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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1 自由就是使限制成为例外
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奇低？
什么是“集体所有制”？
加重税负的必要性解读
道德权威不属于政府部门
节制资本，还是节制权力？
城乡身份推算
大陆新闻立法加速
规则意识与权利意识之辨
自由就是使限制成为例外
反思维稳的“道”与“术”
突破制度转型的瓶颈
网络民意不容轻视
技术性的成就背后
捍卫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
良性互动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问责制如何才能柳暗花明？
“中国式草根民主”走向何方？
房地产政策如何体现分配正义
002 Point of View
Chapter 02 宽容是一种政治智慧
民主宪政是化解中国社会风险的出路
万国旗下的“大曹营”联合国改革之我见
良性违宪也会引发社会危机
如何破解东方家族政治的宿命？
宽容是一种政治智慧
议员都是红脖汉
用真相与和解换取未来
1978 ～ 2008 中国意识形态开放史
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
网络群体事件不必防范
群体抗争与吊诡的解决
民主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网络中的政治话语
打架斗殴的议会和绅士风度的议会
国家战略，公民话题
东亚三国的民族主义之伤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常态政治行为
政府与知识分子应站在弱势群体一边
应在国民意识中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
网络政治参与不可削减
以平常心态对待社会利益抗争
Chapter 03 决定国家历史地位的是制度优势
利益攸关者应有更大的表达权
常委排序很重要吗？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
土地流转是农民的法定权利
“公益律师”的宪政意义
明智地应对农民的地权要求
他们天然具有变革的意愿
改革思考的四个话题
相信农民知道自己要什么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不可久拖不决
透过“茅于轼现象”看社会思潮的两极化
节制资本就是节制权力
决定国家地位的是制度
如果住贫民窟更幸福……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瘆得慌
农民组织走向解体的原因
“土地革命”缘何又起
绿色中国与法治政府
“集体行动困境”下的反腐败
国企高管有什么委屈？
关注民生首先要把农民工当国民
第二次改革改什么？
大部制牵动了什么？
中国是否要对资本进行正义审查？
Chapter 04 发自内心的东西才有力量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一）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二）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三）
仅仅是忧郁
“老大哥”一直注视着他们
“用脚投票”才是真选择
发自内心的东西才有力量
怎样理解舒芜
记忆之战
这个时代的忧患与幽暗意识
“义”与“俭”，经济危机中的非经济因素
004 Point of View
精神甲流——诊断陆、杨抄袭案
“民族柱”的权力美学
对国学的三个质疑
儒家与现代人生
“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
中国需要一个上帝吗？
伊拉克的潘多拉盒子
法国资讯知识力的启示
富人的公益博爱心何在？
如何让贫穷被看见？
人道干涉主义的迷思
“西学东渐”四百年
针对现实不要拿历史陪绑
奖是老的辣
思想与饭碗
杜勒斯给蒋经国的忠告
中国为什么缺乏原创性理论
当“爱国”成为“主义”
儒学欲成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优势和难点
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
Chapter 05 构建两岸互动的游戏规则
台湾两党共治不清不楚
回归十年：香港新的身份认同
构建两岸互动的游戏规则
乐园在香港
香港有多少穷人
游离在香港之外的“北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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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资本，还是节制权力？
□刘军宁
在中国大陆，一直有人用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论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国家主义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找到越来越多的知音。激进的人士更是“重提”马克思的老话：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温和的人士则号召人们“重温”孙中山的语录：节制资本，扶助农工。有人甚至用孙中山的主张来佐证和谐社会的理论，大力论证如何把“节制资本”作为构建的“和谐社会”的有力武器。
节制资本的拥护者，还从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中找到了许多资本必须节制的理由。有人举证说，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给人们的一个教训，是它让人们懂得应该节制资本。还有人指出，看看那些频发的以宝马为代表的豪华轿车撞人事件，就知道中国的资本势力有多嚣张，不节制行吗？甚至有人对国有大电信公司和银行独占机场和火车站的贵宾室，只看贵宾卡不收钱、拒非持卡顾客于门外的做法愤愤不平。从上面举出的金融危机、豪车撞人、认卡不收钱三个例证来看，节制资本似乎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但是，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让我们再把上面三个“力证”展开来看看。关于第一个证据：不节制资本是当前金融危机的肇端吗？我认为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坏账引发的，可以说是两房所造成的次贷危机的同义语。所谓“两房”，是指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与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这两家公司是执行政府住房政策的主要金融工具，其行为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而非资本行为。这两家公司是由政府设立，受政府支持的特殊金融机构。它们在形式上虽然属于公众持股的公司，但却具有准政府机构的性质。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与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有关，但如果“两房”不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也不会引发这么大规模的危机。“两房”的故事告诉我们，更多是要节制以权力自由就是使限制成为例外017
