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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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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欧美现代艺术大师杜尚、波洛克、戈尔基、罗斯科、纽曼、普吕冬、毕加索以及达达主义者的艺术与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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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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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家王瑞芸女士根据多年的研究，以一种类似游客的心情，放眼“艺术”这座城堡，借由杜尚“这个艺术的高枝”，对现代西方超现实主义与抽像主义乃至达达主义等领域的几位灵魂级大师们的城堡生活做了一个透视，并以随笔的形式，对中西艺术文化的差异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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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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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芸，江苏无锡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90年毕业于美国凯斯西方储备大学美术史系。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迄今发表的主要著述及译著有《20世纪美国美术》《美国艺术史话》《杜尚传》《通过杜尚》《杜尚访谈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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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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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现代艺术大师谱系
艺术游戏之人
退其身而身先
美国艺术群英谱Ⅰ
波洛克的悲剧
美国艺术群英谱Ⅱ
罗斯科的痛苦
美国艺术群英谱Ⅲ
戈尔基的弃世
美国艺术群英谱Ⅳ
纽曼的好斗
普吕东“最不幸福”的一生
古根海姆女士的红尘身世
达达主义内幕
毕加索逸事
画布外的格楚特斯坦
东西艺术可能的连接
东方思想对于美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潘公凯的行为艺术
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
谢德庆的行为艺术
仰视和俯视
丹托谈中国画及传统
两位美国朋友看中国艺术界
当代艺术的全球化
裸体教学和人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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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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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游戏之人
“游戏”这个词具有复杂的属性，它可以算高级，也可以算低级。小孩子成天玩游戏不止，那游戏就显出低级，至少在孩子妈眼里是这样，她会一迭声恨道：“玩，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没出息的东西！！”那个“玩”，就是游戏的代名词，简直连得上是罪。
可是，“游戏”走进哲学，身份就不同，比如有一个“美的游戏说”，那颇了得，游戏连着的是美，这时候，游戏就显着高级，表示人做着正事，却又能不拿它太当个事，听着就透出十二分的潇洒，简直要叫人仰望。
那么游戏究竟是好，是不好？这个倒难，说哪一头，都会得罪了人，不如只说游戏的状态，那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无牵挂地放下。总了归齐，游戏就是这么一回子事，不复杂的。
只要人愿意，世上有很多事是可以拿来玩游戏的，玩股票，玩古董，甚至一直可以玩到爱情，但少有听说玩艺术的。爱情似乎还玩得起，往往走了一个，还可以有替补的，艺术倒有些儿玩不起呢，因为艺术关乎着名和利。说来，我们人要的东西也不算很多，差不多就这两件儿。因为要得少，这仅有的一件两件就显得严重了，输不起的。因此我们满眼看见的都是为艺术认真而且奉献的人，奉献青春，健康，乃至身家性命，我们口口相传着艺术大师的种种故事：比如年轻的达?芬奇孜孜地画蛋——那是真刻苦，比如年老的毕加索能在画架前一站五七个小时——那是真勤奋；我们绝少看见拿艺术当游戏的人。因为——真的——艺术不是好玩的！
然而，我们说“绝少”，不是全然没有，艺术史中倒也找得出一个两个拿艺术当游戏的玩家。而且，他们玩起来，还不是一时的，是一世的，那真叫敢玩，会玩，结果呢——还是先不说结果吧，说出来，人未必肯信，不如先看看他们是怎么玩的，自自然然再把我们带到结果上，这样可不妥当些。
