是主人劝客人；但是，主人劝开了头之后，凡自认为主人的至亲好友，都可以代主人来劝客。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假使你是一位新姑爷，情形又不同了。你始终成为众矢之的，全桌的人都把“好菜”堆到你的饭碗里来，堆得满满的，使你鼻子碰着鲍鱼，眼睛碰着鸡丁，嘴唇上全糊着肉汁，简直吃不着一口白饭。我常常这样想，为什么不开始就设计这样一碗“十锦饭”，专为上宾贵客预备的，倒反要大家临时大忙一阵呢？
劝菜固然是美德，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嗜好是否相同的问题。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我觉得他老人家这句话多少有些语病，至少还应该加上一段“但书”
。我还是比较地喜欢法国的一句谚语：“惟味与色无可争。”意思是说，食物的味道和衣服的颜色都是随人喜欢，没有一定的美恶标准的。这样说来，主人所喜欢的“好菜”，未必是客人所认为好吃的菜。肴馔的原料和烹饪的方法，在各人的见解上（尤其是籍贯不相同的人），很容易生出大不相同的估价。有时候，把客人所不爱吃的东西硬塞给他吃，与其说是有礼貌，不如说是令人难堪。十年前，我曾经有一次作客，饭碗被鱼虾鸡鸭堆满了之后，我突然把筷子一放，宣布吃饱了。直等到主人劝了又劝，我才说：“那么请你们给我换一碗白饭来！”现在回想，觉得当时未免少年气盛；然而直到如今，假使我再遇同样的情形，一时急起来，也难保不用同样方法来对付呢！
中国人之所以和气一团，也许是津液交流的关系。尽管有人主张分食，同时也有人故意使它和到不能再和。譬如新上来的一碗汤，主人喜欢用自己的调羹去把里面的东西先搅一搅匀；新上来的一盘菜，主人也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至于劝菜，就更顾不了许多，一件山珍海错，周游列国之后，上面就有了六七个人的津液。将来科学更加昌明，也许有一种显微镜，让咱们看见酒席上病菌由津液传播的详细状况。现在只就我的肉眼所能看见的情形来说。我未坐席就留心观察，主人是一个津液丰富的人。他说话除了喷出若干吐沫之外，上齿和下齿之间常有津液像蜘蛛网般弥缝着。入席以后，主人的一双筷子就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后来他劝我吃菜，也就拿他那一双曾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的筷子，夹了菜，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的碟子里。我几乎不信任我的舌头！同是一盘炒山鸡片，为什么刚才我自己夹了来是好吃的，现在主人恭恭敬敬地夹了来劝我却是不好吃的呢？我辜负了主人的盛意了。我承认我这种脾气根本就不适宜在中国社会里交际。然而我并不因此就否定劝菜是一种美德。“有杀身以成仁”，牺牲一点儿卫生戒条来成全一种美德，还不是应该的吗？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央周刊》）
第二部分 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时期
015 老妈子
所谓老妈子，就是女佣。“老妈子”并不一定老，有六十岁的老老妈，也有十八岁的“小老妈”。先把定义说明了，省得下文引起误会。
用老妈子不一定是摆阔，尤其是为社会服务的人，他们的用老妈子，实在合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她本来要为她自己煮饭吃的，何妨为我们多下一合米？她本来要为她自己洗衣裳的，何妨为我们多洗三五件？省下我们的劳力，做些有益于人群的事情。
好的老妈子是真好。每天照例该做的事，她绝对用不着你关照一声。偶然有些临时预备的事，你没有开口，她已经给你预备下了。你在出门以前，她一声不响地给你擦皮鞋；你在回家以后，她又会一声不响地给你摺好了你换下来的衣服。她以一身而兼保姆、厨子、花匠、清道夫诸职，几乎令人不敢相信她的工资只有国币伍元。看她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你不能说她是为了区区五元钱而忙，只能说她是对于工作有兴趣，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每逢过年过节，她换了一身新衣服，来向你鞠一个九十度的躬，令你周身松快。谁说不是呢？好的老妈子是真好！
抗战几年以后，情形大不相同了。并不是说国难时期没有好的老妈子，只是说我们这些寒儒用不起好的。我们既不能花千元的“月薪”，又不能天天打牌来满足她的“需要”，不得已而思其次，就只好找一个初出茅庐的乡下人，或少年龙钟的城里人来充数了。天哪！就是这样的下驷之才，每月工资国币三百元，连伙食算起来，也就占了我们每月收入的半数！但是，正因为它占了你每月收入的半数，所以你应该用下驷之才！如果它只占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你倒反不愁没有好的老妈子可用了。
不会捉老鼠的猫儿也会吃鱼和牛肉，同理，不会做事的老妈子也会“揩油”。狡猾的，她会买十二两报一斤；平凡的，她也会用了十元报十五。不过，其中也未尝没有忠厚的：譬如你给她一百元买菜去，她回来报账给你听，猪肉三十元，豆腐八元，白菜十三元，西红柿二十元，余款三十一元。其实余款该是二十九元，她还多缴还你二元。——但是，天晓得这二元钱是怎样多出来的！
清洁和整齐，在某一些“下驷”看来，即使不是咄咄怪事，至少也是多余的事，尤其是每天买不起四两肉的人也讲究清洁，除了几本破书之外别无长物的人也讲究整齐，在她们看来简直是发疯。她们能举出许多实例来告诉你：某家天天吃的是山珍海错，也不妨在鲍鱼汤里加上两只清炖苍蝇；某家住的是高堂大厦，睡的是蓝笋象床，也不妨在屋角堆些碎绸零缎让耗子做窠，在地板上留些果皮表示哥儿们常常有的吃零食。穷措大们简直没有见过世面，只像李阿毛的儿子，读了两本小学教科书，就回家去教人拾掇，宣传卫生！
如果用的是“小老妈”，有时更令你头疼。当她初出茅庐的时候，自然是很好用的，甚至于跟太太学会了做几样好菜，客来不用主妇亲自上厨房；又从太太那里念了两本书，认识了一千几百个字，补偿童年所应受的智育和德育。由此感恩图报，立誓终身相随。谁知她在城里居住不上半年，已经由红裤变为蓝裤，由纱袜变为丝袜，渐渐地又套上一件旗袍。于是她平日所模仿的太太渐渐被她认为落伍，不够摩登，而主人的家庭也被认为太窄，使她回旋不得。于是风流事儿来了：看中张君瑞者不是莺莺小姐，而是红娘；幽会的地方不在西厢而在逆旅。再过一两个星期，她会向你辞职，或竟悄然作冥冥之飞鸿。再过一年半载，你会在街上遇着一位漂亮太太，和她挽臂的“骑士”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翩翩少年。她会请主人和主妇上馆子，吃大菜，一则表示她阔气，二则在衣冠相形之下，大有主仆易位之势，也能令她吐气扬眉。那时节，你一定啼笑皆非，只好举杯祝他们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大时代”中的寒儒，一方面是万事不如人，一方面还离不了数十年未曾离开过的老妈子。这种矛盾的情况，养成先生太太的自卑和老妈子的自尊。因为衣食欠缺，住屋湫隘，惟恐她嫌；又因为工资低微，惟恐她走。她对我们是稍忤即嗔，恨尤甚于刺骨；我们对她是未言先笑，谄有过于胁肩。人家挞婢如挞犬，体罚施于泥中；我们事仆如事亲，色养行于灶下。吹求岂敢，恭顺未遑。在古人是炊藜不熟，妻可大归；在我们是煮饭夹生，仆无小谴。有时候还得听她的一番“训话”、几句“格言”。主仆之分未移，主仆之情已改。从今以后，曰“妈”曰“嫂”，总是发号施令之人；称“太”称“爷”，无非低头帖耳之辈了。