为依托的、政治化的公司行为。要节制资本，先要节制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关于第二个证据，豪车撞人是资本行为，还是资本家及其富二代的非经济行为？这个证据最多告诉我们要节制资本家及其富二代的嚣张行为，而不是节制资本本身。如果因为有钱人及其家人开宝马车撞人，就要求节制资本，那么，是否因为有农民割电线盗墓，有教授抄袭剽窃，就也要求节制种植与节制学术？每个行业、每个阶层都有不法行为，是否每个行业与每个阶层都要受到“节制”？而汽车撞人这种行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已经得到解决。难道要为穷人车撞人和富人车撞人分别制定两部不同的法律吗？
关于第三个证据，作为贵宾室占据者的中国移动、联通、各大银行和作为被占据者的飞机场火车站贵宾室都是国资，是由政府或其代理人直接管理经营，私人资本完全被排除在外。政府把这些行业垄为己有，设置靠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若干家行政垄断公司分割市场，用权力把私人资本完全排除在外。贵宾室的例子，更多是说明在权力的护佑之下，国企寡头对市场的独霸。这个例子其实说明了权力与国资的联姻过于紧密，如何合理地节制权力对国资的垄断，倒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在孙中山所宣扬的“节制资本”中，资本的节制者非国家与政府莫属。拥护孙中山主张的人似乎也默认孙的看法：应该用国家权力来节制资本。问题是，节制官僚资本，还是节制私人资本？如果是节制私人资本的话，我们从上面三个例子中根本看不到私人资本的影子。
也有人解释说，节制资本当然是节制以国资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最大差异就是其中包含国家权力与否。所以，节制官僚资本的本质是节制权力，而非节制资本。在中国，资本之所以常常变得格外张狂、可恶，正是因为它们常常与权力穿一条裤子，假借政治权力之威。所以，在中国，如果笼统地说节制资本，而不指明节制官僚资本以及其中的权力，那是非常误导的。如果节制资本指的是用权力来节制权力化的资本，而目前的权力资本化正是现行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产物，这不是要让犬科动物繁殖出猫来吗？在制造权力化资本的体制下，其所能繁殖出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权力化的资本！如果主张用国家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那无异于把黄鼠狼请进鸡笼。授予黄鼠狼节制鸡的权力，这正是黄鼠狼梦寐以求的。不节制权力而只节制资本，或用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遭殃的必然是私人资本。
其实，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节制资本和消灭资本的历史。数千年的帝制时代一直重农抑商。民国之初，当中国还没有什么私人资本的时候，孙中山就高呼节制资本。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私人资本被节制得一干二净。直到今天，私人资本还是被节制得弱不禁风，长期软骨缺钙，只有扶着权力之墙才能勉强站起来。尽管如此，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
018PointofView
在中国，向资本宣战的战书，一道接着一道，却少见有宣扬节制权力者。在目前中国，如果权钱联姻的制度土壤不铲除，而一味强调用权力节制资本，必然导致权力与资本的婚姻更加牢固，导致资本的频繁洗牌，导致被权力扭曲的资本更加丑陋。用权力节制资本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巩固目前的官僚市场经济。如果只向已经被权力或踩在脚下或玩于股掌之间的私人资本宣战，那是协助狐狸欺负鸡的勇气！到头来，意欲节制资本反而变成维护官僚资本和权钱联姻！
对待资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国家主义的态度，视国家及其权力为全善和万能，资本出了问题，必须用国家权力来节制资本。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态度，用个人的自由为资本勘界，借助资本自由用资本约束资本。像权力一样，在市场社会中，资本是一种相当重大的社会势力。限制与剥夺资本自由只会加剧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要像对待权力一样，对资本保持一定的警惕，尤其是要防止资本与权力结合，变成空前专横的权力。防止权力专横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像美国联邦党人说的那样，以权力对抗权力，在政府内部分权，在社会上形成多中心的权力，而不是消灭权力或集中权力。同样，防止资本专横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是用资本对抗资本，即鼓励资本自由，让各种资本自由竞争，避免垄断资本，而不是去消灭资本。
目前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完整、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最强大的还不是资本，而是政治权力。资本之所以专横正是因为它与权力联姻，倚仗权力。只要资本自由，资本之间就会有抗衡。资本若是不自由，就只能倚仗政治权力，狐假虎威，因与权力联姻而变得不可抗衡。因此，政府的职责是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资本自由地公平竞争，让舆论自由地监督资本，让法治解决与资本有关的冲突，而不是让政府权力进入私人资本，实行权钱联姻。要慎防“有难题找国家”的那种主动诉诸国家权力的国家主义陷阱。中国当今的主题，是制约权力，而不是节制资本！总结起来就是，促进自由，保障权利，发展资本，抑制权力。权力必须用权力来抗衡，资本必须用资本来制约。
宽容是一种政治智慧099
民主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郭铁成
