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时光荏苒，本书第一版的问世大约是在17年前，最后平装本的出版也已是8年前的事情。这些年对保护运动来说还是略显平淡，因为其间不见20世纪60年代令人瞩目的新法案、70年代的教育和经济开发或者80年代的重要技术修正案，但它们也展示出新的特点：对土地、少数民族的考虑，以及对美国原住民及其传统文化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不仅大学开设了许多保护培训课，我国税收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使得历史构造物终于可以在商业房地产开发领域循环利用。而那些构造物的利用，却随着其税收抵免限制条件的加大及后来经济吸引力的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销声匿迹——但是，它们之前仍在助力全国的大规模翻新项目。这些项目都与历史遗产保护国家信托金的主要街道计划紧密联系，麋集于城镇的商业中心。自1998年起，国家公园管理局每年都以1000～1200个项目为例，提交税收抵免系统的稳定利用报告，诠释大约每年20亿美元的翻新和修复投资，从而说明大开发商们都在利用该系统垄断大型项目，其中包括：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和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Radio City Music Hall）、旧金山的渡轮大厦（Ferry
Building）和安巴卡德罗中心（Embarcadero），以及新泽西的大西洋城会议大厅（Atlantic City
Convention
Hall）。大学的学位课程，在结合了税收抵免系统在保护领域所注入的创业精神后，培养出来以商业为导向的管理型保护人才。在美国的主流保护领域，这是前所未闻的。保护事业不仅有了如此的进步，而且有了新的规划概念，多亏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1931年所规划的史上第一处历史地段。文化遗产走廊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获得认可（和追捧），所指的是，容大量的地块、应用以保护为主导的环境理念的区域，开拓了保护的另一番天地。终于，范围广阔、种类各异的保护措施前所未有地构成了美国社会更牢靠的保护基石。在我们当前的经济紧缩时期，公共资金从保护领域撤出的现象司空见惯。该领域可能会失去很多的工作专项的服务就业机会，年轻一代的保护者们也许会感到这方面的威胁。诚然，现实的工作岗位可能会改变，但这一点不必理会。保护者们都知道，私人领域才是1966年之前美国保护史上的主力，政府还远未加入保护队伍的行列。即使保护运动再次像当初那样，主要依靠私人领域提供资金支持，也会有两个理由不叫保护重返1966年之前的状况：第一是《国家历史遗产保护法》第106节所规定的制衡体系，它曾促成了历史保护审议委员会的创立，要求其考虑《历史场所国家登记名册》上的文化房产所面临的联邦拨款和牌照的威胁；第二是全国各州历史保护官联席会议，与会者包括由美国各州州长指派的保护代表及其人员。无论他们根据各州的具体情况是否对体系的功能感到满意，美国的遗产保护都是较好的体系。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社会，广义的遗产保护道德规范似乎更加深入人心。更多人的想法是，追求更加干净和美观的工作及居住环境。《1966年国家历史遗产保护法》在美国国会通过后已过去了40年，最后一种观察结果是它至今仍然颇具影响力。1966年之前，私人领域是保护的主要推进力量，政府则更多侧重保护公用土地，开发我们今天乐见其成的世界一流的国家公园系统。私人领域不仅靠财力、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担纲领导大任，而且为草创的保护运动定下运作的个性化基调，不论是通过慈善活动还是通过少有的就业机会都如此，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国民志愿者的努力。这不由得让人忆起弗农山庄的救世主安帕米拉坎宁汉、威廉斯堡的保护人小约翰D洛克菲勒、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历史地段的创立者苏珊普芮格弗罗斯特和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保护学会的创始人艾米丽爱德华等前辈。