话又说回来了。“四体不勤”的人，到了这个国难极端严重的时期，仍旧是“四体不勤”，一罪也；“谋生拙似鸠”的人竟也妄想“役人”，二罪也。有此二罪，而受老妈子的气，这是活该。奉劝一班寒儒，大家拆卸了这个穷架子。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生活导报》第三十期）
021 请客
中国人是最喜欢请客的一个民族。从抢付车费，抢会钞，以至于大宴客，没有一件事不足以表示中国是一个礼让之邦。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也就是我的钱，大家不分彼此；你可以吃我的，用我的，因为咱们是一家人。这种情形，西洋人觉得很奇怪，请恕我浅陋，我没有见过西洋人抢付过车费，或抢会过钞。我们在欧洲做学生的时代，因为穷，大家也主张“西化”，饭馆里吃饭，各自付各自的钱，相约不抢着会钞。西洋人宴客是有的，但是极不轻易有一次，最普通的只是来一个茶会，并不像中国人这样常常请朋友吃饭。这些事情，都显得中国人比西洋人更慷慨更会应酬。
其实，中国人这种应酬是利用人们喜欢占便宜的心理。不花钱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等等，受惠的人应该是高兴的。一高兴，再高兴，三高兴，高兴的次数越多，被请的人对于请客的人就越有好印象。如果被请的人比我的地位高，他可以“有求必应”，助我升官发财；如果被请的人比我的地位低，他也可以到处吹嘘，逢人说项，增加我的声誉，间接地于我有益。中国人向来主张“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不花钱而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也就等于受人钱财，若不与人消灾，就该为人造福。由此看来，请客乃是一种“小往大来”的政策，请客的钱不是白花的。知道了这一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对于亲弟兄计较锱铢，甚至对于结发夫妻不肯“共产”的人，为请客而挥霍千金，毫无吝色；又明白为什么家无儋石，对泣牛衣的人偏有请客的闲钱。原来大多数人的请客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慷慨，而是权谋！
青蚨在荷包里飞出去是令人心痛的，而“小往大来”的远景却是诱惑人的，在这极端矛盾的心情之下，可就苦了那些一毛不拔的悭吝者。当在抢付车费，抢会钞，或抢买戏票的时候，为了面子关系，不好意思不“抢”，为了荷包关系，却又不敢坚持要“抢”，结果是得收手时且收手，面子顾全了，荷包仍旧不空。最糟糕的是遇着了同道的人，你一抢他就放松，结果虽是“求仁得仁”，却变了哑子吃黄连，心里有说不出的苦。不过，悭吝的人也未尝不请客；有时候，他们请客的次数要比普通人更多，因为吝者必贪，贪者毕竟抵不住那“小往大来”的远景的诱惑。于是他们想拿最低的代价去博取最大的利益：每次请客吃饭，东西拣最便宜的吃，分量越少越好，最好是使客人容易饱，容易腻，而主人所费又不多。甚至连请几天，昨晚剩的菜今天还可以吃，虽然让客人吃别人的余唾颇为不恭，然而请客毕竟是请客，余唾吃了之后，仍旧不怕他不说一声“谢谢”。这是手段之中有手段，权谋之外有权谋！
话又说回来了，请客真的是一种好风气吗？真的能联络感情吗？我曾经亲耳听见抢会了钞的人背面骂那让步不坚持要抢的人，说他小气，说他卑鄙。我又曾经亲耳听见吃了人家的酒饭的人一出大门就批评主人：五溜鱼只有半边，清炖鸡只有半只，烟臭如莸，酒淡如水，厨子烹调无术，主人招待不周！可见中国既有了抢付钱的习俗，不抢付钱竟像是私德有亏，友谊有损；又有了滥请客的风尚，不请客的固然被认为不善交际，请客如果请得不痛快，那钱也只等于白花。勿谓郇厨既扰，即尽衔恩；须防金碗虽倾，终难饱德。老饕未餍，微禄半销！“小往大来”的请客哲学真是害人不浅！
被请的人有时候也很苦：明知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但是又没有拒绝的勇气，于是计划“还席”或“回客”。受了人家的好处，再奉还若干好处给人家，这样就算两相抵消，不再负报答的责任。其实这样设想是自寻烦恼。最干脆的办法是既不请人，也不怕被人请。如果有人抢着代我付车费或会钞，我就一声不响地，让我的青蚨“回龙”。如果有人请我吃大菜我就两肩承一口，去吃了就走，不耐烦道一声谢，更不理会什么是一饭之恩。假使人人如此，中国可以归真返朴，社会上可以少了许多虚伪的行为，而政府也不再需要提倡俭约和禁止宴会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日《生活导报》第四十三期）
024 富
上次写了一篇《穷》，今天想要写一篇《富》。“穷”容易写而“富”难写；因为我曾经穷过去，却不曾富过来。曹雪芹如果不是大富人家的子弟，绝对描写不出荣宁两府和大观园。在地狱里做惯了囚徒的人，他所想象的天堂，至多只是刀山上铺上棉絮，可以安眠；油锅下拔去干柴，可以洗澡。穷人谈富，若不是坐井观天，就是隔靴搔痒。不过，《琐语》一切的话都是胡说，却也不妨观它一观，搔它一搔。
致富不难，不过首先得把你的性情彻底改造。你大约听见过，某一位富翁永远不肯划一根洋火给客人吸烟，他只用一支香来替代。你若说一根洋火能值几何，你有了这种见解而还希望致富，就难如登天了。点一支香给客人吸烟，这还只是太平时代的故事；现在是非常时期，富翁压根儿不让你吸烟。我有一次拜访一位几千万的财主，他口里叫“茶来”，十分钟后茶仍不来，我觉得心里难过，希望他不再叫“烟来”。我果然如愿，他终于不让“烟来”二字出口。等一会儿，他的小姐回来了，居然倒给我一杯茶；又等一会儿，阿弥陀佛，他的如夫人回来了，居然递给我一盒颇好的香烟。我忽然悟出一种哲学：只有如夫人才有“破悭”的神通！我又听说另一家财主，他招待客人的香烟都有记录，每人只许吸一支，且以一次为限。下次你介绍一个朋友去见他，就只有你那朋友有吸一支烟的权利，你本人休想染指。这些吸烟的故事只算是第一个例，聪明的读者自能由此类推，举出许多悭吝的故事来。莫里哀所描写的瞎扒干先生连一个good
morning都只是“借给”的，不是“赠与”的。我们讥笑他们“一毛不拔”，他们却自以为无毛可拔。在他们看来，世上最刺耳的字眼就是一个“富”字。承认了这一个字不啻画上了杀人的口供，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你若猜想富翁享受的是物质生活，这就错了；他们过的只是精神生活。每天晚上抱着保险箱睡觉，心里念着：“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于是恍惚地看见那保险箱幻成一个天堂，里面应有尽有，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拿一文钱去换一样吃的东西，反足以令他的精神感受痛苦。如果他死的时候，他的财产分毫未动，他也就甘心瞑目；如果他把财产用了一半他才死去，他实在是死有余憾。他对于他的财产，可以说是有一种很纯洁的爱情：他的爱情是“给与”的，并不希望对方有任何酬报。如果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意淫”，那么，守财奴对于物质的享受也可以说是“意享”。“意享”是神仙的高趣；不看见玉皇大帝也只享受人间的香火，并没有把三牲吃下去吗？