这里要说的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有头有脸的现代法国艺术家——杜尚，一个是无名无位的美国工匠——罗迪。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
生于法国，少年习画，而且成就不坏，二十来岁已成为巴黎绘画界的先锋派画家，属于最早探索立体主义团体中的成员。1913年，他有一件立体意味的作品《下楼的裸女》，在美国1913年著名的“军械库展览”中引起轰动，使得他当时在美国人眼里比毕加索还要有名，他被视为最出色的欧洲现代画家。这一切对于一个年轻画家真是顺顺当当，前程似锦。可是突然，他一下子中止了这个前程。不是他的身体出了毛病，也没有失恋之类的打击，更加没有事业上的任何不顺遂，契机只是件小事：他的一幅作品送展览时，评审人希望他稍稍作些改动。那绝非声色俱厉的批评，更非断然拒绝，因为评审人跟杜尚的哥哥是朋友，而且这个要求是请杜尚的亲哥哥向他转达的，算得温和有礼。杜尚当时听了也并没有火冒三丈，只是“一言不发”，乘了出租车去把那幅画取了回来。但此事让他决定不再跟这些现代艺术家们一起玩了，因为跟他们在一起，艺术显得越来越不好玩了。
“那时立体主义不过才流行了两三年，他们已经有了清楚明确的界线，已经可以预计该做什么了，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愚蠢。这件事使得我冷静了。我对于这些曾认为是自由艺术家们行为的反映是，我离开他们去找了个工作，我成了巴黎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
杜尚一个人躲到边上，做了图书馆管理员，想什么着呢？他没要怎么着，他只想“不怎么着”。他进入艺术，只是想照自己的意思做点儿什么，并不想拿艺术给自己谋求什么。“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什么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没有打算，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这是个典型“玩玩”的心态。
他这种态度真是有点“不端正”。当时和他在一起从事现代艺术的画家们可没人这么想，因为艺术真的轻视不得，我们只消来看一个事实：在20世纪初期，巴黎的艺术家正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西方艺术的转型期，只在二三十年中，许多籍籍无名的画家一跃成为大师，其过程简直就像个魔术。比如，在1890年左右，人可以在巴黎画店的箱子里随便翻出一张德加的单色版画，只要10个法郎就能买下，即使在1895年，马奈画的大幅肖像画，2000法郎还找不到买主，而凡?高的画在1897年，500法郎一张也卖不出去。塞尚的画在1897年，五张油画放在一起才卖出了900法郎。然而到了1910年，德加画的《芭蕾舞女》，已经卖到了43万法郎一张！艺术家的暴发走运几乎像火箭升空，想想也让人心痒难耐。当时恰好又是艺术上的“乱世”，谁都可以拉大旗造反，闹好了就能一夜成名。结果弄得当时欧洲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个新流派出来。只看巴黎1910年的独立沙龙展，竟展出了6000件作品，那是多大的声势，多浓厚的渴望啊。退一步说吧，即使一个艺术家没有能耐独创新风格，跟着上船也行，人多势众，推波助澜，落后便可以一起在船板上分胜利果实，忝列于美术史的“XX主义”标签之下，落个小名家什么的当当，也挺不赖。那个时候，巴黎艺术界人人都像一支快要离弦的箭，准备着往各个不同的方向飞出去，在艺术上大捞一把。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杜尚这种人居然“没有打算”。他是说说而已吧？
的确有很多人对杜尚非常不服气，觉得他后来在艺术史上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享有那么大的名声，哪里会是无意的。这是拼命有意都难求的事，怎可能被他无意无为就轻易得手了。他八成是在装模作样吧，虚伪！
话说到这里就难了，人的思路要走深一些才行，我们有世道，有天道，就世道来说，一切须得有为，才可以成就；就天道而言，却正和世道相反，一切须得无为，才可以成就，老子早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道德经》中从头至尾劝人无为，而无为后的结果必有大成就，想小都不行。杜尚后来被世人看重和抬举的成就便是从无为里生长起来的。我们若一味以己度人，囿于“世道”看“天道”，自然就死活看不明白杜尚一生所呈现的独特风景。
总之，我们都看得到，把事情做成游戏的状态，先要有个前提：无求。从杜尚一生的形迹看，他的确是生性散淡之人，对名和利的欲望少到几乎没有。在物质上，他一生什么也不积累，“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不必做太多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他果然身无长物，住处“简单得像象个船舱”；出门旅行不带任何行李，只把两件换洗的衬衫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在名声上他也不作任何积累，在他年轻时主动退出立体主义团体后，从此不加入任何艺术团体，从不标榜自己，从不为自己做宣扬，从不主动参加展览，他对自己的一生一无所求。他自述：“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存在。”
唯有到了这个地步，人才能完全轻松，唯有真正心地轻松，才有兴致去游戏，而且一切皆可成为游戏。杜尚对于艺术的态度完全是放松的，他若要做个什么，可不存什么“创新”、“革命”一类的严肃念头，那就沉重了。杜尚才不肯受那个累。他做的任何独一无二的作品，其主要动机是好玩，“好玩”和“消遣”是他常挂在嘴上的词。比如他在1913年做的“自行车轮”——把自行车轮装在凳子上，他这件东西一不小心居然成为西方艺术史上第一件“动态雕塑”。可这么件重要作品，对杜尚而言“那只是个消遣。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做它，或者任何意图要展出它，或者用来说明什么。不，没有这一类的事。”