提出“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这种问题，自然不能说有错，但总觉得有些“文不对题”。因为“民主”并不是“好”或“坏”、“有用”或“没用”的问题，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渴望，一种需求。正如吃喝拉撒睡，正如人的七情六欲，你说它们“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我们需要它们，是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它们，一旦离开，生命就要受到致命的阻遏。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它，它就是再“好”、再“有用”也与我们不相干。也许有人会反驳我：“民主”的要求属于历史；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主义，没有民主，国人也照旧过来了，怎么能说民主是人生命的需求？当然，民主作为人生命的需求，并不如吃喝拉撒睡、七情六欲那样简单，它是人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精神需求。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个性、主体、自我这些个体性的觉醒。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启蒙运动时期蔚然成风，在中国则要晚到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形成一个高潮。陈独秀的一段话对于这种“觉醒”的表述是最清楚的了：“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于是他揭橥了“民主”的大旗，尽管此时他对“民主”的要义还“不甚了了”（胡适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民主首先都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就是说，人类并不是根据民主“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来建构“民主”的，而是依据实际需要有了民主实践，才渐渐有了理性的认同和理论上的研究、探索和明彻的表述。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的自觉建设。
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今天，人们对民主理论上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再重复这些已经成为人类常识的理论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把民主的问题还原100PointofView
为实在的生活。在这里我愿意引用龙应台女士的一段表述：“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所以，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只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好东西”、“坏东西”的问题，“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见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是你觉悟的个体生命一刻也离不开的生命需要。这也可说是民主的“实质”。当然可以研究实现它的各种途径（包括程序正义的问题），但这种“实质”，却是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你如果有兴趣特别想分解一下，也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就是自由、人权、平等、多元、法治。于是我们又可以说，民主与这些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说到家它就是这些价值在体制上、制度上、方式方法上的体现。即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脱离这些价值谈“民主”，必定越谈越不得要领，甚至到民主精神的反面去。
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30年间，尽管用“阶级论”解构“民主”，把“民主”与“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并以“无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实践取而代之，但粉碎“四人帮”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要求与“五四”曾经高扬的“民主”大旗联系起来。这时，我还可以说，因为几十年“断裂”的缘故，有关“民主”的真义，国人还是“不甚了了”，有关“民主”的理论更是思想上的空白，但有一点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他们要过一种生活，这生活就是为了活命，他们要一点生产上的自主权（可以想一下，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为“包产到户”所按下的血手印）；这生活就是不会因为“出身”而被剥夺生活基本的权利，不会因为有一点个性和独特性，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加以批判，因为发表一点意见和观点，就沦为“阶下囚”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读书、求知就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因为做学问、有学识，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生活就是偌大中国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天是一个人的天，地是一个人的地，十几亿人的生命和生活由一个人来操纵，连“共和国主席”都无以自保，死于非命；这生活就是我们至少能活得像个人样，不至于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整日生活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群众”以“革命的名宽容是一种政治智慧101义”光顾你的家庭，抄毁你的书籍，拉你到批斗现场，给你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把你驱逐到“牛棚”，流放到举目无亲的地方，经受“炼狱”之苦的恐惧之中；应该把人们这种有点卑微的诉求叫什么呢？这种生活是不是人的一种起码生命需求？如果承认人这种生命的渴望和祈愿是合理的、正当的，也是不可遏制的，那么怎么实现它？这时，能不接触“民主”——也就是广大人民做自己命运主人的问题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一些貌似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最质朴，也最有力的生活实践，把最生气勃勃、贯注着生命气息的生活抽空为干巴巴的“理论”，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见仁见智”。岂不知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远离真正的学问了。