富翁也有讲究享受的，但是，天晓得他们是怎么个享受法！新盖的洋房当然是美哉轮焉，美哉奂焉，不过更有胜过洋人之处，就是在壁炉里堆积破布，在衣架上存储海味，又嫌晚间到盥洗间去不大方便，于是在屋角再添上一个马桶。有时候，你去拜访一个财主，从大门到中堂，其湫隘龌龊，真像贫窟，但是，你渐向里走，也就渐入佳境。饭厅里摆的是鱼肉鸡鸭，卧房里陈设的是沙发和钢丝床。家具之珍贵和丰富，简直令你目迷五色。主人似乎有意叫你迷上加迷，所以把家具摆成一个八阵图，你在揖让进退的当儿，一个不留神，就免不了栽跟斗！因此，我想提倡一种职业，叫做“富翁享受设计处”。每一个富翁如果要享受，只要交足他所愿享受的金额，就替他设计一切，包管比他自己设计的舒服得多。但是，我又怕这种“设计处”门可罗雀，因为我们所谓舒服并不一定是富翁们所谓舒服。听说有些暴发户虽然买了设备十全的洋房，却不高兴坐抽水马桶，而宁愿去蹲坑。汉高祖得了天下之后，太上皇在宫里住不惯，一味只想回到故乡丰邑去住。因为那边有吃狗肉的流氓朋友，有喝酒斗鸡赌钱的小铺子，弄得高祖没法子，只好在长安附近仿造一个丰邑，叫做新丰，又把他那些狗肉朋友搬了来，他才高兴住下了。我们的“富翁享受设计处”如果要营业兴隆，恐怕得先详细调查富翁的身世。但是，那种设计却又未必是我们所能胜任的了。总之，会享受的人往往不会发财，会发财的人往往不会享受，这是受了造物小儿的戏弄。人生就是这样的！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生活导报》五十期）
026 外国人
我第一次看见的外国人是两个贴香烟广告的。当时我在偏僻的小城市，虽没有像现在昆明的小孩跟着外国人到处跑，但是他们的眼睛、鼻子、身材和服装，的确引起了我的一种极端奇异的感觉。
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开始感觉到外国人的威风。非但外国人，连外国人的义子、侄孙子、滴里搭拉的孙子，也都沾了光。非但会说洋泾浜英语的人很占便宜，连那些不懂“也是奴”
的人们（当时还没有OK的说法），只要穿上一套蹩脚西装，就可以进那“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外国公园，又可以坐洋车不讲价，到了目的地之后，随意给两只“八开”
，车夫不敢哼一声。西装变了护身符，它是外国人的余威之所寄；至于真正的外国人，更不消说，是天上人了。
后来身在外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外国人，侥幸得很，我所在的那一国的人对华人非常客气，没有让我吃什么亏。因为和外国人的生活打成一片的缘故，我开始感觉到外国人的性情和行为并没有像眼睛鼻子那样，和我们差别得那么大。我开始感觉到，像中国最坏的坏人外国也有；我又发现，外国的月亮并不像有些留学生所说的，比中国的月亮更亮些。但我同时又承认，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爱干净，更爱整齐，更守秩序，更爱惜时间。他们爱惜时间，甚至于嫖赌都不肯把它浪费。他们有十分钟的嫖，五分钟的赌，嫖赌之后还没有忘了去做那些有生活意义的事情。
我自问没有“排”过“外”，也没有“媚”过“外”。但是，这几十年来，我所看见的排外和媚外的事实可真多。排外的人把外国人当做鬼（广东话叫做“番鬼”“红毛鬼”，上海话叫做“洋鬼子”）；媚外的人把外国人当做神。因为当做鬼，所以觉得外国人处处不近人情，有乖天理；因为当做神，却又觉得外国人全知全能，简直是庄子所谓“全人”。排外的时代大约是过去了；媚外的时代据说也过去了。但是由排外所产生的事实已经绝迹，义和团的符咒早已失传；而由媚外所产生的风俗习惯却正在盛行，于是高跟鞋替代了缠足，瞪眼耸肩替代了颠头摇腿，掷瓶剪彩替代了焚香燃灯拜“喜神方”
。我们东方古国好比东施 ，正在极力模仿西施的一
颦一笑。有一种人，他们能在言谈之间夹杂几个英文字，其得意忘形不减于老秀才的诌文；所不同者，老秀才诌国文是酸是腐，新青年诌英文是摩登是时髦。当你辩论某一种真理的时候，你用不着找寻许多论据，你只消说这是外国人说的；当你要为某一件中国人认为荡检逾闲的行为，加以辩护的时候，你也用不着陈述许多理由，你只消说外国人也这样做。这样一来，既不费唇舌，又最合潮流。有了领导演礼的人，虽三岁孩童也会舞八佾迎头赶上去未免太吃力了，落伍又不甘心，惟有跟着走最为中庸之道。大哉，中国人的“跟着走”哲学！
平心而论，把外国人当做神，自然比当做鬼好得多。说外国人也有贪污，这是杀风景的话；最好是说外国人绝对没有贪污，然后我们这一班东施无所藉口。即使有人确凿地指出，某租界或某外国海关的检查员也有受贿的事情，你也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教坏了的，至少应该说这是犯了中国人的毛病。虽然你在外国亲眼看见做丈夫的毒打他的老婆，打耳光，踢屁股，你归国后也应该力守秘密，以免刚刚抬头的中国女权又遭无妄之灾。总之，我们应该把外国人“神化”“全人化”，一切美德都归于他们，然后，中国人才有真理可循，而“跟着走”的哲学才可以绝对没有流弊。从今以后，我将变成一个外国人崇拜者，但我所崇拜的不是普通的外国人，而是神化了的外国人。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生活导报》五十六期）
027 路有冻死骨
人死，是常事。一个人弄到饿死，冻死，或有病不得医药而死，却似乎并不是常事；至少，在合理的社会里，这不算是常事。若饿死，冻死，或有病不得医药而死，而又死在路上，更不是常事。又假使——我只敢说是假使——那样的人死在路上或广场上，许多没有人收埋，而又天天有这种事情发生，除非你早上出门好好地选择喜神方，否则你可能在一刻钟之内，半里路之间，连续地遇见了两三件“冻死骨”，这样，你总不免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
，又不免觉得我们这不合理的社会在这年头儿要比平时更不合理十倍。
死，是可怜；那样死法，更是可怜。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我们说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熟视无睹，这是不把他们当做“人”看待，也未免说得太刻薄些。但是，说也奇怪，最懂得可怜冻死骨或饿殍的人却是正在受冻挨饿或快要受冻挨饿的人。不过若你自命为仁人，抱着“己饥己溺”
的襟怀，包你每夜有冤魂来托梦，也就变了庸人自扰；因此有些愤世之徒，在自己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渐渐也学会了硬心肠，望着冻死骨冷笑一声。跨尸而过。理他呢！杀人犯既不是我，变相的杀人犯也不是我，负有收埋的责任的更不是我！