他的第一件“现成品”——在一张风景画片上加了两个点，起名“药房”，也“只是我脑子里的一种消遣而已。”，结果，他的现成品又是一“不小心”，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对艺术改弦易辙的革命。他还有一件作品，《罐装的偶然》，是把三根形状奇怪的尺放进一只盒子里，那三把尺是根据三根玻璃丝自由落体的偶然形状做成的。这的确等于是把偶然装起来，“这个主意让我觉得好玩，……我总是由‘好玩’的想法来引导自己做事的。”
杜尚的确如此，一切出于兴趣，他画《下楼的裸女》，是因为“没有人画过从楼梯上下来的裸女，这是很滑稽的”
。当他欣赏美国，批评巴黎时，他不说巴黎保守，只说“他们不会找乐”——“巴黎的人总把偶像放在他们肩膀上，他们不会找乐，他们从来不会说：‘我还年轻，我可以做我想做的，我可以跳舞。’”当他说到达达主义的愤怒和进攻性时，只说，“当你想要进攻时，你就不能发笑了。”
杜尚一生就是这样玩过来的，什么负担都不掮在肩上，他不光不需要家室，也不需要工作——他只在需要钱时，去做一点点事，比如给美国的阔小姐们教法文，物质上的开销极小，以便保持自己自由。有了他认为好玩的想法，他就做个作品；没有时，他就玩棋。他一生“深深地被下棋吸引有40到45年之多”，他在棋上下的工夫远比在艺术上下的工夫要多得多。他那么迷棋，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社会化的打算，这是下棋的最重要之处”。而艺术家们的社会化打算往往十分明确，而且十分强大。因此他“和艺术家混在一起，使我不大开心”
。而“棋手中的情况比艺术家的情况要叫人好接受得多。棋手们是一群迷迷瞪瞪的人，两眼一抹黑，戴着眼罩，在某些方面有些像疯子，这实际上也是艺术家们所应该具有的，但是通常艺术家们不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下棋让我更加有兴趣。”显然的，下棋既没给他带来过名要有，也只在一小撮棋手中间，更没给他带来过一分一厘的利，可是这有什么关系，他又不在乎这两件东西，要是在乎，他就不是杜尚了。
能这样真正游戏人生的人的确不大多见，采访过杜尚的一位法国人卡巴内叹道：“在那个年头，当时的画家们都成群结党，互相交换他们的研究发现，错误并且友情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让我吃惊的是您却需要自由，您的格调让您保持距离，并隐退。除去您受到艺术风格的短期影响外，您保持的距离不仅是为了和运动、风格、观念分开，而且还和艺术家们分开。”
杜尚和艺术和艺术家分开、保持距离的理由是：“反对所有这些小心翼翼的盘算，一堆非常逻辑化的原因：我是该选择绘画，还是该选择别的。是做一个搞艺术的人，还是去结婚，有孩子，有房子……”
情形很显然，所有那些小心翼翼的盘算，都会破坏人游戏的心情。若无法游戏，一切事情都会变得严重，而且沉重。那真是弄到很不好玩了，人生若是不好玩，我们为何而来？
因此杜尚的选择是清清楚楚的，合情合理的。在寻常世人眼中，他不要名，不要利，活像个大“傻帽”，对于他自己却是很“划得来”，他自己过得轻松愉快不算，他也是一“不小心”弄得自己周围的人都喜欢他。据说，凡见过杜尚的人，无一不被他的个人魅力所折服，无论男人女人几乎个个都为他着迷。卡巴内对他说：“普吕东说过您是20世纪最有才智的人。”“罗奇告诉我，您的行为举止非常吸引人。”
由于杜尚保持了自由，他一生都活得潇洒自在，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悠然游戏。而正是由于他有了游戏的心情，才能闲闲地看出了西方艺术中的种种紧张：对于艺术地位的紧张——必须高高在上；对于艺术题材的紧张——必须严肃慎重；对于艺术家的紧张——必须优于常人。他就好笑起来，说，“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说不意味着任何东西”；他还笑道：“我不觉得艺术很有价值。是人发明艺术的，没有人就没有艺术。所有人造的都没有价值。”他笑过了，就找来个小便池，签上名，说，这也可以是艺术。这个举动引发了西方艺术中的强“地震”，把天都翻过来了。
信不信由你，越是不拿艺术当个事，越容易获得力量，越看重艺术，效果往往相反。如果背着“理想”，“使命”，“信念”，“创新”等等要求，那等于背着一堆重物，能走得很远吗？
通常一个游戏者总是不具备攻击性的，因为玩嘛，实在就没啥重要了。杜尚能一路玩过来，正是因为他一向感到：“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这是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能这么说只因为他看到“本来我们这个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就是小而又小的一点，人们又老要摆出一种权威的面孔，这一点难道不够让人觉得好笑吗？”整个事情好像也就这么简单。因此这个艺术史上的大“玩家”，虽然一不小心做成了西方艺术最大的“颠覆者”，“破坏者”，但他从没有让自己摆出一副造反派的腔调，更没有让自己显得象个“嬉皮”嘴脸。他的外表非常优雅，秀骨清相，彬彬有礼，衣着合体。他一生中从不攻击别人，也从不与人争论。对于不赞同的事，他用避而不谈一法来躲开。他总是能得体而礼貌地接受他并不喜欢的一些事：出席开幕式，给讲座，接受采访……他说“接受和拒绝是一回事。”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于是他游戏一切，当然也包括艺术。一不小心，西方艺术被他的游戏玩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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