甚至在国家级别，即国家信托金体系的早期开发中，私人领域的这种个性化领导方式也让海伦布鲁克成名，她以信托金带薪历史学家的身份不断巡游发表演说和出席各类会议。前面这些都在《1966年国家历史遗产保护法》通过后发生了改变。从此，法律法规的系统取代了保护含义和功能识别的个人见地。例如，现在《历史场所国家登记名册》的监理人、历史保护审议委员会的主席、全国各州历史保护官联席会议主任，以及州一级历史保护官网络，都是已建系统的成分之一，其名头的重要性比该系统的那些在职领导还要大。这并不是说，保护的私人领域传统慷慨解囊——这也是美国独有的——已然销声匿迹了。恰恰相反，私人领域和他们的支持都比以往更加重要。然而，1966年的法案也让拥有保护意识的公共领域更加强烈地关注建设环境的保护，将公共和私人领域团结一心致力于保护的水准，提升到自国家公园管理局创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1916年，当这个内务部新设局级单位的首位总监从私人领域调入该局担任领导时，为了推行保护领域的新计划，他个人还要承担有关的经费。除了前一版序言所提到的人物之外，还有很多慷慨人士为这本书最新一版的发行付出时间和提供资料。我要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USICOMOS）的美国委员会执行理事古斯塔夫阿劳斯能够阅读国民保护的最新章程并发表评论表示感谢，也对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关系总裁和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FAIA）拉塞尔科伊内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以下人士通过国家公园管理局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卡罗尔沙尔，《历史场所国家登记名册》的监理人；布伦达巴雷特，遗产地区国家协调人；苏珊娜考平，巴雷特的助理；查尔斯伯恩鲍姆，历史景观启动事务处官员；芭芭拉巴克斯，通信和公共事务处的负责人；马丁佩尔施勒，美国历史建筑调查计划（HABS）官员；莎伦C帕克，美国历史工程记录计划（HAER）官员和保护技术服务负责人（也是FAIA）；以及安格里莫，建筑史学家。历史遗产保护国家信托金方面，计划项目高级副总裁彼得布林克和业务与财政副总裁格瑞格考贝尔，他们的帮助都很大，也包括办理受托人退出手续的琼梅纳德。南希沙米，全国各州历史保护官联席会议的执行理事；以及约翰富勒尔，历史保护审议委员会的主席，同样大力提供帮助。州一级，罗德尼李特，州历史遗产保护官员和历史与文化项目部主任，在更新州内保护程序开发与统计数据方面，他和他在马里兰住房与社区部的职员都曾尽力为我提供帮助。我对他们的慷慨协助表示感谢。美洲印地安人口耳相传的本土文化和其他方面，马克鲍姆勒，蒙大拿州历史遗产保护官员，和他的职员；以及玛塞勒沙尔法，蒙大拿海伦娜的蒙大拿遗产学会项目执行理事，都提供了全面的信息帮助。建筑保护技术领域，艾美科尔艾夫斯，奥古斯塔水环境委员会的历史保护者，在州历史遗产保护官员伊尔舍特尔沃斯的指导下随时为我提供帮助。这样的热心人士还有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古彻的保护计划信托金主任（也是FAIA）休米勒。建筑保护技术方面，我深表感谢的人士还有：黛安S怀特，益达山出版社社长；约翰G怀特，约翰G怀特协会主席，建筑师；以及大卫G伍德科克，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他们曾参与合理定义保护技术的讨论和研发。此外，我必须提到内森纳波卡，夏威夷州历史遗产保护办公室的文化与历史部门主任；艾米丽帕利亚罗，夏威夷州卡美拉族人；以及普安亚尼毛努，阿拉斯加州朱诺族人。他们看了作者关于口耳相传文化的民族和保护观点后提出了建议，其帮助和贡献都很大！也对摄影师小瓦尔特斯玛林表示感谢，封面照片的拍摄很费时间。《时光永驻》再版前，部分整理工作交给了奥尔良、缅因和夏洛特斯维尔的女子基督会。女士们的忘我投入让我久久难忘！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编辑保罗道格拉斯及其威利出版社的同事们对本书的再版尽心职守，与你们在一起工作非常快乐。谢谢你们！威廉J穆尔塔夫
2004年9月于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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