大家只知道大出殡养活了许多人，却不知冻死骨也能养活人。在那该死的人将死未死的当儿，自有洋车拉着他“串门”，接受赙仪；在他既死之后，又有饥饿的一群“移尸嫁祸”，因为搬走一件“冻死骨”比挑扁担更省力，更值钱。听说某一些机关每年开销的“搬尸费”不在少数。死人如果有知，实在应该向这些移尸嫁祸的人征收所得税！
报纸上常有寻狗的广告，一条狗的赏格在万元以上，可见人不如狗；四川有猪的保险，一只猪的保险费在万元以上，可见人不如猪。这年头，人命贱如泥沙，贱如粪土，贱如垃圾——我说什么来着？泥沙，粪土，垃圾，不是都比人命更贵吗？——再想想看……贱如尘埃，贱如清风明月，贱如文人的心血！
路有冻死骨的反面是朱门酒肉臭。用不着研究经济学，大家都能明白，朱门的酒肉越臭，路上的冻死骨越多。假使有法子限制朱门的酒肉的话，这绝对不是妒忌，也不是替冻死骨打抱不平，而是从这一条路上去“救死”。再者，即使这年头儿的人命贱如尘埃，也该尽可能地让他们“入土为安”。慈善家们——我只说慈善家们——应该不让他们做那暴尸七日的董卓。
（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生活导报》五十八期）
第四部分 龙虫并雕斋琐语——《自由论坛》时期
050 回避和兜圈子
专制时代的文字狱，千百年后犹令人心悸。自杨恽
以至于戴名世、吕留良之流，都因文章做得太随便了些，以致闯下了滔天大祸。我们生活在这个民主时代，真是幸福得多了，许多民主国家的百姓还嚷什么“第五自由”，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请问大家：还是危险性的文章发表以后身首异处的好，还是不让危险性的文章发表，同时也不让你吃官司的好？当然，也有人愿意先发表了文章，然后一身做事一身当；但是，也有人觉得“今夕只可谈风月”
，说话不可太随便了。再者从此不做文章，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一则省下来时间多读几本有益的书，二则省得惹出是非，致干未便。真的，现在“绝笔”的朋友已经不少了，但是这种态度是否值得赞扬还是问题。
然而在这年头儿，我们写文章的人，真是“两姑之间难为妇”。一位婆婆自然是“仙色” ，另一位婆婆却是“丽德”
，这两位婆婆都是不好服侍的。好容易得到“仙色”婆婆点了头，“丽德”婆婆却在生气甚至于责骂了。反过来说：“丽德”婆婆最喜欢的作品，“仙色”婆婆偏不让你拿出来。风月之谈自然为人所诟病，说是软性，逃避现实，然而真正硬性的正视现实的文章却只合埋葬在编辑室的字纸篓里。责备别人逃避现实的人也只能发表一些教人正视现实的文章，却仍不能发表自己正视现实的文章。当年刘公干正视甄后，正视的对象是美人，尚且得罪；现在我们应该正视的对象是丑恶，即使你有正视的勇气，恐怕也没有正视的权利啊！
如果“丽德”婆婆认为有关“建国”的文章就是正视现实的文章，也就好服侍了。可惜的是，报纸杂志上大部分有关“建国”的文章只是拷贝文学，或描红文学。拷贝和描红文学，只能令“丽德”婆婆觉得比风月之谈更讨厌，不能引起她的心弦的共鸣；真能引起共鸣的文章却又往往如佛经所谓“不可说，不可说”！假使我们只有一位“丽德”婆婆，我们自然会博她老人家欢心；怎奈我们还有一位“仙色”婆婆，这就实在教我们进退两难了。
在无可奈何之中，许多朋友都希望在“不可说”里头，稍为隐约地说一点儿。于是不免要回避，要兜圈子。谁都希望自己写下来的文章能够发表，如果辛辛苦苦地呕出心肝仍不免埋葬在编辑室的字纸篓里，何不索性玩一场桥牌或下一局棋呢？与其遭受“仙色”婆婆的删削或命令免登，倒不如先事承志，自己回避了那些该删的部分，更兜圈子去觅取一个准登的机会。
回避不容易，兜圈子更难！“生人勿近”的地方，自然应该回避了；但是，我们往往在写的时候还不觉得它是“生人勿近”，等到写好了重念一次的时候才发觉了，于是只好把它一笔勾销，以免报纸杂志的有限宝贵篇幅还要临时开一个天窗。但是，有一些“生人勿近”的地方并不一定就是绝径，于是许多朋友颇能运用迂回战略，弯弯曲曲地向着某一个目标进攻。不过写文章本来很辛苦，写文章而至于兜圈子更是苦中之苦。兜圈子不免暗示，而多数的暗示却是等于谜语。深的谜语固然瞒过了“仙色”婆婆，但同时也得不到“丽德”婆婆的了解和共鸣；浅的谜语呢，根本就等于没有兜圈子。
再说，一篇文章经过了回避和兜圈子之后，我们很难再找出些精彩来，那上头既不复有精彩之笔，也不复有痛快淋漓的话。它只有的是矛盾，是暧昧，是糟粕！心血多费了一倍而文章的价值却减低了许多，乃至等于零。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种痛苦，也就了解许多朋友为什么“绝笔”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自由论坛》星期增刊）
051 公共汽车
最近因为迁居乡下，每星期须坐几次公共汽车。我们没有理由说公共汽车的票价定得太高，因为往返的车资虽占了我每日收入的一半，但若依物价万倍计算，车资只等于战前的一角多钱，也不算贵了。最令我头痛而又印象最深者，乃是等车，买票，和坐车。
等车所需要的耐心，比“人约黄昏” 的耐心还要大。目断天涯，但瞻吉普；望穿秋水，未见高轩 。候车近日
，有如张劭之灵；抱柱移时，竟效尾生之信。回忆在上海等待公共汽车，五分钟不来，已经像热锅上的蚂蚁了；但是现在抗战八年，抗得心都硬了，早学会了守株待兔的本领。半点钟不来，等一点；一点钟不来，等两点；两点钟不来，等三点。如果最后一班车突然宣布回厂，也只好等到明天。从前的公共汽车是为了旅客的便利，现在的旅客是为了公共汽车的便利。有时候大雨倾盆，旅客们变了一群落汤鸡，仍然冒着雨，等着，等着，竟像公共汽车是开往某地去淘金，非坐不可，非等不可。
好容易车到了，开始卖票了。车到后才卖票始终是一件难于索解的事情：大约是让大家挤着买票热闹些，好看些。人越挤，手越乱，越费时间。偶然有人因抢着买票而和售票人争执，售票人就先和他吵闹一番，暂停售票。买票的人越急，卖票的人越从容，本来按部就班五分钟就卖得完的票，一刻钟也卖不完。抢和乱是中国全社会的情形，公共汽车的卖票只是全社会的一个缩影。如果你因此责备汽车公司，就请你先改造了全社会再说。但是，弱者终于成了牺牲者。有一次我自知无能，派了一个青年代表去买票，谁知他也谦让未遑，虽没有做大树将军，却也甘心做殿后的孟之反。他到站最早，买票最迟：在三十六位抢票天罡当中，他做不到第一名及时雨宋公明，也做不到第二名玉麒麟卢俊义，倒也罢了，偏要退到第三十六位，做了一个浪子燕青！只听得售票人把票窗一关，他只好望窗兴叹。唉！这种人切莫买票，更莫做官！
如果你买到了票，就该挤车了。售票人大约没有计算车子能容多少人，所以车子总是挤得满满的。其实计算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有些特种人往往不先买票，就从车窗爬了进去。原来先买票的还是傻瓜，只有先抢上车的是英雄。车到了，客人还没有下车，没有能力爬窗子的人们就从汽车门口蜂拥而上，弄得乘客们没有法子下车。人满了，另有些人就改坐“头等”，所谓头等就是车顶。美国人给他们拍照，带回美国去又是一件珍闻。普通形容拥挤，喜欢拿罐头沙丁鱼来做譬喻；其实沙丁鱼的堆叠是整齐的，而公共汽车乘客的堆叠是杂乱的，比沙丁鱼更逊一筹。古人所谓摩顶接踵，公共汽车能够如此就算是天堂。你的头只能靠着一个高个子的脖子，或者一个矮人的头发；你的脚千万莫提起来搔痒，当心再放下去已经失掉地盘了！如果你侥幸是坐着的，你只好仰天长叹，否则另一个人的胸将没有一个安顿处。如果你前面站着一个女子，而你又不够洋化，不肯让座的话，你就只好学个柳下惠，让她坐怀而不乱。真的，有一位中年摩登妇人站不住了，只好老老实实坐在一位陌生的少年军官的膝上。这也不能说什么：嫂溺则援之以手，礼也；现在女疲则授之以膝，即使孟老夫子复生，也应该是点头默许的。