举个小例子来说吧。1967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造反派”押到中南海的批斗现场，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批斗，又被押回办公室。这时刘少奇“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辞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见刘平平、刘源、刘婷婷：《我们的父亲刘少奇》）刘少奇的“抗议”很有力度，是自身的遭遇让他想到了“公民权利”——也就是民主这个根本性问题。可见“民主”原不是知识分子书斋里的“学问”（只是可惜他的意识晚了一点，如果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就有了这种“觉悟”，并能提出“抗议”，也许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还举个小例子来说明问题。散文家筱敏在《成年礼》一文中，写到自己“1974年深秋的某一天”，在街头读到一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情景：“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读完了它，走出来。接着又回到人群起始的一头，再次从第一个字开始。天昏暗下来，人越聚越紧。有人划着了火柴，这边的一支熄了，那边的一支燃起来（那时的火柴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一个女孩一手扶着一位老者，一手举着手电筒，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半盲的老者听。人群慢慢挪动。离开人群的时候，我才知道下雨了，深秋的冷雨，细细地斜飘着。”
文字是质朴的、动人的，而更动人心魄的，还是那情境。如今，你看到什么书、什么理论产生过如此巨大魅力和感召力的？那简直是一首凄美而壮丽的诗篇！人们不是在读，而是在用生命、用心灵在感悟、在诉说。你可以从那街头的阅读大军中感受到伟大的历史脚步正从暗夜中“咚”、“咚”地走来，悲壮、沉实、充满力度。我也读过那大字报中的文字。今天看，或今天从“理论”上看，自然已不足论，但那大字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文革”的实践出发，点燃了一个蠢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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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心中、被人们用生命和苦难体验着的“问题”。它一下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和理性，打通了历史，让几十年前就飘扬于人们心中，却“不甚了了”的那面“民主”旗帜，一下获得了真实的意义。
筱敏是把读到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视为自己的“成年礼”的。我想，“五四”的“民主”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实际上只有相当有限的“启蒙”意义，真正使中国人成长起来的还是“不民主”的痛苦。经历了种种“不民主”的苦痛和折磨，人们才会切实明白，民主其实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而我要说，一个带着强烈生命尊严感、追求民主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出息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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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内心的东西才有力量□谢泳风俗不能规定，也不能强制。所谓礼仪，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种习惯，它有各种形式。没有仪式，就没有庄严，没有庄严的形式，就没有实在的内容，所以凡宗教都要有一些仪规。不过最高的礼仪，我以为不是表面的规则和程式，而是内化为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这可能是礼仪的最高境界。
礼仪的形成，我们虽然不一定都说得出它的道理，但总有它的合理性和道理所在，凡能在一定时代流行的东西，必有和他时代所相配的基本条件，条件不复存在，许多东西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力了。新时代里的旧形式所以很难超越旧形式本身的规定，主要取决于时代条件。比如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基本没有成功的作品，就是样板戏，也不成功，因为京剧的形式和它表现的内容恰好完全相合，你再把别的内容加进来就不合适，就和你用话剧表现古代生活一样，很难有成功的作品，许多历史剧的生命力受到影响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国学，它本身不完全是纯粹知识系统，它是知识、道德和职业完美统一的东西，它能达到那样的境界依赖三个前提，一是私塾，二是书院，三是科举。私塾保证知识的普及和公正，书院保证知识的承传和精深，科举保证获得这些知识和价值的最后走向。这三者一定是相合的，它的最高阶段就是科举，这些条件在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了，还想让国学大盛，肯定不可能。废科举后，国学就开始衰落，谁也挽不回它的命运，因为时代变了。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把眼光投向西方，这个见识不能轻易否定，五四精英基本都有西方背景，而他们的中学又相当过硬，这样的知识分子作出的选择，不可能是简单的和没有历史感的，我们还没有资格轻言五四精英对历史的感觉和判断，那个时代就把眼光聚焦在科学和民主上，这个历史远见，不是一般的历史见识，而是远大的文明卓见。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感觉到历史的脉动，五四精英永远让人佩服的就在这一点上。贬低五四精英的历史选择，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历史才有的时代错觉。
发自内心的东西才有力量243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一个由旧到新的转变，这是时代的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旧时代的批判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钱玄同甚至说过废除汉字、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这样的激愤言辞。
对这些教授的由旧到新，人们其实不必过于认真，以为他们的从旧到新，就是一个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发现新的就要抛弃旧的，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简单。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比较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他们知道好坏。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钱玄同和刘半农的一件事，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气质。钱穆说：“某年，章太炎来北平曾做演讲一次。余也往听。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倾，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面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非咄嗟间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