本来，公共汽车应该是平民化的东西。在这年头儿，农民贩夫富于公务员，更有搭坐公共汽车的权利。如果都是些干干净净的长沮、桀溺、梁鸿、孟光，倒也罢了；不幸偶然来了几个自从出世以后没有洗过第二次澡，或自从结婚以后没有洗过第三次澡的巢父、许由，在这苍蝇钻不进的人群当中，那非兰非麝的气味儿也就够你消受的。还有他们的全副行李，也未必受人欢迎。有一天，一个老头儿带了一罐不封口的菜油，车子一颠簸，弄得附近的五六个乘客的裤子都油油然利益均沾。总之，你如果有漂亮衣裳，应该留着进电影院或舞厅，千万莫在公共汽车上摆阔。
说了一大篇，我还得声明我并不是公共汽车的憎恶者；因为还有一辆容纳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公共汽车比上述的情形更糟。抗战胜利了，但愿抢和乱的情形跟着战祸烟消云散。不然，外国人拍起照来，那才不好意思呢！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自由论坛周报》）
052 跳舞
二十年前，上海某大学开一个游艺会，在许多节目当中，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就是请了两男两女登台表演交际舞。整个音乐只有一个话匣子，而那两双舞伴的跳舞方式又各不相同。其中一双是并未拥抱，两个身体中间几乎可以容纳第三个人，葳葳蕤蕤地，敷衍了事。另一双却是拥抱得特别紧，两个身体中间跳不进一只小跳蚤，热热烈烈地，认真表演。观众对于前者自然毫无印象；对于后者却是印象很深。当时上海还没有舞场，大家没有看见过交际舞，于是台下嘁嘁喳喳，纷纷议论。有人羡慕那男的艳福不浅，但是，大多数的观众都喟然叹曰：“恶形得来！”
这一段故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交际舞在中国是奇事一桩，比无毛的鸡和生角的马更能令人惊愕，所以游艺会的主持人把它作为最精彩的Bouquet
；第二，交际舞是外国的东西，一时不容易全盘西化，所以某一双舞伴仍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就象征着中西文化的冲突；第三，中国人对于两性间的道德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致少见多怪，认交际舞为“恶形”。
二十年后的今日，如果再有人认交际舞为“恶形”，自然是属于老腐败一流，不为新青年所齿数。本来，旧礼教下的妇女有视觉的贞操和触觉的贞操两种，视觉的贞操禁止妇女抛头露面，虽贵如皇太后，听政也必须垂帘！触觉的贞操就是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现在的妇女非但可以抛头露面，而且由长袖而半袖而几乎没袖，由长裙而裤子而短裤而减至无可再减的裤衩。视觉的贞操既然打破到了相当的程度，触觉的贞操自然不该让它滞留在十七世纪的阶段。因此，由授受不亲而握手而拥抱，不过是和视觉的贞操作平行的打倒，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近两年来，昆明的跳舞颇为盛行，于是跳舞成为社会讥评的对象。有些人根本反对国难期间的跳舞：我们只要回忆山海关失守后北平电影院门前发现炸弹的情形，就可以了解这种人的心理。另有一派人并不反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交际舞，他们只反对中国女子——尤其是大学女生——和外国人跳舞。这些人并没有以为跳交际舞是“恶形得来”。即使有些人心里是这样想，口里也并不这样说。他们只以为中国女子和外国人跳舞并不是正当的交际，而是另有企图，于是就有伤国格。
反对的理由既建立在“另有企图”之上，于是该不该跳舞并不关系于跳舞的本身，而是关系于有别的企图，这个案子就难于判决了。和外国人跳舞的中国女子，谁也不肯承认另有企图，因此，谁也不甘心受社会的指摘。我们对于这个，只能就原则上立论：假使真是另有企图的话，是不是值得指摘的呢？
交际舞既是西洋的东西，我们不妨追究西洋交际舞的真相。在西洋，富贵人家的盛筵和机关学校庆祝会等等，其中的交际舞，可算是最正当的交际舞。其次要说到商营舞场，你固然可以携你的女友去舞，但若没有女友同舞的话，也不妨临时找一位女客同舞。无论男客和女客，一律须买门票，不过女客比较便宜些。譬如男客要收一元钱，女客就只收六角。男客和女客初会，最忌询问姓名住址，更忌请她吃东西。这样，你和她狂舞了一夜，你不必，也不该在她身上花一文钱。如果双方的舞艺都不错的话，你满意了，她也满意了。这种跳舞，可以说是“为跳舞而跳舞”。
一切西洋文化传到了中国都会走样，交际舞也不能例外。因为“良家妇女”不大肯到舞场，所以不能不用舞女伴舞。抗战以前，上海舞场有所谓“一元五票”乃至“一元七票”的办法，有一位朋友在西洋很喜欢跳舞的，后来在上海做事，却绝对不进舞场。他说：“在西洋雇舞女伴舞乃是一件可耻的事，因为那是你不会跳舞，所以雇一个舞女来领导你；那种领导跳舞的人，非但有舞女，而且有‘舞男’，专备女客之用。现在我既会跳舞，还要雇用舞女伴舞做什么？在西洋，交际舞是真正的交际舞；在上海，那只能称为‘贪淫舞’。女的只求满足她的贪心，男的只求满足他的淫欲。交际舞令人愉快，贪淫舞令人作呕，我怎么能再进舞场呢？”
真惭愧，我没有到过昆明的舞场，不知道那是交际舞呢，还是贪淫舞？让我说两句滑头话做收场罢：如果是交际舞呢？尽可以见仁见智，各行其是，不必少见多怪，认为“恶形得来”；如果是贪淫舞呢？虽在歌舞升平的时代也不怎样值得提倡，何况这是“壮士军前半死生”
的时候？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自由论坛周报》）
057 开会
我很后悔没有参观过西洋人开会，不知道他们开会的情形是怎样的。在我们中国这种从西洋传来的玩艺儿，的确好玩得很，但也不知道和西洋有无异同。
按理，在国民党执政的时代，一切开会的程序都应该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初步》，但是，请恕我见闻不广，在我所曾参加的会议里，很少看见发言的人完全依照《民权初步》所规定的。再说，恭读总理遗嘱和默念三分钟固然不是孙中山先生所能预料的，就是对党国旗行三鞠躬礼，《民权初步》里也没有规定。假使有人完全依照《民权初步》开会，在发言的程序上就变了拘滞，啰唆，在礼节上就变了失仪了。
远在《民权初步》出版以前，中国已经有了开会的事实。我不是历史家，不能考证清末的省咨议局是怎样开会的。不知道他们是否先向龙旗行礼，或先向北面跪拜三呼，然后开议。民国初年开会的仪式似乎比较简单，但是会场的秩序并不见佳，国会里常有墨盒纷飞的怪现象。这种文场武器在现代是落伍了：墨盒打人，至多是把对方的额角上打成一块青紫，决不能使他的伤口阔二公分。当时也没有播音器的设备，不至成为争夺主席的对象。
争主席的风气由来已久。依原则上说，主席没有什么可争的：主席除了退出了主席地位，不能有所提议；又除非在正反票数相同的情形之下，主席甚至没有表决权。但是，实际上主席是很重要的。他可以把握空气，操纵空气，甚至于改变空气，制造空气。当他看见会场的空气不佳的时候，他可以掉三寸不烂之舌，收移天换日之功。一个说话不会掉枪花的人，可以说是不配当主席。他如果要左袒盗跖，右袒孔丘，他只消在复述盗跖的提案的时候隐隐地加上了动人的色彩，又在复述孔丘的提案的时候暗示着一些可憎的颜色，或有气无力轻描淡写，使它黯然无光。这样，不待表决，盗跖的提案已经有了“九分光”了。因此，凡是两派交哄的场合，主席在所必争。争之不已，甚至于打得焦头烂额，就此流会。流会有时候也足以表示某一派人的消极的胜利：因为人家不成功，也就是我们不曾失败了。
最有趣的是几千几万人的大会，许多人还没有听清楚主席说些什么，只听得一阵欢呼，一阵拍掌，于是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欢呼拍掌起来。忽然一个人临时动议游行示威，又是一阵掌声，就算通过了。虽然游行是“临时”的动议，但是游行的旗帜和口号却是“事前”准备好了的。于是整队出发，一人倡导，万人应声。当你参加这种集会的时候，你得准备一切服从大多数。你如果妄想要反对别人的临时动议，或修正别人的口号，你就得准备吃拳头。说是命令罢？这明明是叫做开会。说是开会罢？却又非但只容许有一种可能的议决案，而且只容许有一种可能的提议。大会如果有宣言，也省了推举起草人的手续，台上人把宣言念了一遍，台下又是一阵掌声。总之，对于这种集会，来不来是你的自由；来了之后，对于人家的决议，赞成不赞成不是你的自由。
和上述的情形异曲同工者，是某一些同乡会之类的开会。譬如有入会的资格者共有四万人，实际登记入会者不到四千，实际出席“大会”者不到四百，居然也选出他们的理监事。等到开理监事会就更妙了。这种会的理事长往往是达官显宦，当他做主席起立致词的时候，全体理监事连忙站起来恭听。当讨论议案的时候，从来无所谓投票表决或举手表决，若不是主席自己提出意见让大家赞成，就是大家闹哄哄地，你一句，我一句，结果是声音最响的人得了胜利！如果要临时组织一个什么委员会，若不是主席自己提出名单让大家来一个照原案通过，就是大家随意提名，只要没人反对就算通过。事实上也决不会有人反对，因为“不得罪人”乃是中国人的传统的道德，也是处世的最高的艺术。其实，岂但同乡会之类是这样？机关学校里，许多集会都或多或少地有这一类的情形。
我因此联想到有关国家大事的重要会议。在这种会议里，是否主席的提议就一定能全体通过？是否一切议案都经过投票表决或举手表决的手续？又如果举手表决，心里反对的人是否也没有勇气不把手举起来？当议论议案的时候，是否有人一肚子真理，只因为看看会场的空气不对，也就“三缄其口学金人”
？我不曾有过参加这种会议的光荣，不敢妄加揣测；但我也认识一两个参加这种会议的朋友，他们并不很像能打破中国的传统道德和违反处世的最高艺术的人。中国人一向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惟有对于开会这一件事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因为这是凭着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去学西洋人的民主形式。希望“中华民国”这种人渐渐减少，否则再喊一百年民主也是徒然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自由论坛周报》）
第六部分 增补拾遗
070 津门小厄
北平在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沦陷，我们一家三口在二十九日就离开了清华园，搬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去住。直住到了九月十日（？），才得到了曾远荣先生的口头秘密通知，清华决定迁校长沙，希望同人趁早南下。那时由北平到天津的火车已恢复了。清华推举了一位教授和一位助教（这位助教后来成了地下工作的中坚分子）租定了天津的六国饭店，招待我们。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决定就走。但是，听见敌人检查得很厉害，动不动就把人扣留起来，审问，拷打，以至于杀戮，所以我们都不免有戒心。许多人都劝我们不可携带片纸只字，因为有某人带一本书，被他们连人带书扣留下来，等到有工夫看完那书，才放他走。这倒好办，我把大部分的书都留在北平，几部要用的书就交邮局。但是，我们又听人家说起两种危险，都是我们没法子避免的：第一，没有小孩的夫妇容易被扣留，而我们当时正是没有小孩的夫妇；第二，学生容易被扣留，而我的兄弟正是师大二年级的学生。
我们终于不顾一切，在九月十四日下午离开了北平。大约四点多钟到了天津。我们的行李是三个皮箱子，一个铺盖，一个藤篮。下车时，我两手提着两个皮箱子，妻提着一只小箱子，兄弟提着藤篮，铺盖交给脚夫。出站时，兄弟跟着脚夫走在前头。我在后面看见一个日本军官站在高处，拿着棍子，看中了哪个人，棍子一指，底下两个中国人就把那被看中的人轻轻地拉在一旁，让他加入那不幸的行列，我很担心我的兄弟变了那可诅咒的棍子的目标。谁知他却是人急智生，看见前面有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他连忙赶上去，和她并肩而行，于是他这一个假丈夫竟昂然地走过去了。其次轮着我夫妇二人，我们故意不看那根棍子，然而那两个中国人并不管我们看不看，只轻轻地一拉，我们也就只好走到那不幸的行列里去。我们注意到那行列里有老同事高崇熙先生先在。然而高先生也有脱身的妙计：不知道他和那两个中国人说了些什么，结果是放他走了。另一个中国人来安慰我们，叫大家不要怕，只带去问几句话就会放出来的。
旅客走完了，剩下这不幸的一群，大约有四五十个人，被日本兵两边押着，往他们的宪兵司令部走。他们的宪兵司令部在某银行仓库，离车站有六七里之遥。妻很镇定，除了小皮箱之外，一个竹制的帐顶和一把雨伞还在手里不放松。我那两只箱子在起初一二里路的时候觉得还轻，以后每走一里就觉得重一倍，到了那仓库，已经手酸得几乎拿不动。好容易到了，还得上楼！若不是怕南下后没有衣服穿，我早已把它们抛弃了。
到了楼上，说要先问妇女。他们叫男的都蹲在地板上。其中有几个人作揖打躬，恳求释放。不到两分钟，妻来叫我。原来妻对他们说“我是和我丈夫同来的”，于是他们就不询问妻子而要询问丈夫。我跟着妻进了一个隔壁的房间里。
一个日本军官，一个翻译员，两个检查员。问答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
“姓王名力字了一。”
“你家在什么地方？”
“广西省博白县岐山坡村。”
“你在北平做什么的？”
“清华大学教授。”
“为什么离开北平？”
“清华大学停办了，我被遣散还乡。”
“不对，清华大学就要开学了。”
“我们的学校，只有我们知道得最清楚。”
“好，请你给我们填一个表。”
我一面填表，他们一面检查箱里的东西。检查完了，叫妻把两手在身上拍拍（大约是怕有手枪）。
“好了，出去罢。”
门口两个中国人笑着说：“你们没事了。”