许多事，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但看他们的初衷，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办坏的，事情没有向他们想的方向发展，这不能怪他们。所以对于五四精英的言论，我们总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评价，方能较为接近实际，也比较合情合理。传统中的好东西，没有人为了追求新就一定要抛弃，他们的过激话，往往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已。
构建两岸互动的游戏规则335
游离在香港之外的“北岛”们
□严飞
前些日子和《明报》副刊主编马家辉聊天，话题不自觉间扯到了北岛。这位中国当代朦胧派诗歌的领袖，自上世纪80年代末移居海外以来，一直以教授诗歌、创作散文为生，并和整个华语文学界维持着一点点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北岛曾把自己的这段生活体验写成一本《失败之书》，在书里，北岛通过采撷自己在海外漂泊路上的种种游荡经历，借以来凸显出个人精神历史上的辗转流离，以及灵魂里那似乎无处安放的寂寥落寞，这是一种很大的文人式苍凉。而更大的悲痛却在于，他已游历过了这个世界，却仍然未能完全介入自己所游历的世界。就好像北岛在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里所言：“远方白茫茫水平线这浮动的甲板撒下多少安眠的网？”
去年11月，北岛结束了自己海外的漂泊生活，选择回归华语世界，来到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担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我曾专门跑到该系主页上找寻他的名字，在教师名录一栏里，“赵振开教授”五个字安安静静地排列其间，和他狂放不羁、激愤昂扬的诗歌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北岛的原名是如此的朴素不起眼，以至于如果不是对北岛有着深入的了解，很难有人会在第一眼激动地脱口而出——北岛竟然在香港，就在我们的身边。
类似于北岛这样落叶香港的大陆学者，我们所熟知的就有甘阳、丁学良、王绍光、张五常等人。和北岛依旧类似的是，我们对他们的熟知，也仅仅是建立在我们作为内地读者的成长背景和阅读体验基础之上：他们的言论文章常年受到内地媒体的刊载，那些经典的话语被反复咀嚼而成为流行的文化标签；他们的讲演报告更是风靡内地各大高校，每一次都会掀起众多青年人的热议和追捧。
然而北岛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身处香港，却被香港所遗忘。跨过罗湖桥的这一头，他们的名字只存在于少数学界专业人士口中；而对于香港大众而言，他们的言说闻所未闻，乃至于这些人是谁，都会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里面就产生出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北岛们在大陆的听众远远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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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在香港，他们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去得心应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吗？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即便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是否也应该多出些责任，去用知识批判介入本土社会呢？
如果我们细心地找寻问题的源头，就可以发现居港大陆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一直都未有摆脱研究香港文化史的王宏志所总结出的“王韬模式”：寄居香港，遥望神州，过客心态，何为归属。
王韬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物，因为给太平军上书献计而被清廷通缉，避难香港长达23年之久。羁旅香港，王韬不仅开风气之先在香港办报立书，也以极大的耐心收集香港史料，并以《香港略论》、《香海羁踪》和《物外清游》三篇文章奠定了自己香港“南来文化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但是声名之外，王韬却自述：“嗟我昔年仅能作近游，今乃放眼万里来番州。不因被谤亦不得至此，天之厄我乃非我之尤。”在王韬看来，香港这“蕞尔绝岛”只是自己万般无奈无处可依之下的暂居之所，再加之饮食水土不调，吃饭“饭皆成颗，坚粒哽喉”，吃鱼“鱼尚留鳞，锐芒螫舌”，吃菜蔬“旋漉而入馔，生色刺眸”，又“岂有雅流在其间哉”？
王韬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或者因为远离战乱，或者因为逃避迫害而移居香港。他们在伤感和悲痛之下，逐渐构架成为香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香港虽然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为香港社会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身处的城市，却没有丝毫的归属感，毕竟大陆乡土才是他们的归宿。因此，在很多南来文化人的作品中，香港往往成为他们乡国想像中的他者，用来寄托一份思乡忆国的怀旧情怀。他们透过排斥香港这个南方边缘小岛，强化对北方中心家园的浪漫怀想，并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国大陆方为真正的根源命脉所在。
除了这种由历史累计起来的抽离心态之外，香港的社会图景也间接铸造了这些大陆南来知识分子的几许无奈。黄碧云曾对香港有过这样的描述：“这城市何等急速，连一滴泪流在脸上的时间也没有。”用更通俗的话说，这里不是一个对学术、对文化、对知识分子有兴趣有包容的社会。香港社会的弊病已经被批评得太多，以至于奉行经济效益、追求社会指标这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已经理所当然地被贴为香港人的标签。往好的方面说来，这是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拼搏基础，但是这也同时给整个社会的人文内涵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常说的香港是个文化沙漠，不是因为香港缺乏绿洲，而是香港人为了赚快钱，把树都砍光了。其结果，不仅导致像北岛这样的外来知识分子对参与香港的热情度降得非常低，就连香港本地文化人都要纷纷北上出走。
香港迎来了北岛，这是香港的幸运；然而一个安静几无人知的北岛，却是香港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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