我用调笑的语气说声“再见”。赶快走出了那仓库。仓库门口早有许多等候着出笼之鸟的洋车排列着。我们用五倍的价钱雇了两辆洋车。车夫说：“我们要在九点钟以前赶过了法国桥，否则到了戒严的时间就过不去了。”
到了六国饭店，兄弟迎了出来，眉飞色舞地说：“我以为你们今晚不能出来了；旅馆的人说可能关一个礼拜呢！”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昆明《中央日报》）
075 谈谈小品文
（一）
小品文是散文之一种。简单地说，小品文是篇幅短小，形式活泼，内容多样化的一种杂文。“小品”这个名词，晋代就有了的，但当时所谓“小品”，指的是佛经的简本；直到晚明时代，才有所谓小品文。现代小品文又和晚明小品文不同。现代小品文受西洋essay（随笔）的影响很深，往往令人有幽默感。一方面强调要写出作者的个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描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以写。要用平易的语言，讲出高深的哲理。这就和晚明公安、竟陵的小品太不相同了。
关于小品文，鲁迅有很好的评论。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把古代的小品文比做士大夫家里的小摆设，把现代的小品文比做匕首和投枪。这样，他就把小品文提高到革命文学的地位。鲁迅的杂文，有许多篇可以认为是革命的小品文，他凭着这匕首和投枪，和社会恶势力进行殊死的搏斗。我们学习小品文，就是要向鲁迅先生学习。
（二）
小品文大约要有下列一些特点。
第一，好的小品文常常是幽默的。幽默并不就是滑稽。滑稽只是逗笑，而幽默则是让你笑了以后想出许多道理来。“幽默”的正确含义是用严肃的态度来逗笑，好的小品文要做到你笑我不笑。英国幽默大师斯威夫特Swift
1667—1745的《基利佛旅游记》，林纾译名为《海外轩渠录》，“轩渠”是笑的意思，表面看起来是一大堆笑料，实际上是对英国社会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我在我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的代序上说：“世间尽有描红式的标语和双簧式的口号，也尽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潇湘馆的鹦鹉虽会唱两句葬花诗，毕竟它的伤心是假的；倒反是‘满纸荒唐言’的文章，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其实，中国古代所谓“滑稽”，也是幽默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序》上说：“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我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多生几个当代东方朔。
第二，好的小品文要做到言浅意深，言近旨远。言浅，因为讲的往往是日常生活琐事，人人看得懂；意深，因为其中包含着哲理，只有聪明人看了才发出会心的微笑。言近，因为讲的往往是眼前的事物；旨远，因为从这一件小事可以推类引申出许多大道理来。徐文长说：“云隐蛟龙，得其一鳞一甲，正是可思，不必现其全身。”这是小品文的秘诀。小品文的作者，要用画家尺幅千里、意到笔不到的手法去描写社会生活。我们主张含蓄，并不是说文章短了就好；如果言浅而意不深，言近而旨不远，也就味同嚼蜡。我们要让读者如嚼橄榄，嚼过后还有一种甜滋滋的回味，这才是小品文的上乘。
第三，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即使是对敌人，小品文也只能是冷嘲热讽，而不是肆意谩骂。鲁迅说得好：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了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三）
古今小品文都讲究情趣，没有情趣不能成为好的小品文。但是情趣不等于低级趣味。相声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近似小品文，好的相声演员就是当代的优孟，他们演出的相声可以移风易俗，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宣传；近来低级趣味渐渐侵入相声，有些相声只有言浅，没有意深；只有滑稽，没有幽默，全是低级趣味。低级趣味的作品只能逗笑，不能耐人寻味。某些作品的趣味低级到那种程度，甚至不能逗笑，听众昏昏欲睡。这种情况在现代小品文中也是有的。我自己写的小品文，有时也不免陷于低级趣味。
要医治低级趣味，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谁也不愿意写出低级趣味的文章，问题在于不知道什么是低级，什么是庸俗。我们不但要研究中国文学，而且要研究外国文学。上面说过，现代小品文受西洋essay（随笔）的影响很深。不研究西洋文学，不容易把小品文写好。在小品文中，辞藻的运用也是重要的。要学习古人的辞藻，也要学习外国的辞藻。当然我不是提倡堆砌辞藻。明白如话是主要的，适当地运用辞藻是次要的。小品文要有书卷气，要使读者感觉到你是博览群书的人。书卷气是医治低级趣味的良方。诗讲究意境，小品文也讲究意境，要把小品文写成一首意境高超的散文诗。
写小品文要有丰富的生活和敏锐的观察，既然小品文是从各个方面描写社会生活的，小品文的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作者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否则不能发现社会生活的隐秘，把它揭露出来。要做到“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人家看了你的文章都说：“这种生活经历我也有，但是我写不出。看了你的文章以后，你的话在我的心中起了共鸣，你是先得我心，是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这样，你的小品文才取得积极的效果。
小品文要有个性，个性表现出来就是你的文章风格。在表现风格的同时，常常流露出你的人生观。这些地方最能显出你的文章的感染力。感染力的好坏，决定了你的作品的社会效果。因此，小品文的最高要求，是作者高尚人生观的树立。
（一九八二年《文艺研究》一期）
079 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
我是在1932年认识闻一多先生的。当时闻一多先生从山东大学文学院长调职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我从法国回来任专任讲师，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同事有杨树达、刘文典、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等。闻先生的性格和朱先生的性格大不相同：朱先生温和，闻先生刚直。朱先生是散文家，闻先生是诗人。到了清华以后，闻先生开始进行学术研究。他反对当时清华大学所谓的“通材教育”文科学生低年级要读理科课程，主张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他告诉我们，要在教授会上力争，把中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
“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搬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938年又由长沙搬到云南蒙自，不久又搬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师们自己弄交通工具，有的教师办出国护照，由广西经过越南去蒙自、昆明。惟有闻先生参加学生队伍，徒步去云南，共走了六十多天。旅途上他不刮胡子，留一把长髯，发誓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把胡子剃掉。
在昆明，闻先生和学生一起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西南联大的学生演出曹禺的话剧《原野》，请他担任舞台和服装设计，他不辞辛劳，连舞台布景的图画都是他亲自画的。学生们赞扬他“七十高龄”还不辞辛劳来帮助学生演出。其实闻先生才刚满四十岁，只因胡子很长，才显得老了。不管老不老，当时的教授能积极参加学生的文化活动总是难能可贵的。
闻先生的刚直，表现为在教育工作中铁面无私。1941年，朱自清先生休假，闻先生代理系主任。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当时清华对教授每两年发一次聘书，期满不续聘，叫做解聘。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我和闻先生共事多年，友谊很深。1941年，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我做了一次演讲，闻先生亲自去听讲。为了帮助我做科学研究工作，他派一位助教做我的研究助手。后来当他知道那位助教只是给我抄抄稿子，就不高兴了，觉得浪费人才，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把那位助教撤回，叫我“另觅抄胥”。我当时也不高兴。后来我觉得他这样处理是对的，我毫无怨言。
闻先生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但是，随着国难越来越深重，闻先生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而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于是他坚决站出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某年，杨振声从美国讲学回国，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开欢迎会，杨振声吹嘘美国是“年轻的国家”。闻先生当场反驳说：“我认为美国不是年轻的国家，苏联才是年轻的国家。”傅斯年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布尔什维克”。闻先生奋然站起来说：“我就是布尔什维克!”闻先生并不是共产党员。他故意自称“布尔什维克”，是表示对共产党的坚决拥护，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压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44年12月，昆明市大中学生举行云南护国纪念大会，会后示威游行，闻先生和吴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1945年11月25日晚，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大内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闻先生参加了。国民党派遣军队包围会场，架起了机关枪、小钢炮，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返家。各校学生联合罢课。国民党反动派于12月1日派大批军警特务在西南联大校舍、师范学院两处投掷手榴弹，死四人，伤十余人，这个血案被称为“一二?一”惨案。在学生罢课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胁迫闻先生，叫他出面劝导学生复课，闻先生大义凛然，严辞拒绝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小品文，在报上发表。闻先生批评我，说我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变接收为“劫收”，大发国难财。出于愤怒，我写一首诗：
东海 共欣驱有扈 ，北窗 何计梦无怀 ？
剧怜臣朔饥将死 ，却羡刘伶醉便埋 。
衮衮 自甘迷鹿马 ，滔滔 谁复问狼豺 ？
书生漫诩澄清志 ，六合 而今万里霾!
这首诗发表在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的一份报纸上，闻先生看见了，说写得好。几天后，我到他家去看他，他很高兴，对他的儿子说：“今天加点菜，留王伯伯吃午饭。”吃的是一盘豆腐干炒肉。这一盘豆腐干炒肉算是待客的盛馔。闻先生一面吃饭，一面向我宣传革命的道理，从毛主席的领导谈到解放区的炊事员。可以说，我是从闻先生口里第一次受到革命教育的。1946年初夏，我去广州中山大学讲学，路过广西某地，在一所中学作了一次演讲，其中一部分就是把闻先生向我宣传过的革命道理讲给学生听。
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痛斥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横遭国民党匪帮暗杀。那时我在广州，朱自清先生写信给我，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在信中连声说国民党“卑鄙!卑鄙!”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我们今天纪念闻一多先生，要发扬民主革命的光荣传统，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奋斗。
（1980年《闻一多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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